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創作是抗戰時期黨領導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文化建設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內涵與價值，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光大作出了卓越貢獻。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啟蒙、呼喚救亡、鼓舞戰斗與謳歌抗戰等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文藝樣式。這些優秀的美術作品，體現了時代的面目，喚醒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靈魂，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一、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的創作導向
（一）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創作背景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全民抗戰的社會現實要求美術工作者必須為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服務。殘酷的戰爭給全國的美術工作者提出一個十分迫切的課題——其作品創作必須為抗日戰爭服務。同時，戰爭的全面爆發，也為包括美術家在內的文藝工作者的創作開拓了肥沃的土壤。
縱觀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創作，以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42年5月前，激烈的戰爭迫使每一位畫家要關注自己及周圍人的生存。在共產黨領導下，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美術組的畫家自覺地“以藝術為革命服務，將藝術視為喚醒人民的工具，鼓舞人民的號角，打擊敵人的武器，從而使藝術帶有強烈的革命色彩”。因而，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題材美術創作具有強烈的軍事政治性質，而殘酷的戰斗環境也使得此時期的美術創作題材相對來說更多的聚焦于戰爭，“題材的表現更是體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只能是歌頌革命及其戰爭，揭露批判的對象只限于敵人。”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系統地提出了包括美術作品創作在內的革命文藝工作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源泉問題。毛澤東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工作者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始終遵循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堅持革命題材美術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其美術創作不斷的從人民生活、民間藝術中汲取營養，使得其美術創作以獨特的藝術視角讓受眾領略了新四軍抗日經歷過的曲折與勝利，感受到抗戰真實的激烈場景。
同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成為創作本身探討的主要問題，而將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社會情感、思想文化和精神需求用藝術的形式客觀、真實地表現出來則是它的基本內容。也就說：“人民”是“紅色美術”的核心詞匯。“紅色美術經典”以“人民性”作為本體敘事語言的主要風格和藝術創作價值的最終歸宿。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工作者本著“人民性”原則，創作出了許多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紅色美術經典”作品。
（二）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作品的政治導向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美術作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人民的戰斗生活是其美術作品創作的源泉。抗戰的特殊環境為新四軍美術工作者的創作提供了“絕好條件”。戰爭環境下，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為戰爭服務的性質，而經典的美術作品都蘊含著特定的時代性，它們反映時代的現實，展現時代的問題，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時代。“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一切文藝的創作素材都應該來源于人民生活。早在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組建初期，陳毅、袁國平、李一氓等人就提出文藝“為誰服務”和“怎樣做”的問題，強調要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高舉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旗幟，走放手發動群眾的道路。
表現戰時人民的偉大實踐是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又一導向。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廣大美術工作者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內容上就地取材，描繪新四軍華中根據地的真人真事，表現他們的英勇斗爭場景、辛勤勞動的場面、贊揚高尚的思想品質及愛好；形式上注重民間傳統文化藝術的融入，虛心向民間藝人學習，運用民間優秀的文化藝術形式創造為人們所喜歡的新形式，充實抗日救國的內容。如根據農民過春節貼“牛印”的風俗習慣，創作了《抗戰八仙》的新牛印，在蘇北、蘇中風行一時，這表明在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藝術的基礎上發展創新，是大有可為的。美術家應該從人民的生活實踐中匯聚美術創新力量，多創作反映人民支援前線的作品。如沈柔堅的木刻版畫大多是表現抗日根據地的農村題材，風格細膩秀勁、質樸清新，充滿鄉土氣息。其1942年創作的木刻版畫《田間》，刻畫的是新四軍戰士和當地農民共同在田間勞動，利用休息間隙與放牧人親切交談的場景。圖像中馬的悠閑與中景人物的安排，讓田園的風光躍然紙上，使人們感受到這里必定遠離了戰場的硝煙，表現了生動自然、平淡溫和的藝術境界。
