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星在寫作
《追尋鐵軍》，是研究新四軍軍史的學者丁星同志著述的一部重要著作，厚厚的、沉甸甸的，每一次莊重地打開這部文集，都會使我對丁星的學識與膽識深表敬意。為了對歷史負責，對黨史負責，對英烈負責，對未來負責，他嚴肅而堅實地以史實為依據，用實事求是的嚴謹的治學態度，擯棄一切顧忌，不為賢者諱，不為尊者諱，如實地闡述史實，努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做到這一點，對于任何時代書寫歷史的史學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丁星用他的堅毅與執著做到了。
訂正《毛澤東選集》兩處注釋
《毛澤東選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典中的經典著作。能為《毛澤東選集》作注釋的，必然是當代最權威的黨史專家。然而，丁星在細讀注釋時，發現其中有關新四軍軍史部分，竟有兩處闡述得不準確。
一是，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1934年至1935年間，中國南部紅軍的主力轉移時，曾經留下了一部分游擊部隊，在8個省份內堅持了14個地區的游擊戰爭。”注釋將這14個地區一一列出。對此，丁星指出，正文和注釋均有疏漏。堅持南方8省游擊戰爭的，不是14個地區，應是15個地區，其中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組成了新四軍。丁星指出，《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注釋漏記了閩中游擊區。他詳述了閩中游擊區應認定為獨立游擊區的史實依據，并指出了閩中游擊區被長期忽略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再版《毛澤東選集》時對相關注釋進行了更正，將南方8省的游擊區由14個改寫為15個，組成新四軍的紅軍游擊隊由13個地區改寫為14個地區。
二是，《毛澤東選集》載文：“八路軍二萬余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對這句話都作了注釋，但兩版注釋，既沒有說清部隊南下的時間，又沒有說清二萬余人的南下部隊究竟是哪些部隊。二版注中提到了一個“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另一些相關的軍史研究論文中，也曾泛泛地提到了黃克誠部，或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南下部隊。但，作為嚴謹的軍史研究，就必須說清這二萬余人南下的準確時間，和他們的具體構成。丁星在《八路軍南下應是四支部隊》一文中清晰地指出，部隊南下，不是第一版所說“是中共中央1940年1月的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為實現“鞏固華北，發展華中”作出的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從1940年3月中旬開始，中央軍委、毛澤東、王稼祥，就給朱德、彭德懷發出了一系列的電文指示，由此，南下的四支部隊于1940年5月和6月陸續出發。丁星在文中具體介紹了這四支部隊的建制組成、發展、演變、沿革，一直講到抗戰勝利，這就將“二萬余人”的來龍去脈完整地敘述清楚了，使這一段史實和二萬余英勇將士的身影，永遠清晰地展現在絢麗的歷史畫卷之中。
辯陳毅會不會打仗
丁星在《陳毅：文武兼備的新四軍統帥》一文中，指出并糾正了在社會上流傳較廣的一句話：“陳毅不會打仗。”
丁星的辯析文章從三個方面研究論證了陳毅會不會打仗的問題。一是，作為一名戰略家，陳毅統觀全局，深謀遠慮，從而能深刻領會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并以大無畏的氣概，不顧國民黨的限制，不顧項英的阻撓，毅然親率部隊東進北上，挺進蘇南、蘇北，實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決策，并最終取得了戰略完勝。二是，作為一名軍事家，他親臨前線，靠前機動指揮，取得了黃橋戰役、鹽阜地區反日偽軍掃蕩和程道口反頑軍等戰役的勝利。三是，作為一名帥才，他胸襟坦蕩，沒有門戶之見，知人善任，不論他們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或是來自八路軍、新四軍，他能將這一大批有才干的高級將領，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才能，從而取得了新四軍成長、發展、壯大過程中的一個又一個事關全局的戰略完勝。這些，難道是一個“不會打仗”的空頭統帥能夠做到的嗎？
談到陳毅，在《追尋鐵軍》中還有一篇重要文章必須提及，那就是《〈陳毅年譜〉補遺》。《陳毅年譜》是一部由陳毅元帥長子陳昊蘇親自作序，計96萬字的“容量很大真實可靠的編年記錄”。然而，就是這樣一部精心編撰的宏篇巨著，卻令人遺憾地出現了不少差錯和遺漏。丁星在文中指出了年譜疏漏的抗日戰爭時期的陳毅文電，又補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陳毅的軍事活動；并希望黨史軍史學者能編出一部更完備的《陳毅年譜》，以使后人在學習和研究我黨我軍的歷史，學習研究陳毅光輝一生時，有更為翔實的史料依據。
定遠縣抗日民主政權并非“華中”第一
