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人稱氓公，德才兩美，國士無雙。他是文化名人，黨內才子，革命一生，多有建樹，面冷心熱，有口皆碑。官只副部，但聲名藉盛，聞于朝野，新友故知，一體推重，權貴百姓，同聲稱好。1990年，米壽仙逝，遺愛至今，思念不衰，聲譽日隆，足見他的政治人格和人品精神已經活于人心，留香青史了。在當今干部隊伍中貪圖享樂、奢靡成風的情勢下，重溫和紀念李一氓的政治人格，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李一氓的政治人格，是一個老共產黨人的政治良心，是其人品精神和學識才華，在政治生涯中的自然流露和體現。他滿腹經綸，見識迥出常流，自然能洞察政壇浮云迷霧，而得其真相，盡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灑脫。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冷對外界誘惑和壓力，秉持良心和正義而有歷史的擔當；“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只要有利國家和大局，無論個人生死禍福，皆在所不辭。因此，李一氓的政治人格，簡言之，就是一個“真”字：率真求真知，真誠服真理，認真承擔當。真，乃百善之源；能真，自可行善成美，立德為公。下面謹就“真”字的一體五面—真、善、美、德、公，敷衍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李一氓
真：以率真之心追求真理，服膺真理，信仰堅定，百折不撓
1921年暑假，為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李一氓自成都到上海讀書，先浦東中學，后大同、滬江、東吳大學，在龐雜的社會思潮中，獨具慧眼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五卅運動之后，李一氓由李碩勛、何成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直接參加了1926年、1927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義。由于政治堅定，才華出眾，北伐時，李一氓即先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親身參加了攻打武昌的戰役；在南昌起義中任參謀團秘書長。起義失敗后，在黨的安排下，他又去上海秘密從事更艱險的地下保衛工作，同時兼做文化工作。當時他常常載著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在他駕駛的小汽車里面開會。他還和趙毅敏、趙一曼以及自己的家屬，組成臨時家庭，掩護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個時期，他巧妙地同敵人周旋，為轉移、保存黨的重要力量做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是中共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出版過《新俄詩選》《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傳》《馬克思論文選譯》，并參與進步雜志的編輯和寫作，如《流沙》《日出旬刊》《巴爾底山》等。
1932年，李一氓奉命去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長，兼任《紅色中華》編輯。在幾次反圍剿中，他歷盡千辛萬苦，為鞏固中央革命根據地做出了優異成績。爾后，他參加長征，并撰紀實長文《從金沙江到大渡河》。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后不久，李一氓擔任毛澤東秘書，之后，任陜甘省委、陜甘寧省委宣傳部長，并親自帶兵籌集糧食，建立黨的基層組織。1936年西安事變后，李一氓被委派為毛澤東的私人代表，回成都去做劉湘的統戰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李一氓受黨的委派，協助葉挺組建新四軍，并擔任新四軍秘書長。皖南事變中，他脫出重圍，歷經艱險，奔桂林，轉香港，過上海，回到蘇北新四軍軍部，革命斗志不曾稍減。1942年后，他相繼擔任淮海和蘇北區黨委副書記、行署主任等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后，李一氓擔任蘇皖邊區政府主席。他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做出了可貴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李一氓主要從事外事工作。1950年，他從東北旅大區黨委副書記任上，被委派為準備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此后，李一氓相繼擔任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駐緬甸大使和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工作期間，勇于開拓。“文革”期間，李一氓受迫害，身陷囹圄達6年之久。恢復工作之后，李一氓任中聯部副部長，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求實的科學態度，深入調查研究，為發展中共同世界各國政黨的關系，做了大量工作，并起了重要作用。1982年，李一氓退居二線之后，中央委之以領導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重任。他為此傾注了極大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為保存和弘揚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