（三）新四軍華中抗日根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主要特色
人民性是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顯著特征。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美術作品大多數描繪的是普通戰士、普通群眾，他們的形象、衣服、神態與氣質等具有典型的人民性。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將人民作為審美的主體，關注的重點是人民的形象、生活及勞動。通過刻畫人民的形象、描繪人民的新生活及勞動場面，把人民新的精神狀態突顯出來，因而美術作品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由此，人民成為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主角，這就改變了美術工作者固有的審美觀念。在蘆芒的木刻版畫《收割》、丁達明的木刻版畫《生產》、李振平木刻版畫《反霸斗爭》、吳耘的木刻版畫《修堤》以及涂克的油畫《貧雇農小組會》、莫樸的木刻版畫《清算圖》等作品中，其取材都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農民，但是通過刻畫人物的動作、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節，尤其是衣著、面部表情，真實再現了當時歷史的情節，反映勞動人民的精神狀態出現了新的變化。
表現根據地軍民的偉大實踐和時代要求是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作品的顯著特征之一。在華中抗日根據地，以畫報為載體，刊登了大量反映根據地生活、對敵斗爭、軍民生產的木刻和漫畫，宣傳對象主要是農民群眾，因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文化水平低，這樣的宣傳手段最直觀、最有效。畫報每期刊登的美術作品都有較突出的中心，反映的內容或號召支援前線，或集中反映根據地軍民生活、農業生產以及軍民關系等。如莫樸木刻作品《斗爭在蘇北敵后》、楊涵的木刻作品《沙溝戰斗》等，這些作品樸實無華，反映了蘇北根據地軍民積極參加抗敵斗爭，既有著濃厚的鄉土氣息，又具有非常高的政治宣傳意義。同時，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還通過舉辦畫展反映根據地軍民的時代要求。1941年6月，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舉辦第五期“民眾畫廊”，以連環畫為主，作品的主體“主要系側重于對民族自覺性與自尊心之提高，并配合目前參議會舉行第二次大會，提高民主精神，動員人民積極參加政治，建立廉潔政府”。
彰顯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的信仰之美是其革命題材作品的又一顯著特征。作為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廣泛的藝術形式之一，新四軍革命題材美術工作者借助于美術創作，塑造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軍民人物形象，彰顯革命英雄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如程亞軍的木刻作品《保衛》、蘆芒的木刻作品《學習，學習，再學習》和雕塑作品《蘆浦新四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呂蒙的木刻作品《磨煉》等。這些作品都是美術工作者在深入了解革命歷史的基礎上，挖掘先進人物的故事，通過刻畫人物形象展現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
二、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精神意蘊
革命題材美術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形成的一種全新的美術概念，蘊含著巨大的精神財富。新四軍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視美術宣傳工作。新四軍成立了戰地服務團美術組，吸引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充實了新四軍中的美術力量，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群眾對敵斗爭的美術作品。美術家主要有沈柔堅、梁建勛、涂克、呂蒙、蘆芒等，代表性的美術作品如蘆芒的速寫畫《新四軍戰士》，莫樸的木刻畫《迎接1940》，沈光的大幅布畫《屠場》等作品。這些作品“擔負起抗日救國的宣傳和對部隊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任務，發揮了尖兵的作用。”另外，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的成立為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美術創作帶來新鮮的氣息，其作品內容主要以反映抗戰和根據地群眾生活等為主，擴充了美術作為抗戰宣傳的有力武器。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戰爭的爆發，強烈的刺激了美術家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地改變著美術創作者的審美意蘊和藝術趣味。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創作其實就是創作者的思想和人格的體現，蘊含著強大的精神能量，創作者能夠主動地將個人的藝術情感和整個國家與整個民族的命運關聯在一起，這種創作意蘊和趣味的轉變不僅使中國新美術運動的內涵、美術家的視野和創作風格發生了變化，而且對戰后中國美術的美學價值追求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透過那些呈現在畫紙上的視覺圖像，映射出人們對侵略的反抗，對抗戰勇士崇高的歌頌，在革命斗爭的宣傳中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由此可見，任何一種藝術的產生都脫離不了歷史背景，特定的歷史背景造就了特定的藝術作品，當一段美術史與一個民族的歷史背景發生關聯時，這段美術史往往會派生出一段特有的光芒。因此，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戰爭對于其革命題材美術的創作來說是一種題材，不如說更是一種精神展現，值得更多當代的藝術家們深思其中的精神內涵。
