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摩擦的標志性事件，一直是黨史軍史學界研究的重點事件之一。多年來，對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的研究側重在中共方面，從國民黨方面進行研究不夠。本文想從蔣介石集團在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新四軍北移行動的影響作一些探索。
逼迫新四軍北移的《中央提示案》出籠
國共合作抗日以后，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英勇作戰，敵后抗日根據地迅猛發展。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改編，隨即進至華北抗日前線作戰，到12月底就從3.4萬人發展到9.2萬余人，1938年底發展到16萬人左右。新四軍進入大江南北敵后抗戰時，全軍只有1.03萬余人，6200余支槍，但發展勢頭很猛。第一、第二支隊很快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并迅速向北發展，進入蘇北，造成了足跨大江南北的有利態勢。第三支隊創建了皖南抗日根據地，第四支隊則向皖東皖西方向發展。從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到1940年底的兩年多時間里，華中新四軍對日偽作戰2400余次，斃傷俘日偽軍5.1萬余人，自身也發展到8萬余人。
面對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根據地的發展，國民黨蔣介石很是恐懼，在日軍戰略進攻基本停止，正面戰場趨于穩定，日軍將主要力量轉到占領區對付共產黨之后，國民黨于1939年1月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研究對付共產黨人的辦法，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此后，國民黨高層就如何根本解決共黨問題進行策劃，擬定了最后方案《中央提示案》，其要點有四：一、限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并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長官。”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調赴朱副長官所負責之區域內（即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并將新四軍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斗序列，歸朱副長官指揮”。二、限編。第十八集團軍“除編為三個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外，再加兩個補充團，不準有支隊”。“新四軍編為兩個師”。“師之編制為整理師兩旅四團制”。三、取消民眾武裝。四、取消中共政權。這個方案蔣介石很快就批準了。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國共兩黨開始進行談判，國民黨談判代表將《中央提示案》送達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手中后，周恩來于7月24日飛延安磋商。延安方面雖不反對軍事劃界的辦法，但根本無法接受這個讓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所以提出以華北五省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的復案。蔣介石立即予以拒絕。中共方面退了一步，提出只增加山東及綏遠之一部為作戰區域，蔣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葉挺，要求“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于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所規定之作戰地境內，并對本問題所示其它各項規定切實遵行”。史稱“皓電”。為了配合“皓電”，軍令部秘密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確定第一步以第三戰區兵力于1941年1月底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后轉用兵力肅清蘇北新四軍；第二步以第五戰區兵力于1941年2月底前肅清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11月14日軍令部將計劃上報蔣介石批準。
在國民黨的嚴令威脅面前，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局勢，確定了對策，即“對于蔣介石此次反共進攻，決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方針既定，11月9日，中共便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出了致何應欽、白崇禧“佳電”，對“皓電”作出公開答復，駁斥了對方的指責，拒絕了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赴黃河以北的命令，為了顧全大局，表示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
曹甸戰役前，國民黨方面規定，皖南新四軍移動路線為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直接向東經蘇南北渡長江，是為東線
