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9 月21 日至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共662 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開幕前，政協籌備會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接見了各位代表。當毛澤東主席握住一位頭發花白、身材中等的老人的手時，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微笑著說：“你就是湖北的李先生??？”老人激動地連連點頭回應。那么，這個被毛主席稱作“李先生”的老人到底是誰呢？他就是李范一。
李范一，1891 年出生于湖北應城。他1904 年13 歲時考中秀才，被鄉人稱為“神童”。后來他進入兩湖書院（清末湖北最高學府）深造，并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加入中國同盟會。當時，董必武正在湖北文普通學堂學習，兩人經過朋友介紹，得以相識、相交、相互賞識。辛亥革命時，兩人又同在革命軍設在洪山的兵部指揮部共事，他們是朋友加戰友。辛亥革命后，李赴美留學，1917 年畢業后在美國一家無線電器制造廠工作。1924 年回國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后又擔任北伐軍前方司令部交通處處長，駐上海。北伐勝利后，先后任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交通處處長、軍事交通技術學校校長、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處長等職；1928 年后，先后擔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陜西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35 年，因修筑鄂西公路之事，李范一與省主席張群意見不合，被國民政府解職。李范一一氣之下，攜全家來到應城湯池，除兼任湖北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委員外，全部精力均用于農村改進試驗區的建設。
擔任湯池訓練班主任
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1937年9 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回到武漢，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廣泛的社會關系，與各界人士商議合作抗日事宜。在與辛亥革命時期結交的老朋友、時任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廳長的石瑛交談中，董必武得知，石瑛還兼任湖北省農村合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培訓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因原先培訓的指導員中，不少人只圖官位，不務實事，并不想把心思放在扶持農業生產上，因此石瑛建議在共產黨的幫助下，用共產黨的辦法，訓練一批農村合作指導員，以組織農村合作社，發放農業貸款，發展農業經濟，支援抗戰。石瑛的想法得到董必武的贊同。他們兩人議定約請李范一來主持這個訓練班，地址就放在李范一主持的湯池農村改進試驗區。
石瑛和董必武為什么要請李范一來主持訓練班呢？原來他們3人早就相識，而李范一與湯池又有著很深的淵源。早在1933 年初，李范一回家鄉應城視察農村情況時，發現湯池溫泉周圍碎石遍地，雜草叢生，這里不僅可以利用溫泉泡澡洗浴，還可利用溫泉熱量發展養殖業，潛力未可限量。于是，他籌集資金，在湯池租借了100 畝土地，安排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畢業的許子威，來此試辦農業改進試驗區。許子威是中共黨員，也是應城人，曾參加過廣州起義?？箲鹑姹l后，許子威得知董必武回到湖北，在武漢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他就鼓動已對國民黨失去信心的李范一，一同來到“八辦”，見到了董必武，向董必武介紹了各自情況及湯池農村改進試驗區的建設情況。董必武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塊可以好好利用的陣地。因而當董必武和石瑛商議聯合開辦農村合作人員訓練班時，自然想到了李范一和他的試驗區。
1937 年12 月上旬，石瑛打電話到湯池，邀請李范一到武昌，告知有要事相商。李范一到武昌后，石瑛在家宴請周恩來，讓董必武、李范一作陪，席間議定了在湯池舉辦訓練班及請李范一做訓練班主任等事宜。李范一同意做班主任，但希望共產黨派人來幫助。