（一）革命題材美術創作是傳達民族精神的藝術語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期發展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意蘊，它是人民生活習俗、歷史文化、思想意識等融匯而成的一種具有愛國愛民的文化力量。中國的文化藝術之所以豐富多元、異彩紛呈，就是因為古今藝術史上的經典藝術作品均凝聚著時代及民族的精神。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美術在抗日救亡、制度革命、社會文化改造、經濟建設的特定背景下，不僅在藝術語言、表現風格上與中國傳統藝術相比都發生了重要轉換，最重要的是在藝術的審美趣味、功能、價值取向上也都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充分體現了現代中國藝術的新傳統、新精神。這種傳統與精神已經成為具有民族氣派的中國現代美術之魂。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都孕育著深厚的革命意識。無論是富有組織性的木刻版畫界創作的作品，還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工作者個人創作的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人物畫、漫畫、布畫、連環畫和宣傳畫，美術創作者們均用特有的繪畫語言記敘著對于祖國命運和民主政治的關切。他們的繪畫作品通過象征隱喻的方式，展現出藝術家在動蕩歲月所應有的民族覺悟、民主意識和歷史擔當。因此，這些美術作品對于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時期的抗戰精神、民族精神，特別是在凝聚根據地的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聽黨指揮，凝聚社會民心。新四軍領導人十分重視文化建設，依靠文藝的魅力使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豐富多彩，其發展是在配合政治、軍事、經濟各條戰線上的斗爭中同時進行。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強調，“沒有民族的民主的新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新四軍領導人陳毅明確指出：“我們文化政策領導下的文化運動，在抗日革命戰爭中擔負著戰略上一方面的嚴重任務，他與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作全面的配合，來完成推翻日寇改造中國的偉大任務！”無論是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服務，還是為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服務，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美術工作者都能緊跟時代、植根群眾進行美術創作，這些都在潛移默化中真正起到了緊扣時代脈搏、聚攏民心所向的社會作用。
其次，突顯視覺意蘊，塑造民族精神。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作品中的視覺元素被創作者賦予特定的象征含義，具有豐富的視覺意蘊，能夠直接傳達出創作者的情感和意念。人們通過可見、可感、可讀的畫面，能夠相對直接、聚焦地領會作品所蘊含的特殊含義。例如趙堅的套色油印畫作品《車橋戰役》，通過對比強烈的畫面視覺效果，構筑了車橋戰役激烈的斗爭場景，透過畫面中此起彼伏的硝煙可以感受到日軍被打的措手不及，展現了新四軍戰士機智、勇敢的斗爭精神，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再次，關注國家社會，引起民眾共鳴，建構審美情趣。新四軍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在對群眾的宣傳上，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雅俗共賞，就是因為這些作品來源于人民大眾，打動了人們的心弦，找準了社會發展的脈搏和集體審美訴求，這種能夠引起民眾共鳴的時代觀照本身，“既是一種帶有社會使命和文化擔當的藝術呈現，同時又抒寫著創作者個人的情感脈動”。蘆芒的宣傳畫《軍民團結》，作品通過飽滿的構圖、粗狂的線條展現了木刻版畫的力量美感。畫面中老農豎起的拇指、孩童高舉的拳頭表達了對新四軍戰士的贊揚；新四軍戰士滿身的裝備，微笑著與老農交談并拉著孩子的手，完美的詮釋了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一家親的和諧畫面。
（二）新四軍革命題材美術創作源自人民生活的藝術理論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產生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生成和發展起來的獨具特色的一種藝術現象，其美術宣傳活動，不斷充實著新四軍中的美術力量。同時，美術工作者創作的大量反映敵后抗日根據地群眾生活和鼓舞士氣的美術作品，正是基于藝術源自人民生活這一理論。
新四軍美術工作者深知，美術作品要為人民所知，獲得人民的認同，就必須創作反映人民現實生活的作品。新四軍的美術工作“獲得可靠的群眾基礎”；同時“美術工作者深入群眾和他們打成一片，并開展群眾的美術活動，使新四軍的美術隊伍擁有后備力量，從而不斷吸收新的血液。”因此，不管當時的條件如何艱苦，新四軍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美術工作都從未中斷。美術工作者不斷深入群眾生活，積極開展群眾的美術活動，不斷學習和借鑒民間藝術的精髓以豐富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產生了作品風格的多樣性，得到新四軍廣大指戰員和地方群眾的青睞與支持，夯實了群眾基礎。新四軍把版畫創作作為參與戰斗和反映現實生活的主要手段，運用木刻的形式作為鼓舞斗志、爭取勝利的輕型武器。
此外，在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領導下的美術活動，其創作形式還有漫畫、壁畫、速寫、連環畫等，作品均具有敢于直面革命、直指人心的創作特性。回望其美術創作的發展歷程及表現形式，毫無疑問均來自革命的需要和符合人民欣賞習慣的審美意識。美術組的畫家們在新四軍成立時，就在大幅白布上采用速寫的形式繪制抗日宣傳畫，這些速寫作品具有符合中國人審美的線條表現、直接指向的表現形式及緊密聯系現實的特點。由于傳統繪畫線條自身的形態美感來源于它的變化多樣，黑白單線，使畫面簡潔明了，易被群眾接受，而且這一時期的速寫創作具有主觀意識，畫面中的圖像具有豐富的造型表現。蘆芒的速寫畫《新四軍戰士》，該作品造型獨特，線條靈活多變，在虛與實的線條結構中，刻畫出了新四軍戰士納鞋底時內心的平靜與專注。充分再現了新四軍戰士不僅能夠英勇作戰，還能夠縫縫補補，給受眾以樸實之美。寥寥數筆凸顯出了盧芒的美術才能和繪畫功底，作品給人們以積極的影響。
（三）新四軍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形式是符合人民審美的視覺呈現
