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78年，中共黨內在經濟發展領域有過幾次重大分歧。1949年—1953年，分歧集中在是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還是加速向蘇式社會主義轉化；1955年—1959年，分歧集中在農村合作化領域；l959年—1962年，分歧集中在計劃平衡的躍進與“反冒進”之間；1962年—1978年，分歧已轉移到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每次重大分歧中，都有華東的經濟代表人物站在主流派的對立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
各領風騷
新中國成立前后，東北和華東是全國經濟和財政的兩大支柱。由于人文歷史和區域經濟結構的明顯區別，兩大區域的經濟政策各有特點，東北的特點是大計劃優先，華東的特點是大流通優先。東北是全國重工業、軍工業的中心，東北財委（建國后全稱：東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由陳云領銜。華東是民生工業和金融、商貿中心，華東財委（前身是華中財委，建國后全稱：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由曾山掛帥。東北在日滿時期是日本侵華的戰略大本營，由日資壟斷的軍工、礦產、煤炭、電力、冶金、機電、鐵路、航空、通訊等現代重工業迅速堀起，大規模的移民式墾荒，也開始大量使用農業機械和化學農藥等新生產方式。日滿統治者牢牢掌握著工農業經濟的命脈，通過軍屯、貿易管制、口糧配給制，嚴密控制著城鄉經濟、貿易活動，民族資本則微不足道。東北城鄉間和各省間的商品交換依存度，遠遠低于關外與關內的商品互存度。有資料統計，1945年，“滿洲國”的經濟實力，已超過日本國內，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生產總值僅次于美、蘇、英。1943年，東三省生產了占中國總量93%的鋼材、66%的水泥、69%的重化工品、95%的大中型機械、78%的電力。1932年，東三省空中航線1.5萬公里、公路6萬公里，1945年，鐵路1.5479萬公里。長春1938年就開始建設2條地鐵、7條輕軌及環城高速。而1949年，全國空中航線僅1.14萬公里、公路總里程5.09萬公里，鐵路里程2.2萬公里。解放戰爭中后期，東北通過接收敵產和土地改革，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和軍工戰略基地，建國初期，又成為抗美援朝的戰略大后方。這一時期，東北經濟政策總的目標是為戰爭服務，有明顯的蘇式戰時經濟特點。高崗在延安就奉行的由政府全面壟斷社會核心財產和管控區域經濟、貿易的“官有官控”戰時經濟政策，顯示出極高效率。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東北經濟模式不僅為毛澤東高度肯定，而且為東北率先向蘇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平穩過渡和轉化，鋪平了道路。
華東自宋代以來就是中國商品經濟最活躍、民族工商業最發達的區域，上海更是遠東近現代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金融中心、儀表、輕紡、化學工業中心和國際、國內貿易中心。民族資本80%集中在華東。與東北不同，一方面，華東能源、礦產、冶金、建材等工業原料對外區域的依賴度高，全國則對華東的民生工業品依賴度高；另一方面，華東區域內部的城、鄉商品互補性強，農村供給城市糧、油、棉、鹽、果蔬、茶、肉禽蛋、煙草、生絲等食品輕紡原料，城市供給農村紡織品、紙張、機電、火柴、煤油、肥皂、卷煙、醫藥等民生工業品。由于區域和城鄉間的經濟互補性和經濟主體的民間性，即使在我、敵、偽、頑武裝割據、城鄉戰爭對峙時期，相互間大規模的商品交換也只是受到局部“有限管控”。正是在抗戰時期，華中戰略區（八大抗日根據地），形成了在發展多元經濟基礎上，以我為主、以民為本、以軍為先、有限管控、兼濟各方利益的經濟政策指導方計，并局部取得了經濟發展、貨幣穩定、公私兩利、軍民共享的空前成就。華東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形成的一系列經濟指導政策，是形成新民主義經濟模式的實踐基礎（同期，相適應的政體是中共領導下，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的“三三制”民主政權）。政治上的統一戰線、以民為本的經濟路線，也是中共領導下的華東敵后抗日根據地和革命武裝，在與淪陷區、國統區三足鼎立割據時期，能贏得民心，實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可持續發展的制勝因素。