李一氓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服膺真理，百折不撓，勇于進取的一生。
善：以善良之心，行良善之政，始終把人民利益和疾苦、同志的名譽和政治前途放在首位
1946年春，蘇皖邊區發生了大范圍的饑荒，無衣無食、棲留無所、掙扎在死亡線上急需救濟的災民，多達420余萬人，餓死人的現象每每發生。其時，李一氓擔任蘇皖邊區政府主席。面對刻不容緩的救災工作，他根據華中分局的部署，殫精竭慮，雷厲風行，領導了全區的救災，密集出臺了各項救災舉措：各級政府立即進行廣泛直接的錢糧救濟，1946年3月，邊府統一發行救災公債9200萬元；舉辦平糶，平抑糧價，規定購糧限度，保證平糶糧全部為貧民購得；想方設法增加糧食供應；互濟互助，募捐救急，開展義賑運動；接受外界捐款救濟；組織生產救荒，邊區政府春耕及夏收前貸放5000萬元農業款，保證春耕生產；發展家庭紡織，組織災民運鹽度荒，以工代賑，將所有災民組織到生產中去。此外，還進行了懲奸救災和減租減息增資救災。據不完全統計，蘇皖邊區各級政府用于救災的糧、錢、物，折合華中幣計3.84億元。在黨政軍民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在新麥登場時相繼戰勝了災荒。邊區政府的救災運動，拯救了無數災民的生命，可謂功德無量。
1965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全面鋪開，中央外事口各部門到山西參加“四清”運動。李一氓帶領國務院外辦、國家旅游局、外文出版局、外國專家局等單位的干部，到文水縣共8個社隊下鄉，他被委任為“四清”工作團政委，坐鎮劉胡蘭公社。“四清”運動是左的產物，李一氓從一開始就有所察覺。他在指導云周西的“四清”工作中，倡導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堅持正面教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力戒大轟、大批、大斗，避免了其他很多地方發生的打人、逼人、死人的現象。而他竟因此落得個“溫和派”的惡名。在當時“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環境下，能做到這點該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氣啊。
1979年初，李一氓主持中聯部的日常工作，立即著手平反冤假錯案。例如，經他報告中央后，中央決定為王稼祥所謂“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反對派和，少支持民族解放運動，這是康生等人對王稼祥正確意見無中生有的污蔑）修正主義路線冤案平反，徹底推翻了康生強加于王稼祥和廣大干部群眾的污蔑之詞。
李一氓的善心善念和善政，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和人生。
李一氓書法
美：以唯美之心對待所有工作，開拓進取，精益求精，追求最完美的結果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和中巴通航后，李一氓敏感地預見到，與西方的建交會越來越多，西方各國來華旅行人數，也將大幅度增加，我國政府部門應及早建立旅游機構，以便統籌規劃，加強領導，發展旅游事業。經他籌劃和倡議，中央和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旅游事業管理局，各大區、省市紛紛建立相應機構，為中國旅游事業在組織上奠定了基礎。首倡建議，得以落實，當屬功德圓滿。但李一氓卻認為事有未善，常常調查研究，為更好開展旅游事業出謀劃策，如指示旅游部門拍攝紀錄片，英漢雙語解說，宣傳我國旅游勝地風光；要求有關部門制作工藝紀念品售給旅游者；指示開辦旅游學校，大量培養專業翻譯導游人才等等，后來的實踐證明，這些指示完全正確，是旅游事業取得良好成就的必要措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李一氓在上世紀70年代末組織專家攻關研究，并于1980年向中央提出專門報告，打破“兩霸（指美國和蘇聯）相爭必有一戰”的思想禁錮，提出戰后30多年的國際關系和力量對比的變化，言及經濟和技術（包括軍事技術）的空前發展，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因此，“戰爭不可避免，只能推遲” 的提法需要改變。世界大戰不容易再打起來，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爭取到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這實是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主題”論斷的先聲。報告中請求廢止自縛手腳、荒誕不經的“一條線”戰略（核心是聯美反蘇和以蘇劃線）及依據“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主張，也為中央所接受。這些研究創見，為我國蹣跚起步的經濟建設掃清了迷霧。
至于他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工作的10年，更是建國以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繁榮、最興旺、最完美的10年。10年中，全國共出版古籍3500多種，包括《中華大藏經》在內的諸多煌煌巨獻，圓滿完成了1982年制訂的九年（1982—1990）規劃。這些成就與李一氓學養厚（對古籍造詣深）、見識深（包括1911年前的所有古籍）、胸襟廣（學識囊括儒釋道）、規劃實（優選3100種古籍先行整理出版）、配套全（研究、出版的分工協作和人才培養）、領導細（孜孜不倦長達10年之久）等是分不開的。
德：與人往還，以德服人，只以德交，不以利合