全民族抗戰的爆發，探索新的創作道路成為美術工作者的共同祈求。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活動豐富多彩，建立了戰地服務團美術組、出版發行了《抗敵畫報》、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以及創作具有影響力的木刻作品《鐵佛寺》等，成為新四軍抗戰時期革命題材美術全面走向大眾、服務戰爭、爭取民族勝利的有力武器。美術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和指引下，從人民生活中提煉素材，把人民的需求作為根本目標，運用藝術的審美形式及表現技法，創作了大量滿足人民的審美需求并為人民所喜愛的美術作品，出色地完成了社會動員任務。按照一般的審美規律來講，一件美術作品包含了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來表現作品的內容至關重要。新四軍革命題材美術創作在內容上，要表現老百姓熟悉的、關心的，與老百姓的生存關系密切的生活情形，即老百姓的斗爭、勞動創造、思想品質乃至于他們的愛好與風尚，只有這樣的內容才能對老百姓有吸引力；在形式上，形式語言要符合老百姓平常的視覺習慣。
在農村最普及的視覺藝術是民間年畫和民間剪紙，因為它們具有通俗易懂、便于張貼的藝術特性，能夠滿足人民的審美需求，表達人民的心理訴求，寄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通過對年畫作品中的圖像研究，能夠了解當時的社會現象及人民的生活習俗，為后代留下寶貴的圖像資料。在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抗戰時期以年畫的形式進行作品創作正是基于它們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并符合人民的審美情趣故而深受人民喜愛、社會需求量大、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原因，通過年畫的藝術表現手法融入宣傳抗戰的內容，反映抗戰時期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老百姓的欣賞習慣就是在這樣的民間美術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只有同類的形式語言才能與老百姓產生共鳴。因此，美術工作者在學習民族藝術、民間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了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新形式的年畫，其表現手法就是采用傳統年畫形式與新的革命內容相結合，經過對舊年畫的改造，剔除迷信的成分，把表現抗日殺敵、生產生活、領袖形象等內容的年畫迅速變成老百姓所喜愛的新“門神”，很快在華中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很受群眾喜愛。由此可見，正確認識其作品的創作歷程，是實現當代審美的必經之路。
三、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價值傳承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創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及勞苦大眾翻身解放，植根于廣大的勞苦大眾之中形成的。透過那些呈現在畫紙上的視覺圖像，映射出對侵略的反抗，對抗戰勇士崇高的歌頌，在抗日斗爭的宣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再現了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光輝歷史和革命精神，豐富了軍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鼓舞士氣、發動群眾、瓦解敵人的作用。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所刻畫的重大歷史事件、軍民生產生活、杰出的歷史人物和偉大時代精神，必將在潛移默化中引導新時代人們自覺弘揚抗戰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因而具有重大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
（一）彰顯了偉大的抗戰精神，提高了對新四軍革命精神的認知
在20世紀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抗戰是最重要的主題和內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由于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地理位置十分險惡，美術工作，有強烈的戰斗性，“當時的美術作品都是為戰爭服務而創作的，都有明確的政治內容”。這些作品蘊含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的偉大抗戰精神。
同時，新四軍美術創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肩負著以美術為武器發動群眾、鼓舞士氣、瓦解敵人的偉大使命，充分反映了“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新四軍革命精神。因此，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品是中華民族豐富的歷史遺產和巨大的精神財富，“是對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和革命傳統教育的珍貴材料，也是反映近現代革命斗爭的實踐和精神、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最為形象的載體。”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美術創作者通過審美的視角運用獨特的藝術語言表現抗戰，對抗戰形象進行還原，是革命歷史的圖像化，提升了對新四軍革命歷史征程的認知。