人們大概知道劉少奇同志曾是新四軍的政治委員，但對劉少奇在新四軍中的建樹卻不甚了了。《追尋鐵軍》中有《劉少奇對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杰出貢獻》一文，對此有周詳記敘，恕不贅述。
我要指出的是，《追尋鐵軍》還有《華中抗日根據地初期縣級政權考》一文，提到劉少奇親自組建的定遠縣抗日民主政權，多年來一直被說成是華中地區成立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對此，丁星指出，這“第一個”是誤傳，不符合史實。在1940年3月17日成立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之前的1938年8月初，在豫皖蘇邊區就成立了蕭縣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5月又成立了永城縣抗日民主政府，還有夏邑、亳北、宿西等縣級抗日民主政府。
丁星指出，誰是第一個，本來并不重要。但是，把定遠縣說成第一個，由此演化成在此以前華中沒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更在50多年后，進而被引申為：少奇到北方局短短兩年多，我黨已經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我軍也成為最強大的抗日武裝力量，相形之下，華中則冷冷清清，十分空虛。這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了。丁星就此指出，“這就關系到正確記述、正確評價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黨史和軍史的嚴肅的問題了。丁星指出“第一個”的問題，不僅是為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更是為當時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發展，確立一個正確的歷史定位。
“較真”是為了尊重歷史
為了新四軍軍史的準確記述和傳播，丁星勇于爭辯，善于爭辯，這正是《追尋鐵軍》一書的主要特色。他左推右擋，揮舞拳腳，與來自各方的不正確記述與宣傳，與推理歷史、想像歷史、甚至是偽造歷史者爭辯。他在爭辯中，擺出的充分史實，不僅歌頌了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思想，歌頌了周恩來、劉少奇、陳毅，還歌頌了張云逸、粟裕、黃克誠等一大批新四軍中的帥才、將星的歷史功績，甚至對歷史上有爭議的項英，后來犯有錯誤的饒漱石，對他們當年在新四軍中的表現，丁星都不惜筆墨，為他們爭辯個明明白白，把凡是不屬于他們的罪與錯，都不妄加于他們的頭上。他不斷爭辯的目的只有一個：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
丁星可真“較真”。他主編了《新四軍軍史》《第三野戰軍戰史》等一大批軍史巨著，從正面書寫了我黨我軍的奮斗成長史。不僅如此，他研究的對象，甚至包括新四軍當年的對手，無論是日軍或是頑軍，他們是誰，這些人的來龍去脈，直至他們的最后結局，丁星都蠻有興趣地刨根問底，想查個一清二楚。他還關注到新四軍的友人，從國民黨民主派到愛國華僑、國際朋友。他的刨根問底是有道理的，只有把敵我友三方都搞清楚了，才能還原當年戰爭的全貌。一個典型案例，是一篇《新四軍首戰敵方考》的文章，丁星從“不易找到”的日軍檔案中終于找到線索，又與當時新四軍先遣支隊司令員粟裕在韋崗戰斗后的報告等多個文獻相比照，終于把這支在韋崗戰斗后不久即奉調回日本的侵華日軍的番號給查明了。
丁星的鉆勁真是可以。他撰寫的《關注山東是毛澤東對新四軍的一個重要決策》一文寫到，劉少奇于1942年7月9日從華中返回延安，途經山東時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封絕密電報。電文指示：“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丁星硬是把這封絕密電報找了出來，并從中“發現”和破解了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其“深”、其“遠”，令后人大為驚嘆。
1942年7月，正處于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抗戰勝利的曙光也還沒有顯現。處于敵后游擊戰爭環境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正與日偽頑膠著鏖戰，打得難解難分，就在這時，深謀遠慮的毛澤東已經想到了抗戰勝利后，想到了建立民主共和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想到了那時可能的敵我態勢，并未雨綢繆，預作布局，提出“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從那時起，就需注意“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毛澤東說：“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
日后的歷史發展正如毛澤東“預先計及”的那樣，山東成了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樞紐”，例如1948年9月打響的濟南戰役，就成為我們進行戰略反攻的第一仗。
爭辯、較真、鉆勁，都源于丁星性格的執著。對于丁星的執著，我肅然起敬！
我尊敬這位嚴守軍史哨位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