老舍
世人皆知郭沫若于抗日戰爭爆發后的那個“別婦拋雛”的壯舉，但很少有人關注過老舍也曾有過同樣的拋妻別子的行動。
那是1937年11月15日的黃昏，濟南的上空突然出現了三道紅色的閃電，緊接著便是三聲驚天動地的爆炸，齊魯大學院內的樹木被震得搖晃不止，片片葉子如同雨點般簌簌而下。38歲的老舍戀戀不舍地將身邊的一雙小兒女緊緊地擁抱了一下，然后又深情地望了一眼正在床上為懷中嬰兒哺乳的妻子，便毅然站起身來，拎起了書桌旁那個早已收拾好的小皮箱，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門。——“我去車站看看有沒有火車，如果沒有馬上就回來……”這是他給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話。從此他便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亡生活，也是他舍身投入抗日救亡斗爭中去的八年生活。
文協會刊《抗戰文藝》于1938年5月4日創刊
讀書人的“氣節”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們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么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一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去。
——這是老舍事后寫下的一段文字。就這樣，他走了，不為別的，只為讀書人心中所堅守的那個“氣節”，那個被他所認為的“最寶貴的東西”。
……車站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車廂里人滿為患哭鬧喧天；為了逃命，不少人甚至爬上了車頂，竟以自己的生命進行一拼。老舍的心在狂跳，但他沒有猶豫，更沒有去兌現離開家時留給妻子的那句話，他硬是用兩塊銀元敲開了一節車廂的窗戶，然后艱難地爬了進去……
他丟下了自己的家，丟下了自己的親人，此時最大的孩子才滿四歲，最小的剛剛三個月。他心里很明白，這一走，無疑將是一次生離死別——一邊是自己前途莫測，生死未卜；一邊是濟南即將淪陷，柔弱的妻子帶領著三個年幼的兒女將不知何以為生。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語因傷別潸成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這是老舍死里逃生后寫下的詩句，讀著它，讓人如何不落淚？讓人如何不聯想起當年蔡文姬離開匈奴時面對親生兒女所寫下的那首《悲憤詩》？但是為了讀書人最珍貴的氣節，老舍同樣拋棄了兒女情長。抵達武漢后他給友人陶亢德寫了一封信：“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拼命地去做事，好對得起她。男女間的關系，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于妻，妻不屬于夫，他與她都屬于國家。”——字里行間是何等的壯烈！
為此，當年的“大兵詩人”馮玉祥曾異常激動地賦詩一首：
老舍先生到武漢，
提只提箱赴國難；
妻子兒女全不顧，
蹈湯赴火為抗戰！
老舍先生不顧家，
提個小箱攆中華；
滿腔熱血有如此，
全民團結筆生花！
老舍的這一出走，毅然決然的出走，其動力無疑來自于他的愛國主義情操。然而與其他人相比，他似乎又更加具有自己的獨特背景：他的父親——一名普通的八旗小兵，即戰死于1900年八國聯軍的入侵；而襁褓中的他，同樣險些葬身于侵略強盜的刺刀。為此他的第一篇習作《小鈴兒》，寫的就是打倒日本、報仇雪恥的故事；而他后來的小說，被諷刺被鞭笞的對象，也幾乎都是那些洋牧師或是吃洋教飯的家伙們。
正因為如此，當日本侵華戰爭的炮火打響之后，老舍的心受到了較一般人更為深切的創痛。他義憤填膺地拿起筆來，將日本強盜的血腥暴行一筆一筆地記錄了下來。這里面沒有了他往日的風格，也沒有了他一貫的幽默，這里面記載的全是血，全是尸體，全是他以“身臨其境”為代價而獲得的鐵一般的“證據”。
這是在濟南——
……不但看見了敵機，而且看見他們投彈，看見我們受傷的人。到我快離開濟南的那天，自早七時至下午四點，完全在警報中。三架來了，投彈，飛去；另三架又來了……如是往還，安然自在，飛得低，投彈時更須下降，如蜻蜓點水；一低一斜地，就震顫了。
這是在武漢——
（1938年）7月12日，急速的成功了好幾座地獄。民房、鋪戶、防空壕，都在那巨響中被魔手擊碎，瓦飛了，磚碎了，器物成了煙塵；這還都不要緊，假若那瓦上、磚上，與器物的碎屑殘片上沒有粘著人的骨，灑著人的血。啊！電線折斷了，上面掛著條小孩的發辮和其他的器物……
7月19日，我躲在院外，彈落之處，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彈時那種吱忽吱忽的呼嘯，是我平生所聽見過的聲音中最難聽的。沒有聽見過鬼叫，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為呼召著人魂，那天死傷過千！
這是在重慶——
（1939年5月4日）七時了，解除警報。由洞里慢慢出來，只見滿天都是紅的。這紅光幾乎要使人發狂，它是以人骨、財產、圖書為柴，所發射的烈焰。……腳底下是泥水，碎木破磚，焦炭斷線；臉上覺到兩旁的熱氣；鼻中聞到焦味與血腥。磚柱焦黑的靜立，守著一團團的殘火，像多少巨大的炭盆。失了家，失了父母或兒女的男女，在這里徘徊，低著頭，像尋找什么最寶貴的東西似的。
……
漢口總商會。1938年3月27日，文協成立大會在此舉行
