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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抗日戰爭中的梁漱溟
作者:陳虹 責任編輯:魏冉 來源:《鐵軍·紀實》2013年第9期 日期:2013-12-12 瀏覽次數:8049
梁漱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學者和愛國人士。他學貫古今、著述頗豐且寧折不彎、耿介執拗。抗日戰爭時期,他致力于鄉村建設運動,并奔走于國共兩黨間、發起民主同盟,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氣魄投入到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與實踐中。
梁漱溟,1893年出生,1988年去世,享年95歲。
當今的人們對于梁漱溟的了解,更多的是他的性格——寧折不彎,敢于仗義執言;剛正不阿,無懼廷爭面折。然而,梁漱溟自己卻這樣解釋:我的祖上是蒙古人——“從種族血統上說,我們本是元朝宗室。”原來,在他的血管里流淌著桀驁不馴的蒙古民族的血,在他的身體里蘊含著耿介執拗的草原驍騎的基因。
當今的學者對于梁漱溟的評價,更多的是他的學問——國學家、哲學家、思想家……然而,梁漱溟自己卻反復說道:“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原來,他所希望于自己的竟是這樣一個論定——“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他說了:“我自14歲進入中學以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么;二是社會問題,亦即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于是乎,性格中的倔強與剛毅支撐著他不斷地去探尋心中的那兩個追求,心中的那兩個追求又反過來不斷地增強著他性格中的自信與自負。
于是乎,他的一生便這樣走了過來;又于是乎,他對世人發出了這樣的“狂言”——
前人云:“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會有的事!
“我們自有立國之道”
梁漱溟所誕生的年代為清末光緒年間,為此有學者稱他是“具有古代‘士’的理想風范的新型知識分子”,抑或說,就是“新時代的‘士’”。
然而,最初之時梁漱溟卻一心皈依于佛教,想從“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探尋“人生問題”。不料,1917年的春夏之交,梁漱溟南游時遭遇一場軍閥混戰,生靈涂炭的現實強烈地震撼了他;回到北京之后,他奮筆寫下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不僅表示出堅決與過去的出世思想告別,而且表示出希望天下的士人都能挺身而出,以“濟蒼生”為己任——
吾曹不出,悉就死關;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轉,乃至易解決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內更無有巨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國之樞機者不在秉鈞之當局,而在吾曹。嗟呼!吾曹其興起!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好大的口氣啊!——胡適讀后慨然曰:“梁先生這個人將來是會革命的!”拖著條小辮子的辜鴻銘也情不自禁地稱贊道:“有心人哉!”
梁漱溟前去山東省第六中學講課,當年的學生清楚地記得該時的情景:“在六中大禮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樹。老槐樹生在一個土壇上。老槐樹前邊放一張教桌,樹上釘一塊黑板,供梁先生寫字之用……梁先生講到軍閥混戰,人民生活痛苦時,怒氣沖天,手拿小草韉拍打著桌子,淚水從眼鏡后面像雨點似地流下。這時全場寂穆,聽不見一點聲音……”——應該說,就從這時起,梁漱溟開始由“人生問題”轉入到“社會問題”的思考了,他要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氣魄,為中國尋找一條改革的途徑。
……這是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階段——“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后在月臺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地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只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剎那。”這是后來梁漱溟對于這段生活的回憶,但是他的這一“反省”,卻是極其漫長的——前后花去了整整10年的時間;他的這一“剎那”,也是極其艱難的——每每都是茫無崖岸的失望。但是,這一天終于還是來了——它令梁漱溟頓感徹悟,頓感覺醒,也頓感自己找到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途徑——
于一向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見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現在斷然地相信他了!否認了什么?否認了一切西洋的把戲,更不沾戀!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