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北的高崗、陳云，成為總領中央經濟領導部門的統帥，分任大計委主任和大財委主任，東北系和華北系為主導，是毛澤東已決心全國仿效蘇式社會主義的意志選擇。
英雄時代
新四軍是1937年10月，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集中組建的，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組建時僅有10300余人，7000多條槍。1941年1月皖南事變前，新四軍沒有地方政權為依托，沒有穩定財源。軍費來源以國民黨第三戰區發放軍餉為主，社會捐助和流動稅收為輔。當時國軍中央軍小軍月餉18萬元、中等軍是25萬元、特大軍達30多萬元。雜牌軍，如川軍小軍為18萬元。開始時，只給新四軍月餉6.6萬元，每月分兩次支付；后物價飛漲，至皖南事變前，全軍月餉不過10余萬元。社會最大的一筆捐贈為投軍的泰國富僑之子陳子谷同志，14萬元。葉挺將軍用這筆款從海外購買了500支駁殼槍。實際上，皖南事變前，除皖南軍部和直屬部隊外，分布在江南、蘇中、蘇北、淮北、淮南、鄂豫邊的新四軍各支隊和地方武裝，無根據地依托，無政權為后盾，連基本軍餉也沒有，多靠向當地士紳索捐和“打資敵”（沒收涉嫌通敵者的財產）解決自需，經費十分困難。1938年11月，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原局后，為新四軍確立了武裝群眾、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方針。
1939年12月，劉少奇抵皖東三次召開中原局會議，號召新四軍江北部隊大力發動群眾，迅猛發展抗日武裝，創建抗日民主政權，不要被國民黨捆住自己的手腳。為新四軍在江北立足，指明了方向。
1940年3月，張云逸、羅炳輝的部隊在安徽來安縣半塔、定遠縣藕塘取得反頑自衛戰勝利后，由方毅、魏文伯、張勁夫、張愷帆等先在定遠縣建立了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其后成立了相當地區行署級的津浦路東聯防辦事處、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有了自己的地盤，才可以征糧、征稅，自力更生解決生計。
1940年10月，譚震林統帥的江南部隊，在沙洲縣（今張家港）建立了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并將各地辦事處改為地方政權。沙洲首任縣長蔡輝根據譚震林指示，武裝控占了港口、改組了輪船公司，聯合淪陷區的愛國商紳，利用長江航道，大規模組織與上海的特種貿易。短期內，為江南、蘇中主力部隊籌資800余萬元，籌集各類軍需（西藥、機械、電臺、化工原料等）逾千噸，實實在在為新四軍江南、蘇中主力部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抗戰以來最豐厚的財源和緊缺軍需品。
1941年1月軍部重建，是新四軍走向成熟發展的轉折點。陳毅等人曾被批為“人槍款”主義的積極拓展方針，成為主流戰略。至1942年初，新四軍各部隊已建立起八大抗日根據地。各根據地都有完整的政權體系、社會組織體系、武裝體系；至1942年末，各根據地都建立起完整的財經體系和軍隊供給、軍工生產體系。各戰略區的財經處為領導財經的總機構，集管理、組織、經營、調控四大職能。管理包括：經濟管理和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經營包括：自營型銀行、企業，對外特種貿易；組織：各類公私合作社、工商企業發展和公共水利設施建設；調控：運用貨幣、大宗必需商品（糧、鹽、棉、布等）調控市場。如1943年—1945年，皖江貿易總局蔡輝在曾希圣（七師政委兼皖江區黨委書記）直接領導下，就利用武裝封江控糧、壟斷糧油對外貿易的手段，單方面造成蕪湖、南京、上海糧油短缺，價格飛漲，迫使對方以低價工業品、鹽、軍需品換購我方高價糧、油、煙草等農副產品，同時，建立了中共領導下第一個經濟貿易特區—湯家溝，成為抗戰時期長江沿線唯一低稅制的自由貿易區，溝通敵、偽、頑、我四地商品大流通的集散樞紐。日貿易額經常保持在億元以上，實現年財政收入逾億元的奇跡。在財政總收入中，流通性收入已占90%以上。同期，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貨幣購買力，遠遠高于淪陷區和國統區，產生強大社會影響。贏得“富七師甲全軍”的軍內共識。
1943年—1945年，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已形成黨、政、軍一體化的大格局。華中財委由曾山掛帥，朱毅、方毅為副主任，張勁夫、駱耕漠、徐雪寒、孫冶方等為委員。粟裕、葉飛領導的一師對應蘇中行署（陳丕顯兼財經委主任、陳國棟任副主任）；羅炳輝、譚震林領導的二師對應淮南行署（財政處處長陳穆）；彭雪楓（后張愛萍）、鄧子恢領導的四師對應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劉瑞龍、財政處長李人俊）；黃克誠領導的三師對應蘇北鹽阜區行署（財政處處長駱耕漠）；梁興初統帥的獨立旅對應淮海專員公署（財經處長顧準）；李先念、鄭位三、任質斌領導的五師對應鄂豫邊行署（財經處長范醒之）；曾希圣、譚希林領導的七師對應皖江行署（財經處長葉進明兼師供給部長、副處長蔡輝兼貿易總局局長）；江渭清的六師十六旅對應蘇南行署（財經處長李建模，1945年犧牲）。