盡責盡力的“小卒”
“文協”的全稱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它成立于1938年的3月27日。它的成立，標志著戰時的文藝界終于有了自己的組織，標志著全國各派作家開始以集體的力量為抗日戰爭服務，更標志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告成。當年親自部署與領導這一工作的周恩來這樣稱頌它：“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老舍的心情也同樣不例外，他在《我們攜起手來》一文中這樣寫道：“分散開來，他們也許只能放出飛蚊的微音；聯合起來，他們定能發出驚天動地的怒吼——大家‘能’湊在一起吶喊，就是偉大！”
為此，他徹底改變了以往的性格——“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而是挺身以出，擔當起了從今往后必須“見生人”、必須“辦雜事”、必須“出頭露面”的總務部主任，也就是文協于事實上的總負責人。在入會的誓詞上他是這樣說的：
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做的一切，我確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贈給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這是新的機械化部隊。我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隨著出師必捷的部隊去作戰，腰間至少也有幾個手榴彈打碎這些個暴敵的頭顱。你們發令吧，我已準備好出發。生死有什么關系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
老舍的人生，從這一天開始譜寫出了新的篇章；老舍的歷史，從這一天開始閃爍出了燦爛的光芒。……一年又一年，一屆又一屆，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老舍在文協的領導崗位上連選連任，一干就是將近八年！舒乙對自己的父親充滿自豪與敬仰，他寫道：“老舍的決定由跨出濟南常柏路2號門檻的那一剎開始，使他由一個教授、學者、作家，一下子成了一個到處為家的戰士，一個揮舞十八般武器、高舉抗戰旗幟、轉戰大江南北、奮力拼殺的戰士。老舍的決定，使他由單槍匹馬的狀態中走出來，加入了全民抗戰的洪流，成了一個聯絡全國各路文藝大軍的勤務兵，組織成百上千拿筆當槍的文藝英雄，在中華抗戰文藝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的確，這一步對于老舍的一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它的意義不僅體現在結果上，更體現在它那將近八年的過程當中——
首先，這一過程使得老舍獲得了親赴前線的機會，從而使他親身體驗到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激情。
那是1939年的6月，老舍報名參加了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這一次的時間將近半年；這一次的行程兩萬余里，歷經川、鄂、豫、陜、寧、青、甘、綏等十余個省市、五個戰區，可謂遍及了小半個北中國的一次長征。文協沒有錢，老舍便自酬行裝，其“征衣”竟是一件灰不灰、藍不藍的中山裝，被友人笑為“斯文掃地的衣裳”。這一路不僅山高水長，而且險象環生，老舍自謂命大，竟然是三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河南陜縣，慰問團遭到敵機轟炸，險些丟掉性命；第二次是在陜西黃龍山中，公路橋年久失修，橋面突然斷裂，汽車墜入山澗，幸有密林支撐，方得死而復生；第三次是在由陜北秋林返回宜川的途中，騾隊正在渡河，山洪突然暴發，向導棄騾而逃，只剩老舍一人被困在了齊鞍深的洪水之中，幸而騾子喜群，擠成一堆，前擁后擠，終于被沖上了堤岸……后怕嗎？還真的不能不承認——這畢竟是一次對于生命的挑戰，是一次對于心靈的搏擊。但是老舍卻這樣看待它們：“在大時代中，專憑著看與聽，是不能夠了解它的，是不能明白事態中人物的情感的。看別人荷槍赴前線，并不能體念到戰士的心情。”為此他要舍身一拼，他要義無反顧；不求別的，只求通過這樣的機會，腳踏實地地同民眾接觸，同戰士接觸，同祖國的山川大地接觸，以使自己更加深刻地了解抗戰，了解中華民族的精髓之所在。
一路上，車聲炮響，
并掩不住抗戰的歌唱：
在城鎮，在塞外，在村莊，
中華兒女都高唱著奮起救亡；
用頭顱與熱血保證希望，
今日的長城建在人心上！
到處，人影旗光，風塵浩蕩，
我遇上中華的鐵漢開往前方；
任憑烏紗嶺上的積雪十丈，
還是瀚海里的亙古饑荒，
都攔不住健兒的前進，健兒的歌唱……
這是老舍在《劍北篇》中寫下的詩句，而這樣的詩句，老舍以往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如此的一番經歷，不僅讓老舍真正尋找到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也為他后來能夠成為一名“人民藝術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這一過程使得老舍能夠獲得機會進行各方面的鍛煉，并逐步成長為優秀的領導者與組織者。