詳言之,便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所走的都市化道路,都不適合于中國的國情,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要想擺脫目前的困境,解決現實的問題,只有依靠中國人自己,依靠中國文化中所固有的東西。——梁漱溟所認定的道路,不是別的,就是“鄉村自治”(后來又稱為“鄉村建設”),他堅定不移地相信:這,才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
梁漱溟的這番思索,來自于這樣的一個認識: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只能算是一個“村落社會”,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散漫無組織。因此要想改革,必須從農村開始,這樣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有組織的社會。具體來說,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社會化,在政治方面實行民治化。數十年之后,梁漱溟在回顧自己的這一改革時,再次將他的藍圖進行了歸納:“中國政治問題須要分兩步解決。樹立統一穩定的國權是為頭一步。有此統一穩定的國權即可進行有方針有計劃的建國——建設一個政治上達成民主主義,經濟上達成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必須到建國完成,方為政治問題的完全解決,是為第二步。從開頭到末尾說作兩步,卻全靠一個鄉村建設運動貫徹于其間。鄉建運動實是建國運動;它為自己創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條件——統一穩定的國權。于先,又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建設而推進政治的民主化,以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再具體一點便是:“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
梁漱溟既然將自己定位于“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那么他很快便親自動手,腳踏實地地干起來了。——最初,他選擇在廣東進行他的“鄉治”實驗,但《建議書》卻遲遲批復不下來;繼而,他又選擇在河南創辦“村治學院”,但因“中原大戰”的爆發而被迫關閉;最后,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出面,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他那盼望已久的“鄉村建設研究院”才終于建立起來。
梁漱溟所繪制的這張藍圖,真可謂既宏偉又詳盡——第一,“鄉村建設研究部”的任務是:負責理論上的研究與探討,并制定出相關的方案和政策;它面向全社會招生,對象為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歷者。第二,建立“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具體的任務為:負責培訓參加“鄉建”的干部人選,其招考的對象為鄉村中的中學畢業生;據統計,“訓練部”一共培訓了1040人,另有短訓班學員1300人。第三,在下屬的實驗區里,即鄒平、菏澤、濟寧三縣,全面推行其具體的鄉建計劃,主要有:地方行政改革實驗、地方自治推行實驗,以及包括振興產業、發展經濟、開發民智、改善風俗等等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改進實驗……
由梁漱溟親自指導和掛帥的這一鄉村建設運動,正式開始于1931年的6月,結束于1937年的七七事變爆發之后。盡管它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帶有改良主義的味道,但是作為一種嘗試,曾于國內掀起了一股熱潮。——據統計,該時從事農村工作的團體達到600多個,各種試驗區多至1000余處。至于梁漱溟自己,更是以“出家的精神”投入到這一工作當中——“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里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的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
的確,為了實現這一改革中國社會的計劃,梁漱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1935年,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客死于鄒平,雖說是因為難產,但如果不是在這僻遠的實驗區,而是在北平,在有著先進設備和著名醫生的醫院里,總不至于無力回天!
于長茂曾經是訓練部的學員,他回憶道:“在兩年學習中,每日親聽先生講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等課。在講授時梁先生憂國憂民的心情每每流露于言表。每日授課三四個小時,其苦口婆心諄諄誨人的精神,以及那精湛的論述和鏗鏘有力的語言,深深打動著每一個受教育者的心。由于先生耳提面命,言傳身教,我和同學深受感化,過去熱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同學,經過一二年的教育,結業后都愉快地到貧窮落后的農村去工作。”——有了這樣的收獲,無疑是梁漱溟最大的欣慰。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手稿
“應當在如何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
戰爭爆發了!戰爭迅速地摧毀了原有的一切!