不久，黨組織派時任中共湖北省工委書記兼宣傳部長陶鑄前來訓練班，負責日常教學管理工作，又派軍事教官史劍公來教授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訓練班以培訓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的名義，培養抗日斗爭干部。
1937 年12 月20 日，訓練班正式開學。
訓練班的組織領導機構是班委會，班委會委員由李范一、陶鑄、楊顯東和教員代表組成，主任委員是李范一，日常具體工作由陶鑄負責。訓練班的教員由中共湖北省委工委選派，先后任教的有曾志（曾霞）、潘怡如、許子威、劉順元、劉季平、黃松齡、陳辛人、李華、雍文濤、蔡承祖、沈德純、顧大椿、周鐘岳等。
陶鑄既講課，又負責整個辦班的日常工作，十分辛勞。李范一對陶鑄說：“以前我聽你們共產黨宣傳抗日綱領，我覺得符合民意國情，實為救國之道?，F在我親眼看到你們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實工作，堪稱楷模。老朽深受教益?！彼潎@道：“共產黨有這樣一批中堅，不愁辦不成大事?！崩罘兑粫O有功底，但從不輕易給人題詞，陶鑄來后，他卻書條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也”，貼于陶鑄宿舍墻上。
訓練班為學員開設的課程有：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群眾運動、游擊戰術、合作社業務與農貸等。李范一親自講合作社常識，陶鑄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學員們經常外出宣傳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戲劇。第三期還組織學員夜間集合，舉行行軍演習。作為訓練班主任，李范一不僅熱情關心學員們的學習和生活，而且為籌措經費費盡心力。他利用社會關系和朋友的幫助，加之石瑛的支持，以及中國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的借款，為訓練班籌集了開辦的經費。
主持湯池臨時學校
隨著湯池訓練班影響的擴大，國民黨湖北省第三行政專署專員石毓靈、國民黨立法委員衛挺生、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楊子福、中統大頭目徐恩曾等曾多次來湯池“巡視”“訪問”，調查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聽了下面的匯報，也親自出面指責湯池訓練班影響統一戰線。一貫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也跟著隨聲附和，指責陶鑄太“左”了，他要訓練班不講黨的建設，不講馬列主義和游擊戰爭，只講合作社。國民黨特務機關更是不斷威脅石瑛，最終迫使湖北省建設廳停發了辦班經費，湯池訓練班于1938 年3 月第三期結業后被迫停辦。
訓練班停辦以后，各地仍有許多進步青年前來要求學習。李范一擔心這些青年失去學習和就業的機會，遂依靠陶鑄等人的支持，自籌經費，辦了一所臨時學校，每日按計劃上課，各地需用人才時，即派去工作，實際上以這種方式將湯池訓練班繼續辦了下去。之所以稱“臨時”的，表明它不是長期的，以免國民黨頑固派的騷擾。到武漢淪陷時，臨時學校培養了300 多名學員，這些學員結業后，通過李范一等人的關系，陸續被分配到各縣開展工作。他們深入基層，積極聯絡脫黨和隱蔽下來的中共黨員，恢復黨組織，組織游擊武裝，為各地開展抗日游擊斗爭，點燃了火種。
籌建抗日游擊武裝
1938 年初，為準備武漢淪陷后在應城開展抗日游擊戰，李范一與陶鑄商量后決定，由許子威在湯池米廠的資金中取出3600 元，請董必武托人到香港買了24 支德國造駁殼槍。
武漢淪陷前夕，李范一派許子威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將這些槍取出，存放于米廠。李范一把米廠職工和地方群眾組織起來，成立了一支長槍隊和一支短槍隊，這支武裝連同黨組織掌握的應城縣保安中隊，共同組建為湯池抗日游擊大隊，魯爾英為隊長，有70 多人槍。這支隊伍后來編入應城抗日游擊隊（簡稱“應抗”），最終匯入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成為后來的新四軍第五師的一部分。
大力推進國共合作事業
1938 年冬，在共產黨和各方力量的推動下，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同意設立第五戰區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以國民黨湖北省第三專員公署專員石毓靈為主任委員，李范一為副主任委員，委員中有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國民黨員各兩至三人，其職責是在豫鄂邊區信陽、桐柏、棗陽、隨縣、鐘祥、京山、應城、安陸、云夢、孝感、應山、天門、漢川等13 縣發動和武裝民眾，支援正規軍作戰，協助地方政府開展抗日教育和發展生產?？箶澄瘑T會下設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和政治指導部，游擊總指揮部由石毓靈兼任總指揮，陳超為副總指揮，李范一兼任政治指導部主任，李向符（武漢大學教授、民主人士）為副主任，許子威為秘書長。委員會就設在隨縣大洪山均川鎮。