（二）加強了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的探索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題材美術創作以其特有的視覺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塑造了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肩負的使命和現實任務，決定了革命題材美術作品的創作理念必須蘊含著紀念和教育的功用，以視覺圖像的形式更詳細地展現歷史，弘揚革命意志。通過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圖像敘事，傳承紅色基因，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中華民族紅色文化的傳播力度。新時代的美術創作應努力能將紅色主題的挖掘和圖像敘事的表現緊扣其時代性，通過人民熟悉的抗戰事件及英雄人物，再現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賡續紅色血脈，歌頌共產黨，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核心。這就表明了藝術家能夠守正創新關注生活，能夠通過認識人類美術發展的進程與圖像敘事的基本原則，讓大眾對革命題材的繪畫和造型美術的本體規律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正所謂一幅畫就是一段歷史，梳理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題材經典美術作品可以發現，深刻的思想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其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紅色美術作品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資源，能夠引領青少年愛黨、愛國的情懷，賡續紅色血脈。要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再現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經典紅色美術作品，增強經典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時，通過闡釋經典革命題材美術作品里面的黨史故事，挖掘好經典美術作品背后的發展故事，講述好經典美術作品作者的創作故事，既傳播了知識，也傳授了美德，讓紅色基因早日在學生心中萌芽，賡續紅色血脈。
（三）產生了指導新時代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創作的寶貴啟示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紅色美術作品蘊含的價值觀念、審美思想及抗戰精神是永不枯竭的理論源泉。新時代的美術創作者應該知曉中國革命歷史，只有從革命歷史積淀中汲取營養，才能創作出更多打動人心的紅色美術作品。如從題材上以抗戰歷史背景和社會成因的視角賦予紅色美術創作靈感；從內容上以抗戰歷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動及重要領導人為主強化對抗戰歷史的精神領悟，通過新的藝術表現手法進行歷史敘事，講述特定時期的抗戰故事。在新時代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時，美術工作者應該努力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中挖掘鮮活的故事與細節，并努力通過自己的創作轉化為優秀的藝術發現，向參觀者傳遞“史識”價值，無形中實現了信仰的傳承。同時，創作者應通過其創作的革命題材美術作品，實現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讓人民深刻感受革命歷史的精神光芒，進而汲取奮進的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貢獻自己的力量。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周恩來等把美術、音樂、戲劇、文學等藝術作為“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作為中國美術發展中的一個分支，其創作從屬于革命和建設歷史敘事，見證了共產黨不斷壯大、不斷成熟的革命歷史進程，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史觀在美術創作中的作用。
縱觀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留存至今的一些經典革命題材美術作品，不僅為世人留下了豐富的視覺圖像，而且不斷引領人們的精神能量，演繹出一部具有生動形象的黨史故事。可以說，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題材內容是一部中國革命史。“這是一部充滿著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獲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是中國現當代美術創作最重要的題材之一。”它以繪畫的藝術語言記錄了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出現過的多次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領導人物，從“革命題材美術”與革命歷史背景研究，這些素材在革命題材美術創作中構成了中國革命歷史的原圖像，為建構整個革命題材美術創作的藝術思想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2015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本質上要“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創作方法上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重心上要“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由此可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要求。
新四軍在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的美術工作，是完全遵照黨的文藝政策，自覺地用畫筆記錄黨為民族民主革命而留下的篳路藍縷、艱苦卓絕的奮斗步履。美術創作者依靠圖像及其隱含在其中的寓意傳遞給觀者以視覺的感知和心靈的震撼，其目的是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一切文學藝術都應該從人民生活中搜集素材，一切文藝都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其創作導向的變化與中國共產黨對文藝政策認識的深化、調整始終保持高度一致。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革命題材美術創作能夠緊隨黨的文藝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即從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軍事題材）為主題進行創作，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轉變，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地位。這些作品以火一樣的熱情記錄轟轟烈烈的抗戰時代，以敘事的方式展示出強烈的人文情懷和藝術美感，是藝術、政治與人民內心情感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