梁漱溟苦心經營了六年的鄉村建設事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不得不被迫宣告結束。然而,此時的梁漱溟似乎并沒有太多的沮喪:一則,眼前畢竟是一場關系到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它遠比鄉建運動要重要得多;二則,這也是一個考驗國人立場的關鍵時刻,它更需要“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氣概與抱負。更何況對于梁漱溟來說,鄉建也好,抗戰也好,其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的重點都是一致的,即他所說,是“一貫下來的”——
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如何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后如何容易恢復上著想。尤其要緊的是在調整內部關系,以樹立應付(國際)環境的根本。
那是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6月13日,梁漱溟應邀在成都作了一次《我們如何抗敵》的演講。他開門見山地指出:“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們鄉村工作和應付當前國際問題的關系,嫌我們緩不濟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們正是準備抗敵,才從事鄉村工作之理。”——這個“理”不是別的,它就在于:抗戰需要兵力,需要持久的軍備,而這些只有通過鄉建運動才能完成——“我們的鄉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為政府統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業上的痛苦,培養農民愛國情緒,并增強其抗敵能力的。”由此可見,在梁漱溟的心目中,“鄉建”與“抗戰”之間具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也就是他所強調的:“在如何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
應該承認,梁漱溟的這一思考確實具有深遠的意義——他的著眼點,是廣大的農民群眾,是如何將他們迅速地發動起來,成為抗敵的中堅力量。
于是乎,梁漱溟變了——這個一向遠離政治的書生,開始投身于政治活動;這個一向遠離官場的文人,開始步入參政機構。不為別的,只為能夠借助政府的力量,更快地實現這一目標和理想——
第一,梁漱溟出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認真擬定出“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
出于抗戰形勢的迫切需要,以及愛國民主人士的一致要求,1937年的8月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做出決定:設立“國防最高會議”,作為全國國防的最高決策機關,并于其下設立“國防參議會”,作為它的咨詢機構。梁漱溟與張君勱、胡適、沈鈞儒、黃炎培、毛澤東等25人被聘為首批參議員,8月17日第一次會議于南京召開。
能夠步入如此高層的政治機構,梁漱溟非常積極,也非常認真。他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提案——立即成立一個負責動員工作的機構,以將發動民眾與組織民眾的大業納入正常的軌道。為了能夠更加清楚地闡明自己的意見,他又提出了八點建議,以期將這一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下去。不承想,他的發言幾乎無人理會——“有一位性急的朋友,起來阻止我,不要說下去。他認為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除參議諸公而外,政府各部長均在座,看神氣能理會我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吧!”
梁漱溟并沒有感到失望,他似乎也認為自己的建議“說早了些”。不久,他與黃炎培、江問漁、晏陽初等人獲得了一次面見蔣介石的機會,作為曾經共同從事鄉建工作的同仁,他們便一致進言,希望政府能夠更多地關心農村,并以知識分子為基干組成鄉村工作團,進行宣傳與發動。這一次大大出乎梁漱溟的意料,蔣介石不僅同意了他們的意見,而且還令其盡快擬定出詳細的計劃。——“我們四人奉命之后,曾數度集議,一度訪陳立夫部長。又承政府將關于動員的一切計劃草案法令送來參考。乃一面就動員說話,對于那些法令章則,條陳了十幾條的意見;一面就鄉村說話,提出一個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請政府擇行其一。”……然而等到梁漱溟將大綱起草完畢,戰局卻又急速地發生了逆轉——國軍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遷,梁漱溟還能說什么呢?他除了嘆氣還是嘆氣。
第二,梁漱溟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認真提交了有關戰時農村問題的建議案。
由于國防參議會的人數和職權都十分有限,不具備真正的民意機關的性質,在各黨派、各團體及眾多社會名流的強烈要求下,1938年的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立即成立國民參政機關的決議,以集思廣益,團結更多的抗日力量。7月6日,梁漱溟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并與張君勱、沈鈞儒、董必武等24人當選為休會期間的駐會委員會委員,乃至于后來的第二次至第五次會議上,梁漱溟亦連連當選。