盡管李范一對國民黨是失望的，但對于這一統戰性質的組織還是寄予希望的，因而他愿意就任副主任一職。當時他已撤退到宜昌，得知任職命令后，他從宜昌趕到了襄樊。在襄樊，李宗仁接見了他，說：“抗戰好比一道箍，把國共兩黨都箍在里面，不能分裂了。希望李先生為國共兩黨團結抗戰而努力?！?/span>1938 年11 月17 日，第五戰區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李范一在會上提出請陶鑄任政治指導顧問，孫耀華（愛國民主人士）任應城縣縣長，兼任應城縣抗日游擊隊司令員，得到了會議認同，但提請派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去淪陷區各縣任縣長的建議，被石毓靈拒絕。孫耀華去應城任職時，李范一還寫了一副題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示勉勵。政治指導部在均川鎮賀氏祠堂宣布成立后不久，就搬到大洪山上的長崗店辦公。在李范一開明思想的指導下，政治指導部下面工作的主要干部都是共產黨員，有些是湯池訓練班的學員，如黃心學任政治指導部的組織科長，雍文濤任民運科長，潘乃斌任宣傳科長，許子威任秘書室主任，就連他們主辦的刊物《大洪報》的正副總編輯李蒼江、史略也都是共產黨員。由于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在政治指導部中的主導作用，政治指導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他們在改造基層政權，處理民事糾紛，安定社會秩序等方面擔當起了政權職能的角色。在李范一的主持下，還舉辦了兩期軍政干部訓練班，培訓了一批抗日青年。第一期豫鄂邊區抗日軍政干部訓練班，由李向符兼任班主任，這期學員招了大約30 多人，除少數是由外縣抽調來的，大多是由均川鎮附近的小學教師和回鄉中小學生，所有的學員結業后，都分配到附近市鎮去建立工作據點。第二期軍政干部訓練班，班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共產黨員楊學誠任教育長，招收的學員有100 多人，大多數是從應城、京山、鐘祥等縣地方干部中抽調而來。李范一、楊學誠等對他們進行了比較正規的軍事教育。這兩期接受培訓的學員后來絕大多數都成為中共領導的抗日軍政骨干。
政治指導部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注意。1939 年1 月，隨著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召開，國民黨反共政策的出籠，李宗仁的態度也驟然轉變。3 月下旬，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被第五戰區下令解散，委員會的大部分同志紛紛轉向武漢外圍的其他敵后游擊根據地工作。
培訓抗日游擊干部
1939 年初，在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解散前夕，李范一受好友楊顯東的邀請和中共組織的召喚，來到襄樊，參與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的籌備工作。臨行前，陶鑄題詩懷念李范一：“烽火漫天殺氣濃，垂楊難系別離衷。長崗不住斯人去，仰望高山不見峰?！崩罘?/span>一離開長崗店前，專程去應城縣政府所在地趙新河看望抗日軍民，在篝火歡送會上，他發表熱情講話，鼓勵全體指戰員說：“你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反對國民黨倒退投降。五戰區把我們分開了，我們的心始終是在一起的，你們在前方浴血抗戰，我一定在后方用一切可能機會支持你們，我們來一個殊途同歸吧！”
武漢淪陷后，襄樊一帶成了國民黨后方最主要的一個產棉區。當時在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導部下設經濟委員會擔任副主任的楊顯東（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向李宗仁建議搶購棉花，以免資敵。李宗仁深以為然，遂致電國民黨經濟部，經濟部又轉飭農本局福生總莊辦理此事。不久，國民黨農產品促進委員會同意楊顯東在鄂北籌建手紡織訓練所，并讓他擔任湖北省“七七棉紡機”推廣專員，撥給他１萬元推廣經費和幾名技術員。中共黨組織認為，訓練所不僅可以以培訓手紡織技術指導員，培養抗日干部，還可生產抗戰急需的棉布、毛巾、被服等物資，籌集資金，支援抗日。因此，遠在重慶的董必武和在鄂北活動的陶鑄、張執一等都十分支持楊顯東的這一工作。