新四軍軍部經過集體討論，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意見，決定“放棄皖南”，北移。從11月初開始，新四軍軍部就在認真考慮北移路線問題了。
軍部考慮最理想的是走東線北移。因為東線相對北線（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直接北上，在銅陵繁昌地區渡長江北上）而言比較安全，皖南蘇南聯系比較多，沒有發生過和國民黨方面的沖突。而皖南和江北的聯系就很不順了，原因就在新四軍發展華中的方針與桂系的利益起了沖突。新四軍江北部隊在桂系盤踞的大別山根據地東、西地區發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給正準備依據大別山向安徽敵后滲透的桂系以極大的不安。
1939年8月23日，廖磊向桂系領袖、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提出全面解決安徽境內共產黨武裝問題的辦法，李宗仁于27日轉呈蔣介石，主要內容有兩點：第一，皖東北（淮北）不是共產黨游擊區，在那里活動的游擊力量（主要有從豫南東進的彭雪楓部、當地發展起來的武裝以及南下的八路軍彭明治部及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擬請電飭調歸建制，在指定游擊區內活動”。第二，皖東雖是第四支隊合法游擊區，但是也要限制編制，“新四軍擬成立第五支隊，萬懇不可批準”，并“擬請對該軍械彈補充上，應予相當限制”。9月1日，桂系又制造了“鄂東慘案”，圍剿共產黨領導的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五大隊，共產黨人被槍殺“百人以上”。
鄂東事件后，蔣介石與中共爭奪華中的策略進一步明晰，即壓迫華中新四軍南調，取締中共領導的華中地方游擊隊。1939年11月15日，蔣介石再電安徽當局敦促新四軍正規軍執行南調命令。12月7日白崇禧致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要求江北新四軍過江。1939年底劉少奇到皖東后，經過反復考慮，最終認為要堅決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大力發展華中，必須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這樣兩黨爭奪華中的斗爭日趨激烈，新四軍與桂系的沖突也就難以避免。
鑒于以上形勢，軍部決定走東線北移，于是派葉挺去上饒與顧祝同談判。11月6日，軍部將此事電報毛澤東等。11月26日，顧祝同同意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為東線。當然，蔣介石、顧祝同這樣爽快地同意皖南新四軍從蘇南北渡長江進入蘇北，并不是想讓皖南和蘇北的兩支新四軍合為一股，而是想讓新四軍按照《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下一步于1941年1月底前全部從蘇北北移，到冀察地區去，從而達到根本解決華中問題的目的。
但是，在此期間，新四軍領導人又研究出了一個“明走東線，暗走北線，分頭北移”的方案，并得到中共中央批準。葉挺、項英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方面突然改變了新四軍北移的線路，從而打亂了新四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北移部署。
曹甸戰役開始后，蔣介石集團下令變更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即從經過蘇南北渡改為走銅陵、繁昌北渡
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是一個反共急先鋒，曹甸戰役前，他率所轄部隊和新四軍有過多次武裝沖突。1940年9月30日，韓德勤不顧抗戰大局，集中其大部兵力，向新四軍駐防地泰州黃橋進犯。陳毅、粟裕以劣勢兵力在黃橋地區同韓部決戰。戰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勝利結束，共殲滅韓部第八十九軍軍長以下1.1萬余人。新四軍乘勝追擊，進占海安、東臺等地。黃橋戰役后，韓德勤率部退守興化、曹甸一線。此役重創了國民黨韓德勤部主力，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高層領導人。但因戰役是彼方發動的，政治上很被動，蔣介石集團無話可說。加之，新四軍提出經蘇南北移時，戰役已經結束，所以為了順利把皖南新四軍趕過江，蔣介石也沒有必要禁止皖南新四軍走東線北移。
1940年11月，國民黨駐皖東第二十一集團軍七個團占領了津浦鐵路以西新四軍活動地區周家崗、界牌集等地。國民黨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部會同由山東南下的第一一二師霍守義部，先后攻占了阜寧縣西南的鳳谷村、益林、東溝等地，企圖接應第二十一集團軍繼續向東擴張。為保衛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一、第二縱隊和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共10個團，對江蘇寶應縣曹甸地區的韓德勤部發起了攻擊。戰役歷時18天，殲頑軍8000余人，新四軍、八路軍傷亡2000余人。雖說曹甸戰役是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蘇北打破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東西夾擊企圖的重要戰役，但畢竟是先發制人，政治上被動。
曹甸戰役一打響（11月29日），何應欽就急忙于12月3日親筆致函軍令部長徐永昌，提出：為了解救韓德勤，“可令湯恩伯東進”，“對在江南之N4A不準由鎮江北渡，只準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并要求將本意見“速簽呈委座核示”。12月10日，蔣介石同意了何的提議，并下令顧祝同：“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準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
