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士紳，通常是指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地主和富農階級中帶有民主色彩的個別人士。毛澤東同志在《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指出：“抗日時期，我黨在各解放區政權機關（參議會和政府）中同開明紳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充分肯定開明士紳“同我黨共患難，確有相當貢獻”。
華中地區的開明士紳何以能成為新四軍之友？我認為，其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首先，新四軍執行黨的團結抗日方針，堅持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求多交朋友；其次，新四軍認識到開明士紳同樣遭受日本侵略軍的禍害，保衛祖國，抵御外侮是共同責任，愛國抗日是一家，屬于能交之友；再次，新四軍對開明士紳平等相待，民主協商，重在以誠交友；第四，事實也充分證明，開明士紳與新四軍風雨同舟，積極抗日，共克時艱，無愧為歲寒之友。
一、團結抗日，力求多交朋友
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問胡耀邦，你說說，什么叫軍事？胡耀邦引經據典，說了一通。毛澤東說：“沒這么復雜，軍事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毛澤東又問：什么叫政治？胡耀邦又展開說了不少。毛澤東說：“沒這么復雜，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中國共產黨把堅持、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視為抗日戰爭能夠堅持和取得勝利的一個基本條件，把“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作為總的策略方針。1935 年8 月1 日, 中國共產黨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2 月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上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正式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會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路線和策略，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1937 年秋，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歷史上，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讓億萬人民結成一條牢固的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陳毅說：“打鬼子也不只是新四軍的功勞，還要靠黎民百姓的參與和支持。”可以說，抓住“人心”這是最大的政治。陳毅還曾說“團結面越寬越好”。我們要打開蘇北局面，非把韓德勤打敗不可；要打敗韓德勤就必須爭取“二李”，不使他們投奔韓德勤。陳毅主動與“二李”議和，釋放俘虜并退出所占“二李”防區。陳毅靈活運用“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對“二李”的統戰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對國民黨方面的“二李”尚且要爭取，對愛國士紳則更要團結，道理再明白不過。陳毅等領導人親自做工作，團結朱履先、韓紫石等在當地有名望的開明士紳，為新四軍勝利進行黃橋決戰準備了條件。
黃橋決戰勝利后，11 月18 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專門批轉了陳毅領導新四軍在蘇北統戰方針與經驗，指出：“為使各部隊團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統戰策略，破除其狹隘而不開展、顧小利而忘大利、稱英雄而少辦法的觀點，特將陳毅報告轉發你們作具體教育材料”。
華中地區開明士紳之所以能成為新四軍之友，首先在于新四軍堅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執行黨的團結抗日方針，力求多交朋友，一致抗日。
二、命運與共，認準能交之友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抗日戰爭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開明士紳與新四軍面對共同的敵人，有著共同的利益，肩負共同的目標，能夠結成統一戰線，能夠成為患難之友。當時，中華民族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抵御外敵入侵，拯救國家危亡。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危及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自然也危及了包括開明士紳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利益。當時，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持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也有參加的可能。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爭。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免不了存在分歧，而在決定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上則有共識；在眼前利益的維護上免不了存在分歧，而在未來共同目標上則有共識。要說開明士紳的“開明”，與共產黨和新四軍有這種共識就是最大的“開明”。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共識，有了這樣的“開明”，使得開明士紳也就有了成為新四軍之友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從開明士紳自身因素來看，他們也確實有著成為新四軍之友的深刻內在原因。正如中央發出的《關于對蘇北名紳進行統戰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樣，民主人士、開明士紳、工商業者等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他們中許多人胸懷愛國熱情，對妥協投降的國民黨頑固派十分不滿。大家知道，許多開明士紳具有出于內心的愛國熱忱，具有一定的社會聲望，具有讀書明理的文化素質，具有家境富足的經濟實力，其中更有一批杰出的開明紳士，有挺身御侮的民族氣節，有維護正義的人生膽識，有服務民眾的真誠愿望，有秉公辦事的活動能力。這些也都是開明士紳成為新四軍之友的內在條件。
特別是在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凡是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要有可能，就很快建立起抗日各階級統一戰線的抗日民主政權。而開明士紳則是共產黨領導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中屬于中間勢力的一部分。正如劉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共產黨很愿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后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后勝利。”
