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有一個駐扎在皖南的軍部，皖南事變后又在鹽城成立了新軍部。這兩個軍部有些什么不同？在新四軍重建軍部70周年的今天，比較一下兩個軍部，對了解新四軍的歷史，會有幫助。
隸屬關系不一樣
新四軍軍部始建于武漢，充實于南昌，移駐于皖南巖寺，定駐于皖南涇縣云嶺，史稱皖南軍部。葉挺軍長最初是蔣介石任命的，共產黨任命的領導干部也是經國民黨當局核準的。新四軍的編制、經費、集結時間、地點、軍部駐地的確定，是國民黨當局批準的。新四軍隸屬于國民黨第三戰區。人數是經國民黨三戰區派員“點驗”過的，軍事上聽從三戰區的指揮，向敵后開進路線，在蘇南、皖中、皖南作戰區域的劃定，都是國民黨軍當局規定的。而且規定不準越界行動，不得擅自擴充，不得建立政權等。實際上是捆住新四軍的手腳，派到敵后，讓其自生自滅，或借日軍之手消滅之。
鹽城軍部是在1941年1月皖南軍部在國民黨制造的事變中覆沒，蔣介石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后，由中共中央于同年1月20日宣布重建的，陳毅代軍長、劉少奇政委以及其他領導人，均是由中共中央任命的。新軍部是國民黨當局不承認的，也就是說不再受國民黨當局指揮和限制了。部隊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以及各部的作戰地域都是自主確定的。除繼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新四軍可以放手發展抗日武裝，獨立自主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
駐地環境不一樣
皖南軍部駐在國民黨控制區，面對日偽控制的長江，左右背后是國民黨三戰區重兵環伺。駐地群眾雖擁護新四軍，但各級政權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不允許新四軍建立任何抗日政權。三戰區還派出名為“聯絡員”，實為特務常駐新四軍軍部。新四軍軍部的一舉一動完全處于三戰區的掌控之中。在國共關系較好的抗戰初期，這里比較安全；但隨著抗戰轉向戰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懾于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的發展，改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時，這里就成了最不安全的駐地了。
鹽城軍部駐在敵后抗日根據地，便于直接領導和指揮各師的作戰和根據地建設。盡管處在日偽頑夾擊的嚴峻形勢下，既要對付日偽軍的掃蕩和清鄉，還要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但有人民的掩護和支援，有廣闊的根據地可以回旋，總可以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如1941年7月日偽軍對鹽阜地區發動大規模掃蕩時，軍部主動撤離鹽城，在阜寧縣境流動指揮部隊反掃蕩。當敵人準備集中強大兵力掃蕩在鹽阜地區活動的新四軍軍部時，軍部1942年12月從阜寧停翅港悄悄轉移淮南黃花塘，繼續指揮華中抗戰，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而皖南軍部明知國民黨軍虎視眈眈，處境危險，還擺了大攤子，在云嶺住了兩年零四個月，以致遭國民黨暗算而覆沒，這是血的教訓。
經費來源不一樣
皖南軍部吃飯、穿衣、武器、彈藥均依靠國民黨三戰區供給，葉挺軍長根據計算新四軍每月經費需要16.5萬元，國民黨軍事當局何應欽只批準6.5萬元，相當于國民黨軍一個丙等師的經費。經軍長葉挺多次交涉，后來經費增加到每月9萬元，還不能按時發放。葉挺軍長在《紀念新四軍成立三周年》一文中說出了新四軍當時的困境：“餉款不濟，軍食不足，軍裝不備，彈藥不充，槍械不補。”為幫助新四軍解決經費困難，葉挺夫人李秀文拿出父母的養老金，到香港、廣東購買了3600支手槍，裝備特務營、教導隊和部隊干部；還購置200架望遠鏡配給團以上干部。1940年葉挺派華僑戰士陳子谷赴泰國向華僑募捐，陳子谷把在華僑中募集的6萬元和自己繼承遺產的20萬元，一起交給軍部。6萬元解決了軍部上萬人的冬衣經費，20萬元解決了全軍兩個月的伙食供給。中共中央1939年9月17日的一份電報中曾指出：“新四軍彭雪楓、李先念支隊及鄂東第五、第六大隊，均系由地方黨創造的抗日部隊，雖經多次戰斗，但至今未能取得國民黨之正式承認，與軍部關系亦不密切，部隊給養均仰給地方?！笨梢?，有了武裝，沒有政權，是難以生存的。新四軍要向國民黨討飯吃，是很難的。