蔣介石要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北移時改走北線，即經銅繁間直接北渡，純粹是曹甸戰役刺激的結果。如果沒有曹甸戰役危及韓德勤，蔣介石不會出此下策，因為蔣介石的目的是要新四軍北移，中途改道，只會給新四軍的拖延帶來借口。
實際上，這個時候國民黨命令新四軍改道北線北移，這是對新四軍北移突然性的毀滅性沖擊。北移路線被公開后，日軍和桂軍都有計劃地做了堵截部署，這樣新四軍從原地偷渡過江的行動就失去了突然性。項英見無法以突然性達成北移目的，于是又提出一北移方案：要求國民黨方面在皖北讓路，即桂系部隊要讓道，讓出沿江渡口，如江北桂軍進攻無為占據沿江渡口，“我軍即不北渡”。要求國民黨方面同意新四軍部隊北移時間再展期一個月，以便若斷若續“分小批北渡”。隨即，項英又請示中共中央，目前形勢危急，北渡路線上困難重重，“我們的行動應如何？”
在新四軍準備實施北移時，顧祝同同意可以一部經蘇南走東線，主力仍經銅、繁走北線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新四軍北渡路線上的危險和困難后，除了指示項英自己想辦法有決心外，于12月25日致電周恩來，要求與蔣介石交涉，皖南新四軍“須分蘇南，銅、繁兩路北移”。26日，周恩來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他與蔣介石談話的情況，關于北移路線問題，蔣介石是這樣說的：“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周注：靠不住）。”30日，毛澤東等致電葉挺、項英，轉述了周恩來電報的內容：“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并表示：“我們同意恩來意見。”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意見，新四軍軍部去電三戰區和顧祝同交涉，要求走“東線”北移。12月30日下午，顧祝同“準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為了達到讓皖南新四軍早日北移的目的，顧祝同是盡可能地予以安撫與妥協，但他得按蔣介石的意思辦，也就是說，皖南新四軍主力部隊還是要從原地直接北移的（走北線）。蔣介石堅持新四軍皖南部隊走北線北移，可能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萬一新四軍過江后不北進時，必然要和桂系發生沖突，借桂系之手消滅新四軍，是蔣介石很樂意的事。這也是蔣介石堅持新四軍北移走北線的思想動機之一。
由于上述北移路線上的重重困難，新四軍領導人始終猶豫不決。12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個給項英、袁國平、周子昆三人的電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指出：“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遠在一年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在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嚴厲批評后，28日，項英召開了新四軍軍分會會議，專門研究了北移路線問題，經過反復比較，最后決定走南線北移，即先從軍部駐地云嶺南下，經三溪、旌德、寧國、郎溪至溧陽，待機渡江。
皖南新四軍北移時選擇走“南線”，是新四軍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的。但是走南線是非常危險的，一是走南線沒有合法的依據，且明顯違反了蔣介石走北線的命令，也違反了顧祝同大部走北線，準以一個團走東線的命令；二是走南線是向第三戰區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三是真打起來，政治上是被動的。
但現實太殘酷了，12月底和1月初時，新四軍領導人已經很清楚地了解到上官云相正在加緊調動部隊，向云嶺推進，準備完成對新四軍軍部的包圍。軍部領導認為，在其包圍圈未成之際，立即迅速南下茂林，繞道三溪，經天目山腳下之寧國、郎溪到達溧陽，然后再伺機北渡，應有相當成功機率，所以才做出了冒險走南線的最后決定。1月1日，項英和葉挺向中共中央報告稱:“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并采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斗可能性很大，我們如遇阻擊即用戰斗消滅之，遇強敵則采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其后，項英還有專電報告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他們的意圖“是先對南面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頑方注意，然后突然東進轉向蘇南”。
從1940年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在皖南取讓步政策，決定皖南新四軍全部北移開始，在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國共雙方進行了兩個月的博弈，但蔣介石國民黨方面始終掌握話語權，皖南新四軍總是處于被動適應的局面，開始先根據國民黨走東線的規定進行種種準備，當國民黨不準走東線，只準走北線后，又手忙腳亂，無所適從，最后選擇了一條最不適宜的南線，結果使皖南新四軍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