對于在長期革命生涯中結成的生死之交，李一氓引為終生摯友。郭沫若在南昌起義后亡命日本，生計困難。回憶那時景況，郭沫若說，“我寫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譯了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以及彌海里斯的《美術考古發現史》。而這些書都靠著國內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紹，把它們推銷掉了。那收入倒是相當可觀的，平均起來，我比創造社存在時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這樣也就把餓死的威脅免掉了。”李一氓的古道熱腸，溫暖了客居異國的戰友的心。直至晚年，李一氓仍為郭沫若仗義執言，肯定其學術成就，并張羅開辦郭沫若紀念館等等。 潘漢年和李一氓的革命友誼也是很有名的。潘李二人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時訂交，后來情同莫逆。1955年，潘因所謂“潘揚事件”入獄，20多年里沉冤莫白，李一氓其時也受牽連審查。但他不以為意，堅信潘漢年是清白的，并在1978年的《解放日報》上發表《無題》詩，以表達對老友的思念。“電閃雷鳴五十春，空彈瑤瑟韻難成。湘靈已自無消息，何處相尋倩女魂”。其時，潘案仍未平反。辭短情長，滿是望眼欲穿的無奈。此后，李一氓又將著作《存在集》題獻給潘漢年，殷殷深情，令人感動。
在工作中，李一氓平易近人，以誠相見。他平等待人，對晚輩尤為熱情，常將后輩才俊引為忘年之交，并青眼有加，大力推薦。眾所周知，他對喬石、何方、俞邃、王蒙等人均有知遇之恩。
李一氓熟識許多中央領導和文化界名流，但一般“無事不登三寶殿”，更不趨炎附勢、四處攀緣。李一氓與之談得來，便縱橫古今、滔滔不絕，無話則相對無言，從不勉強應酬。有一次，一位高級將領和他枯坐達半小時之久。即便對于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領導人和自己的老上級，他也從來不攀，從不自炫。一次，周恩來看望大家，李一氓和大家站在一起聽周恩來講話，既不趨前，也不敘舊，顯不出從北伐起，就長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的樣子。
那些喪失氣節、攀誣同志的人，自然是失德之人，李一氓對他們明言斥責，斷絕往來，絕不假以顏色。愛憎分明，坦坦蕩蕩，這便是李一氓交友處事之道。
公：出以公心，廉潔奉公，化私作公，一心為公
李一氓投身革命，凡事出以公心，自不待言，即便在古籍出版這樣的文化事業上，也能體現出他關心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公心。例如，他很注意收集有關臺灣的史料，并很快影印出版了《臺灣府志三種》，還指定何方寫一篇《序》，敘述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希望開展兩岸交流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緊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令人動容。對待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李一氓也是出以公心，絕不人云亦云，作違心違實之論。李一氓作為當年新四軍的秘書長，又受命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沖人，對于皖南事變是最了解情況的，也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認為，《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是在戰斗結束后的第二天、上級尚未了解全部情況的形勢下倉促作出的。對皖南事變和項英問題的處理與評論，李一氓持保留意見，認為“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項英對待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李一氓認為，講項英怕去敵后和反對北移都是沒有根據的，整體說來，項英還是顧大局和基本上執行了中央政策的；且就全局講，中央放棄皖南的決心是否下得太晚，事先對國民黨的陰謀是否估計不足，是否低估了曹甸戰斗對皖南的影響等，都值得思考，況且不能無視確實存在的客觀困難等等。這番公允之論，正是一個共產黨人的良心和正義的體現，無關義氣和名利之爭，確實出于為青史留寫照、為人間存正氣的耿耿公心。
自參加革命以來，李一氓經常自掏腰包，為黨奔忙。早年，他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從事地下保衛工作時，就通過在川軍做旅長的堂兄，每個月資助的兩根金條來租小轎車，為黨傳遞信息和文件。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甚至還經常車里開會，從來沒有受到敵人的懷疑和盤查。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充實成都杜甫草堂的陳列品，他自費收集杜詩的各種外文譯本。《杜甫傳》上就有他的題記：“《杜甫傳》，英文本，一九二八年在倫敦出版，對著者及內容，均不暇深考。……一九五六年初見于維也納舊書店，亟購寄草堂陳列室，聊備一格。”像這樣克己奉公的例子還有很多，李一氓晚年更將自己畢生收藏的古籍、字畫和各類文物數千件悉數捐公，實現了他“余藏書畫，均繳公庫”的愿望。
李一氓為官嚴于律己，公正廉潔，對弄虛作假、以權謀私、“走后門”等不正之風，極其鄙視并嚴格抵制。他對子女要求極為嚴格，子女中沒有一個搞過特殊化，至今都是尋常百姓。
李一氓的政治人格，略如上述。氓公者，真善美德公也。真、善、美、德、公，是其多彩人生的寫照，更是其政治人格的禮贊。做人有高風，居官有亮節，李一氓青史流芳，永為后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