身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梁漱溟頗感責任重大,他迫不及待地圍繞著戰時農村問題又拿出了一個建議案和三個詢問案。在建議案中,他指出:如今抗戰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無不依賴于農村,但是農村中所存在的問題相當嚴重——交通運輸不通暢,行政機構不健全,農村負擔過重,農民生活貧困……為此,他“擬請行政院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以“亟籌整理補救之方”;他還要求會議結束后設立一個常設機關,以負責落實這一問題的解決。在三個詢問案中,他分別詢問了這樣幾個問題——政府在全力發展農村經濟方面有哪些統籌規劃?在改善和充實農會組織方面有哪些“至計”?在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以適應戰時需要方面有哪些舉措?……然而,最終的結果卻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原案經審查會修正(增加與會人員)通過,送經大會照案通過。秘書處咨送政府,經國防最高會議發交行政院核議。行政院又交經濟部核復。經濟部翁部長文灝、何次長廉,私人請我商談一度后,具復行政院認為事實可行。行政院又照樣具復于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亦曾將經濟部行政院的核議可行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但除公文往來復去而外,事實上并無下文。”
梁漱溟沒有死心,等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召開時,他繼續為農民說話,又提交了一份《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對西南大后方來說,當然以補充兵員、多多征集、好好訓練為第一事。但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我們做鄉村工作的人,對此不能坐視,不能躲閃,而為了抗戰亦非給國家求得好兵員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盡力之道。”梁漱溟所說的“留心”,便是他親自于四川鄉間進行調查,并且召開了各種人員的座談會,以求尋找出一個既能為國家征募到好的兵員,又能為農民減輕一定負擔的辦法。然而,它卻再一次地令梁漱溟大失所望了:提案送出之后,如同石沉大海,久久沒有下文……
第三,梁漱溟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身份,進行廣泛的考察,以了解各地農村與農民的現狀。
這樣的考察先后有兩次——
第一次是在1938年的1月——即由國防參議會下達給各參議員的任務。梁漱溟自請視察陜西和河南,但他真正的目的卻是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是對于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二是對于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但是,當他踏上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卻又“本性難移”了,他仍然將注意力放在了考察農村與農民的現狀上。他發現那里的物質環境“極苦”——“舉目所見,荒涼凄慘”;但那里的精神氣象“確是活躍”——“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愛唱歌,愛開會”,“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他更發現那里的政制非常“民主”——“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鄉長,都是選舉出來的,并且各級都有議會”。這一發現對長期從事農村研究的梁漱溟來說,既新鮮又好奇,可惜的是他沒有時間去作進一步的調查,但是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還是插入了不少有關鄉村建設的討論,而且“彼此都很有興趣”。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2月,這一次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申請——由于屢次的提案都沒有下文,梁漱溟深感“紙上談兵”的無用,他請求前往華北與華東各戰區視察,目的之一便是“研究鄉村在敵后起的變化”,及其“對于未來大局政治的影響”。這一次的巡視長達八個月之久,梁漱溟的足跡踏遍了皖、蘇、魯、冀、豫、晉6省,共50多個市縣。談到體會,他說,第一點就是“老百姓真苦”——“怕是傾若干淚和血亦訴不盡,任何一支筆,任何一張口亦形容不盡。”談到感想,他還是說,第一點就是“中國老百姓太好”了——“為了抗戰,他們受盡苦難,卻沒有怨恨國家、怨恨中央之意。對于游擊隊(所謂省保安隊等亦在內)的隨時籌措給養、對于我們這樣的過路軍政人員的沿途提供招待,他們均主動負擔,且承認是完全應該的。”也正是因為受到了這樣的感動,他說,他的第二個感想,便是今后的工作“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他為他所看到的“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而痛心,更為“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而扼腕;他希望能夠繼續開展鄉村建設,“有計劃地用社會教育普遍推進建設工作”,以求得“社會進步”。遺憾的是,梁漱溟本來還準備繼續進行一番更加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但由于環境的日益險惡,以及敵人的頻頻掃蕩,不得不忍痛放棄了。
針對梁漱溟的不懈努力,馮友蘭曾概括出這樣兩句話:“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的確,這正是梁漱溟的可貴之處——自打1927年他“悟”出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的方法之后,便時時刻刻將農民大眾的問題放在首位:戰爭爆發之前,他考慮如何開展鄉村建設,以提高農民的覺悟,改善農民的生活;戰爭爆發之后,他考慮如何體恤農民,如何發動農民,使之成為“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
然而,梁漱溟很快便“退隱”了。他的這段短暫的“參政史”,與其漫長的人生旅途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以其收獲而言,他是“空空如也”;以其教訓而言,他卻是“滿載而歸”。他并不后悔,他終于明白了“政府”是怎么回事,“提案”又是怎么回事;他也并不遺憾,作為一名參政人員,他盡責盡職了,也全力以赴了。
梁漱溟先生家庭照(第二排左二為梁漱溟)
“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