為什么共產黨和新四軍能夠“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如前所言，首先是因為共產黨和新四軍提出的政治主張代表人民的愿望，反映時代的心聲，其次是因為開明士紳與新四軍和人民大眾有著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同時，也因為共產黨和新四軍對團結對象能夠以誠相待，民主協商，以誠交友。
開明士紳能夠成為新四軍之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共產黨和新四軍把開明士紳納入人民大眾的范疇，堅持民主協調，始終以誠交友，因此感動了也屬于人民大眾的開明士紳。
陳毅曾被毛澤東譽為“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他自己回憶說：“余從軍以來，每蒞一地，輒樂與當地賢士大夫游”。陳毅的威望，不在于他喊了多少政治口號，還在于他胸懷博大、光明磊落、性情豪放、真誠待人的人格魅力。包括開明士紳在內的各界人士都樂于與他交往。陳毅就是這樣以他的無私無畏、真誠相待和淵博知識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開明士紳、社會名流、學界宿賢，使他們能理解、同情和支持新四軍的抗戰。
1941 年1 月，劉少奇、陳毅在鹽城新四軍軍部邀請鹽阜士紳名流、社會賢達參加座談會，共商抗日大計。劉少奇、陳毅在會上反復闡明共產黨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年秋，陳毅為打開鹽阜地區工作的新局面，主動登門拜訪鹽阜地區名紳龐友蘭，請其為抗戰事業獻計獻策。但龐友蘭認為共產黨的軍隊和國民黨沒有多大區別，而且新四軍是泥腿子出身，人少槍孬，想要在鹽阜地區立穩腳跟并不現實，因此托詞不見。陳毅堅持“三顧茅廬”，才得以會面。交談中，陳毅言詞坦誠，態度謙恭。兩人說文道武，談論古今，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談，經過深談交流，龐友蘭從陳毅身上看到了新四軍領導的綜合素質和新四軍的力量所在。1942 年10 月龐友蘭被選為鹽阜區參議會副參議長，積極為抗日出謀劃策，為鞏固抗日根據地、支持抗日努力工作。
陳毅還邀請外地知識分子來蘇北參與抗戰，他寫出一封封情真意切的書信，通過地下黨組織轉交到各大城市知識分子手中，激勵他們投身抗日，使蘇北會聚了民主斗士鄒韜奮、新聞記者范長江、音樂家賀綠汀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他還倡導建立了“文化村”，成立“湖海藝文社”，親自參與詩社活動并大量投稿，推動了文化抗戰的蓬勃發展。
1942 年底，中華抗日救國會領袖、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杰出的新聞記者鄒韜奮到華中抗日根據地訪問。沿途都是新四軍為他備馬備轎，派兵護送。在蘇中三分區和四分區領導機關駐地，新四軍都專門為他召開了歡迎晚會。在新四軍一師師部駐地東臺縣三倉地區，蘇中區黨委的主要負責同志粟裕和陳丕顯給予了熱情接待。在蘇北鹽阜區，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與他親切會見。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去安徽新四軍四師視察前，還特地找人縫制了一件嶄新的羊皮袍送給鄒韜奮。鄒韜奮雖然只在蘇中、蘇北抗日根據地呆了3 個多月，卻對這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離開時說：“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國最理想的地方。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實現了。”之后他回憶這一段經歷時還說：“此次在敵后視察研究，目擊人民的偉大斗爭，使我更看到新中國光明的未來。”
綜上所述，新四軍與開明士紳民主協商的基礎，是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民主協商的本質，則是尋求利益交集，找到最大“公約數”，促進共同利益形成。新四軍民主協商，以誠交友，確實是開明士紳成為新四軍之友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風雨同舟，無愧歲寒之友
歷史充分證明，由于以上主客觀原因，愛國開明士紳在積極支持新四軍抗戰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其特殊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四軍極其困難、急需獲得幫助的情況下，義不容辭，挺身而出，成為新四軍的患難之交、歲寒之友。
開明士紳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條件，帶頭交公糧公草，出資修路修堤，捐款為新四軍籌措軍需物資，幫助收集、購買和運送槍支彈藥，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工作，積極響應共產黨“減租減息”的政策，聯絡敵偽上層人士，掩護我敵工人員和傷病員，營救我被捕同志，搜集敵偽重要情報，為新四軍在敵后抗戰提供了大力幫助，作出了特殊貢獻。
有的士紳以合法身份幫助共產黨培養抗戰干部。1937 年，董必武與國民黨人李范一、湖北省建設廳長石瑛協商，以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農業合作委員會的名義，由李范一擔任班主任，籌措經費，由陶鑄主持日常工作，在湖北應城湯池開辦了“湖北省建設廳合作事業指導員訓練班”和之后的臨時訓練班，實際為共產黨和新四軍培養了600 名抗日游擊戰爭干部。
有的士紳幫助新四軍打贏反頑的重要戰役。1940 年，曾擔任中華民國開國閱兵總指揮、被孫中山授予陸軍中將軍銜的辛亥名將朱履先，在黃橋戰役前受陳毅委托致函“二李”，要他們嚴守中立，并騰出自己的“中將府”讓新四軍一個排入住，還帶頭給新四軍捐贈5 萬銀元，交納抗日愛國公糧500 石，在戰役中又挨家動員為新四軍制作燒餅，并做出了第一爐燒餅送往前線。
有的士紳冒著危險幫助新四軍領導人撫養孩子。1941 年秋天，新四軍軍部從鹽城轉移到阜寧縣城西北的停翅港，次年5 月25 日，陳毅代軍長的夫人張茜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陳昊蘇。半年后，日偽軍對阜寧地區進行大“掃蕩”，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要向盱眙黃花塘轉移。為了部隊和孩子的安全，陳毅把出生只6 個月的嬰兒托給射陽縣首任參議長鄒魯山。鄒魯山連夜將孩子抱到阜寧鄒河自己的家中，并請家中的長工仇長春的妻子潘素芹為孩子喂奶。每逢敵人“掃蕩”，他就將孩子送到最安全的地方，敵人一走立即接回。在鄒魯山的精心保護下，孩子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災難。8 個月后，孩子才被安全地從鄒家接到設在盱眙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
有的士紳由于支持新四軍遭受國民黨摧殘。江蘇金壇縣社頭張村的陳湘甫曾是晚清秀才。他讓自己的五個兒孫參加了新四軍。在他直接動員和影響下，參加新四軍的家鄉人有幾十名。由于陳湘甫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抗日救國，公開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陰謀，國民黨頑固派派兵搶走他家中全部財物，又將他家的住房燒毀，并把70 余歲的陳湘甫綁在長凳上，用火燒屁股，逼著他交出兒子陳練升和發表反共宣言。陳湘甫誓死不屈，此后更堅決地投身到抗日救國的行列中去。
從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與華中地區開明士紳交友的生動實踐來看，統一戰線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畫好同心圓，唱響協奏曲，共筑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