1939 年2 月，在中共鄂西北區委統戰部長張執一主持下，楊顯東、李范一等人在襄陽城郊曾家洼召開了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籌備會議，訓練所定名為“行政院農產品促進委員會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由楊顯東任名譽所長，李范一為該所開辦工廠的實際負責人和業務聯系人。不久，訓練所設址于谷城縣茨河鎮。訓練所所部即設在下街文昌宮，紡織、織布等實習工廠設在山西會館，木工廠設在江西會館，附近廟宇做宿舍和臨時課堂。鐵工廠則設在離茨河約60 里地的盛家塘，其主要業務一是仿制“七七棉紡機”，就地推廣應用；二是鑄造手榴彈殼，必要時可轉為小型兵工廠。李范一的主要工作，一是參加訓練所學員的培訓，一是負責木工廠、鐵工廠、紡織廠織布廠的業務。在李范一的積極運籌之下，一批原來在湯池訓練班和第五戰區政治指導部學習工作過的學員、同事又來到這些工廠工作；中共鄂西北區委的王翰、曹荻秋、張執一等同志也來廠里活動過，因而這些工廠成為中共組織的秘密活動基地和發展黨組織的重要陣地。廠里的生產規模也在不斷地擴大，發展很快。
茨河手紡織訓練所舉辦了三期，共培訓學員200多人。這些學員結業后，除在谷城等地安裝、推廣棉紡機械外，還在襄陽、棗陽、宜都、新野等地辦了20 多個生產合作社，社員達數千人，他們成為中共組織日后開展游擊戰爭，發展新四軍力量的重要來源。
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強令李范一從茨河回到當時省政府所在地恩施，說要委任他擔任要職，李范一不得不回到恩施。
陳誠見到李范一說：“范一先生，你是有事業心的人，現在正值國家危急時刻，你理應同我們合作。我想聘你為湖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這是你的老本行，怎樣？”
李范一看著陳誠說：“我做不了建設廳長，當不了官?！?/span>
陳誠說：“你不愿做建設廳長，干別的工作也行，我都能辦到?！?/span>
李范一說：“你是知道的，我同你們共事多次，都是不歡而散，我是個野人，野慣了，你就不必勉強我吧！”他拒絕擔任國民黨的任何職務。
陳誠惱火地責問道：“范一先生，你在鄂西北干些什么事啊？”
李范一說：“那都是些愛國青年，不愿做亡國奴，又是流離失所的學生，做工靠工資維持生活，這有什么錯？”
陳誠變臉說：“你既然不愿同我們合作，那也不能離開省政府所在地?！?/span>
從此，李范一賦閑恩施，處在國民黨的盯梢、監視和軟禁之中，除了后來被聘為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外，他基本上無所事事。不久，他在恩施龍鳳壩水溝旁搭上一處草棚，辦水磨廠，代人碾米、磨面、彈棉花、紡紗織布、加工來料，一來給自己找點事做，更主要的是想為到恩施的同志提供一個落腳的地方。
抗戰中期，隨著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茨河手紡織訓練所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1941 年1 月3 日凌晨，國民黨谷城縣縣長王志先受陳誠指令，帶兵包圍了訓練所，查封了各工廠，訓練所的教員、學員和各工廠工人共200 多人被捕，中共地下黨員吳顯忠和肖良愷還被押送恩施監獄。
李范一此時自身難保，得知訓練所被搗毀，工廠被查封，同志們被捕，他非常痛心，可又無可奈何。吳顯忠、肖良愷被押解恩施，經過龍鳳壩時，他除了用臘魚臘肉招待他們，用悲憤沉郁話語安慰他們之外，別的實在無能為力，以致不久他終日茶飯不思，幾乎病倒。
抗戰勝利后，李范一遷到漢口居住，此時內戰即將全面爆發，而處在國民黨重兵包圍圈中的中原解放區的軍民，缺衣少食，生活給養十分困難。李范一利用自己的影響和與聯合國救濟總署湖北分署署長周蒼柏、副署長楊顯東的深厚友情，為解放區送醫送藥，支持進步青年前往解放區，利用救濟總署難民收容所為新四軍第五師突圍人員提供住所，動用救濟分署的難民船送第五師突圍人員去蘇北找新四軍等，為中原解放區軍民堅持斗爭，勝利突圍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49 年全國解放前夕，為免被國民黨挾持到臺灣，李范一和家人避入武漢大學。武漢一解放，他即參加軍事管制委員會，不顧花甲之年，為建設新武漢、新湖北而奮斗，他這才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人民懷抱，為人民而工作的快樂。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李范一被任命為燃料工業部副部長，1955 年調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并被選為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6 年5 月9 日，李范一因病在京逝世，終年85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