鹽城軍部成立后，國民黨方面斷絕了對新四軍的一切供給。新四軍就靠各根據地的民主政權收取田賦公糧和商業稅收來保障供給。而且還能擠出一部分經費支援延安總部和華北八路軍部隊。如1941年9月，一次就慰勞華北八路軍100萬元。1944年1月，給中共中央送去金器200兩并偽幣300萬元。還能在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的基礎上，節省一部分糧款救濟受災百姓。1943年9月，接濟華北救災款1600萬元。同年11月，送山東救災款偽幣400萬元。
軍政首長關系不一樣
皖南軍部軍長葉挺和副軍長項英(實為政委)，因在對待中共中央的方針路線的認識和態度不同，產生分歧；項英把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葉挺當作統戰對象，軍部的一些重大決策不與葉挺商量，以致葉挺難以施展才能而兩次出走。在皖南事變中，葉挺關于新四軍向東轉移路線、集中力量攻打星潭等問題上的意見，均未被項英采納。軍部在皖南事變中失敗得這么慘，這跟葉、項不協調不無關系。
鹽城軍部代軍長陳毅，政委劉少奇，他倆從1940年11月擔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代總指揮和政委起就合作共事，劉少奇側重黨的建設、政治工作、干部配備等；陳毅側重軍事建設、作戰指揮、統戰工作等，配合默契。劉少奇離開華中，饒漱石代理政委后，在整風期間雖然發生了饒漱石逼走陳毅的矛盾，但由于毛澤東從中調解，沒有影響部隊工作；劉少奇、陳毅在延安繼續指導華中和新四軍的工作。
主要領導人對待中央路線方針態度不一樣
皖南軍部主要領導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向敵后發展，向北發展的方針措施不力，行動遲緩。1940年春，國民黨下令新四軍江北部隊全部移至江南，中共中央洞悉這是國民黨企圖隔斷新四軍與八路軍聯系，伺機消滅陰謀，堅決不同意江北部隊南調?？赏钅宪姴恐饕I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江北部隊南調。中原局書記劉少奇1939年12月初進入華中敵后，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建議八路軍一部南下，江北部隊東進，江南部隊北上，合力解決蘇北問題，而皖南軍部主要領導人則堅持“非獨立行動堅持江南不可”，要求發展和增強皖浙贛等地的工作。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方面，皖南軍部主要領導人不敢放手發展抗日武裝，不敢理直氣壯地反摩擦，不敢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兩個“五四指示”，對此提出批評。在皖南軍部東移或北移問題上，皖南軍部主要領導人以主觀和客觀原因拖延不動。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發出了措辭嚴厲的“嚴責電”，才迫使皖南軍部部署北移的行動。但為時已晚，且在移動中指揮失當，動搖離崗，鑄成大錯。
鹽城軍部臨危受命，重整隊伍，通過一系列會議，檢查總結了皖南軍部以及皖南事變中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皖南軍部在建軍思想上的錯誤。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處于日、頑夾擊的困境中，是新四軍最困難的時期。但由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不斷取得反掃蕩、反清鄉、反摩擦斗爭的勝利；在艱苦堅持中度過了最困難時期，建設和鞏固了抗日根據地，為大反攻作了思想上、物資上和軍事上的準備。抗日戰爭勝利后，新四軍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江南部隊迅速撤回江北，做好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準備，抽調部分部隊進軍山東和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