1941年,梁漱溟寫下一篇名為《我努力的是什么》的文章,對自己四年來所付出的“努力”做了一個總結:“一是國內的團結;二是民眾的發動。”至于二者的排序,他又作了一番“說明”——“我第一個念頭原在發動民眾,因為意想中全國一致對外不成問題。后來曉得事情不這樣簡單,還必須先求團結才行。否則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動手發動民眾,愈發動即愈沖突,沖突大了,國事便不可為。”——這是實話,也是令梁漱溟最感焦慮的事情:在后方參政時,他的提案屢屢得不到落實,這頗令他認識到“黨派問題是一切事情的總障礙”;在前線視察時,戰場上屢屢發生磨擦,這更讓他感覺到“黨派問題尖銳嚴重”。
其實早在1938年的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考察時,不便公開的目的亦即在此了——“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前后20天的時間,梁漱溟以親身的感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第一,“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愿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第二,他們的轉變卻又不深,“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來解決中國問題”。為此,梁漱溟當時即向中共領導人提出了應該確定國是國策的主張——“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毛澤東等人均表示了同意。
然而,到了1939年的秋天——亦即梁漱溟從華北與華東戰場視察回來之后,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兩黨軍隊頻繁磨擦的切膚之痛,也更加深切地體會到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艱巨責任。于是,他一方面去拜見蔣介石,匯報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去會見中共代表,交換彼此的意見;再一方面則約見國共之外的“第三者”人士——“第三者于此,無所逃責,而零零散散,誰亦盡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當前第一事。”
借助“第三者”的力量進行調解,這是梁漱溟最初想到的辦法;將“第三者”的力量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堅固的陣營,這是梁漱溟后來形成的認識。數十年之后——亦即1980年,已是87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向美國學者艾愷回憶起這段歷史時,再次坦言道:“我很怕引起內戰,引起內戰就妨礙了抗日。抗日期間不可以有內戰啊,所以我就先搞‘統一建國同志會’,后來搞‘民主同盟’。旁人誤以為我是想搞一個自己的黨派,其實不對。我不認為中國在兩大黨之外,還要一個第三黨派,我沒有這個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個黨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
于是乎,當農村問題的提案擱淺之后,梁漱溟便矻矻以求地為這件事情奔走——
1939年的11月下旬,梁漱溟聯合中國青年黨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胡石青、羅文干,第三黨的章伯鈞、丘哲,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中華職教社的黃炎培、江恒源、冷遹,以及無黨派民主愛國人士張瀾、光升等人,在重慶正式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并通過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與《統一建國同志會章程》。
1940年的4月,梁漱溟于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上提交了《請厘定黨派關系,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他在自述中說:“其實在我早知問題解決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會內會外造成強烈不許內戰的輿論空氣,俾軍事行動收斂一下,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
1941年的3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召開。由于年初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共兩黨的沖突達到頂峰。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人向秘書處提交了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意見,國民黨方面則拒絕接受。為此,梁漱溟積極地奔走于兩黨之間,并代表“第三者”方面起草了4條意見;其核心主張是,立即成立一個有各方面代表參加的特種委員會,檢查并監督對抗戰建國綱領的執行情況,但最終卻未能實現。
1941年的3月19日,經過數月的醞釀與準備,“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于重慶秘密成立。會議討論通過了它的《政綱》和《章程》,成立了領導機構。梁漱溟當選為中央常委,黃炎培為常委會主席。——談到它的“發起”,梁漱溟是這樣講述的:“同盟之發起,在民國29年12月24日。是晨重慶報紙揭出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人選名單,既于名額一再擴充,而上屆在選之黨外人士或敢言人士則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與黃炎培、左舜生兩公不期而相會于重慶新村4號張君勱家。彼此感慨同深,遂發同盟之議。”后來,梁漱溟又撰文詳細地敘述了那天早晨他于讀報時的復雜心情:“……這樣引起我對國民黨一種非常大的悲觀。因參政會本來形同虛設,若多羅致幾個黨外人物,在國民政府至少亦可裝點門面。偏偏連這一點作用都不留,而給大量黨內閑人擠進來吃閑飯,國民黨的沒出息可算到家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最初,它包括了“三黨三派”: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中華職業教育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人士;1942年,救國會正式加入。