抗戰爆發之前，老舍只是一名書生，一名十足的書生。他曾經自動辭去了收入頗豐的“勸學員”的職務，為的是不與官府“同流合污”；他也曾經自動辭去了受人尊敬的齊魯大學的教職，為的是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寫作。他稱自己是一個“喜靜的人”，是一個“喜清潔與秩序的人”，他的“理想”并不高，只要一張“干凈的桌子”，一副“合手的紙筆”，還有一園“可愛的花草”。然而，當文協的重擔落在了他的肩上之后，他沒有推卸，慨然相承，而且一干就足足干了七個多年頭。
老舍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那是眾人皆知的。——第一，文協最早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并且多次組織各種形式的戰地訪問團或慰勞團，深入民眾和軍隊，深入前線和后方，極大地促進了文藝與抗戰的結合；第二，文協大力支持并發動作家為前線將士創作各種各樣的通俗易懂的文藝作品，極大地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發展；第三，文協始終注意開展多方面的聯誼活動，并在全國各主要城市（淪陷區除外），如成都、貴陽、桂林、昆明以及延安、香港等地建立了分會，既加強了文藝家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又使得這一組織嚴密有序步調一致；第四，文協堅持出版自己的會刊《抗戰文藝》，它不僅是抗戰期間壽命最長的一份刊物，而且成為抗戰之中文藝界的一面鮮艷的旗幟，就連老舍自己也美不自禁地夸贊道：“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并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這一系列的繁重工作中，老舍不僅親自執掌帥旗，而且處處率馬以驥。比如說在發動援助貧病作家的運動中以及為前線將士募捐的活動中，都是他親自起草呼吁書，甚至獻字獻稿進行義賣；在組織作家參加戰地訪問團或慰問團的過程中，同樣是他帶頭報名，跋山涉水，不辭勞苦；在發動作家為士兵編寫通俗讀物的活動中，又是他帶頭當教員，帶頭寫作品，他創作的鼓詞《抗戰一年》，竟于一天之內散發了一萬多份；在聲討周作人附逆投敵的斗爭中，依然是他親自撰寫公開信，代表文協公開進行戰斗……
對于自己的成績，老舍從不宣揚。胡風曾感動地說：“要他賣力的時候他賣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時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時候他委曲求全”，充分表現出了“舍己的胸懷”。茅盾的評價亦是如此：“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界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了。”
第三，這一過程使得老舍能夠獲得機會與共產黨人密切接觸，從而使他對這一政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老舍與毛澤東的接觸，是通過北路慰問團抵達延安而獲得的機會。那天他不僅在各界的歡迎大會上見到了毛澤東，聆聽了他的講話，而且在招待宴會上還與他并肩而坐。毛澤東舉杯向老舍敬酒，他一飲而盡，并起身回敬道：“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是一個人，毛主席身邊則是億萬人民群眾啊！”酒宴結束后，老舍禁不住又表演了一段京戲清唱，以表達自己對革命圣地及革命領袖的熱愛。
回到重慶后，老舍寫下了一首數千行的長詩《劍北篇》。他記載下了作為戰地慰問團的一名成員在西北的全部經歷——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其中尤其記載下了他對延安的認識：
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間，
燈光閃閃，火炬團團？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是呀劫后新創的：
山溝為市，窯洞滿山，
山前山后，新開的菜圃梯田；
聽，抗戰的歌聲依然未斷，
在新開的窯洞，在山田溪水之間，
壯烈的歌聲，聲聲是抗戰，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兩岸！
轟炸的威風啊，只引起歌聲一片：
唱著，我們開山，
唱著，我們開田，
唱著，我們耕田，
唱著，我們抗戰，抗戰，抗戰！
1942年，馮玉祥(前排站立左五)、老舍(前排站立左六)
心中的“八方風雨”
在重慶，與老舍有著更多接觸的是擔任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的周恩來。他不僅密切地關注著他的寫作——經常來看他寫的戲，給他的劇本提出寶貴的意見，而且還無微不至地關心著他的生活與安全——他曾一再叮囑身邊的報童：給先生投送《新華日報》時，一定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以防引起特務的注意。對于老舍的工作，他更是自始至終給予全力的支持——他曾經這樣向眾人說道：“文協的事務一定要老舍來主持，別人都不如他合適，由他出面最好！”