1941年的5月20日,梁漱溟只身前往香港,奉命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9月18日,《光明報》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報》公開發布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的消息。為了預防新聞檢查機關的扣檢,其成立的“啟事”以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均刊登在了廣告欄內。與此同時,這些文件亦被翻譯成英文,通過各國的駐港記者迅速傳至海外。
1942年初,由于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光明報》被迫停刊,梁漱溟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之下,經澳門、臺山、肇慶、梧州等地返回桂林。周恩來托人帶信,邀請梁漱溟前往蘇北或其他的中共根據地,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幫助他建立起鄉村建設的據點或民主同盟的據點。梁漱溟拒絕了——“我內心上覺得我不能靠近那一邊。靠近那一邊,就要失去或削弱我對廣大中國社會說話的力量,對于我要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面來說,是不合適的。”
與此同時,國民黨也前來邀請梁漱溟,參加籌辦憲政實施協進會,他同樣拒絕了——在《答政府見召書》上,他公開表示:“執政黨對于黨外之壓制,轉迫轉緊,浸至無所不用其極。人不入黨,幾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絕難宣之于筆口……政府誠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實踐之,何用許多人來籌備!”
1944年的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梁漱溟當選為中央常委、國內關系委員會主任。千家駒回憶道:“我是在1944年冬參加民盟的,介紹人即為梁先生。與我同時參加民盟的還有歐陽予倩、莫迺群、陳此生、張錫昌、周匡人、徐寅初諸同志。我們都填寫了入盟志愿書,并簽名蓋章。志愿書寫好后,當場焚毀,因為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民盟還是地下組織,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既履行了正式入盟手續,又不露痕跡。我不知道這一辦法是不是梁先生想出來的。”
1946年的1月,梁漱溟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并代表民盟起草《中國民主同盟關于軍事問題的提案》;3月,再訪延安,與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會談;5月,接任民盟中央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7月,赴昆明調查李公樸、聞一多被殺案,公開要求取締特務機關——“這種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不參加政府……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里等待著他!” 11月,梁漱溟辭去民盟秘書長的職務。
……
晚年的梁漱溟
那是1980年盛夏的一天,87歲的梁漱溟在回顧自己的一生后慨然說道,他沒有遺憾了,因為“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也還都算是順利”;這其中便包括“奔走于兩大黨之間”,“發起民主同盟”。——的確,這正是梁漱溟的欣慰之處、自豪之處。為了爭取團結抗日,為了反對獨裁統治,他挺身而出,擔負起這一艱巨的使命;他殫精竭慮,哪怕是舉鼎絕臏也在所不惜。
我的生命就寄于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久而久之,我所關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關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責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誰”之感。
還是如此的自信與自負——這就是梁漱溟!“本性難移”的梁漱溟!狷介傲岸的梁漱溟!
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后的一位大儒”;有人說,他是“新時代的士”。梁漱溟則說:“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他更說:“區區日寇,不足以擾我也!”
是的,面對著慘烈而殘暴的侵略戰爭,面對著“舍我其誰”的歷史重任,又有誰能夠“擾”他呢?又有誰能夠“擾”得了他呢?——在華北考察時,他經歷了敵人的多次掃蕩,卻神色自若,從容不迫;在香港辦報時,他經歷了生死的兇險逃亡,卻履險如夷,若無其事;在桂林講學時,他經歷了敵機的瘋狂轟炸,卻泰然不動,談笑如常……
他這樣對自己的兒子解釋道——
我心中何以能這樣坦定呢?當然這其間亦有一種天分的,而主要還由于我有一種自喻和自信。
……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會有的事!
好大的口氣啊!——但只有梁漱溟配這樣說,也只有梁漱溟敢這樣說。因為抗日戰爭需要他,建國大業需要他;他是真正地獻策了,他是真正地出力了。他的自信,代表的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內涵;他的自負,蘊含的正是抗戰勝利的力量之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