也正因為這一切，老舍曾一度被國民黨的要人們抓住了“把柄”，并以此威脅道：“你可要提防被人利用啊！”老舍哈哈一笑，他的回答既干脆利落又鏗鏘有力：“我被誰利用？我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戰！我看你們也應該叫老百姓利用利用了！”那是抗戰結束后，老舍為自己的這段經歷作了一個總結：“這幾年，我別的長進也許不怎么大，但是非曲直總算看清楚了：救中國還得靠這個——”說到這里，他用手指比劃出了一個“八”字。
無庸回避，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上，老舍更多地是被當作了一名虛心接受改造的舊知識分子的代表。在此之前，他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不懂得應當如何去革命；他所追求的只是一種恬淡的生活，一種與世無爭的寫作。是八年的抗日斗爭——準確地說，是他毅然跨出濟南常柏路2號門檻的那一刻開始，是他毅然投奔到革命的隊伍中來之后，才真正地成熟起來。他曾這樣總結自己的感受：
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卷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什么是他的“興奮”？什么是他的“風雨”？老舍是一名作家，作家的內心情感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作品表現出來。抗戰期間老舍的創作頗豐，小說、散文、詩歌、劇本、通俗讀物……應有盡有，可謂一名響當當的“多產作家”。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還屬那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那部被他自己稱作是“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的《四世同堂》。
這部長篇巨著將近80萬字，動筆于1944年元月，完稿于1949年秋，由《惶惑》《偷生》《饑荒》三部分組成。它以淪陷的北平為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為主線，真實而又形象地描繪出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戶為代表的各個階層、各色人物的浮沉榮辱、生死存亡。這里有日軍鐵蹄下廣大平民的悲慘遭遇，亦有古老、寧靜的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恐與震撼，更有百姓們面對強敵憤而反抗的英勇無畏。有人說，它是一部史詩般的宏偉巨制；有人說，它是作者劃時代的不朽作品。
北大教授錢理群是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名學者，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中對該書的作者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說：“老舍早期作品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俠義行動為善良的平民百姓鋤奸，從而獲得‘大團圓’式的戲劇結局。這不僅顯示出老舍的真誠、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隨著生活的發展，老舍的創作也在深化。特別是抗戰時期所寫的《四世同堂》里，自覺地從對傳統文化、民族性格潛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尋找民族振興的理想之路。老舍在小說中明確地指出，傳統文化‘是應當用篩子篩一下的’，篩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幾塊真金’，這種‘真金’，就是‘真正中國文化的真實的力量’，雖然也是‘舊的’，但‘正是一種可以革新的基礎’。……這矚望于未來的眼光，標志著老舍的創作隨著時代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的確，這正是《四世同堂》的精髓之所在——經歷了“八方風雨”的老舍，開始從民族心理，從文化傳統，從歷史所賦予的內聚力上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了。在作品當中，他一方面回答了中國的抗戰為什么會取得最終勝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了偌大的一個中國為什么竟會讓小小的日本收拾得如此之慘的真正內涵。為此，這時的老舍不再是以前的老舍了，這時他筆下的“北京文化”也不再是以前的“北京文化”了。
民族，帶著鞭痕，悲壯地生存著。
國家，帶著創傷，驕傲地屹立著。
人民，帶著鮮血，頑強地站立著。
正義，帶著它的莊嚴、神圣和人道，光榮地戰勝了邪惡、侵略和野蠻。
這是胡絜青和舒乙為《四世同堂》所總結出的基調。的確，此時的老舍對他筆下的人物不再含有悲憫和遺憾了，此時的老舍對他筆下的社會不再含有惋惜與眷戀了。這一重大的變化，不僅一改他以往作品的基調與色彩，也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史冊上留下了清晰的記錄。而作為先后兩次被拍成電視連續劇的這部小說，更是在中國的觀眾中無不家喻戶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