皖南事變以后，新四軍的軍費、軍需來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開展大部隊自組織農業生產，開荒種地、割葦、捕魚、養鴨、采藕、養豬；各部隊還組織開辦各類軍需廠（被服廠、紡織廠、肥皂廠、牙刷廠、牙粉廠、軍工廠、煤廠等）生產運動和各類作坊（油坊、磨房、豆腐坊、酒坊、粉坊），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如1943年，軍直屬隊自給了8個月蔬菜、10個月鹽以及全年肉食，生產貨值500多萬元。二是“取之于敵”。抗戰期間，繳獲火炮789門、擲彈筒627門、輕重機槍4821挺、長短槍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先后解放城鎮32座、市鎮40余個，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彈藥、被服、糧食和黃金、白銀、鈔票及貴重有價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糧征稅。各根據地的財政收入1/3交軍部，1/3交駐軍，1/3歸地方。四是“取之于商”。這是最精彩的華東特點。蘇中一師利用特購渠道，1942年—1945年從上海購進的軍需物資總量80船，近2400噸，貨值銀元5億元。皖江七師1942年—1945年，以湯家溝經貿特區為交易中心，利用長江大通道，開展日進出貨運千船交易額逾億的大貿易，上繳軍部的現款高達5300萬元（折黃金26.5萬兩），還有大批西藥、電臺、醫療設備等進口軍需品，雄踞全軍之首，成為“以商養軍”的典范。
在八年抗戰中，新四軍牽制了日軍13個師團，占侵華日軍總軍力的22%、偽軍的30%。在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基礎上，對日偽軍作戰2.4萬次，斃傷俘敵41萬。先后光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萬，建立了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八大抗日民主根據地。主力部隊從組建時的不足1萬發展到21.5萬余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民兵自衛武裝96萬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軍為基礎的第三野戰軍已形成擁兵120萬人（野戰軍82.5萬人，地方武裝39萬余人）的雄師。這一切，如果沒有強大的戰時財政和軍需為保障，沒有根據地和解放區人民的支持和犧牲，沒有逾10萬默默無聞的華中財經大軍嘔心瀝血地奮斗，是不可能實現的。
華東財經、后勤精英們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二野、三野、四野渡江南下等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大兵團運動、攻堅軍事行動的后勤、財經、軍火保障供給中，爆發出的巨大經濟組織、協調、保障能量，是人民解放戰爭奪取全面勝利的基本保障。據陳毅、粟裕和曾山、傅秋濤（時任華東支前委員會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劉瑞龍（時任華野、三野后勤司令）等當事人的回憶，在淮海戰役中，以山東為中心，組織動員魯、豫、皖民兵、民工500多萬、大小車輛80多萬輛，參與修公路、鐵路、保護通訊、運輸、轉運傷員。送達前線糧食5.7億斤、彈藥物資330萬噸、轉運傷員11萬人。1948年冬季華中財委通過增發貨幣，支援淮海戰役軍用款項達642億元。四野70萬大軍南下時，鄧子恢（由華野調任四野副政委）主持領導的后勤保障工作，在無根據地依托的條件下，其規模之大、困難之多、組織之嚴密、跨度之長、范圍之廣，迄今都堪稱絕唱。隨四野南下打到海南島的原新四軍三師副師長洪學智，后來成為我軍現代化后勤建設的奠基者。
民生惟大
華東在奪取、接管濟南、徐州等戰略重鎮后，采取的一系列穩定社會經濟秩序、保護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積累的城市管理經驗，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為奪取南京、上海后重建經濟、恢復城市管理提供了制度選擇。上海，近百年就是遠東最繁華的國際都市。人口600萬、工廠1.2萬余家、商店6萬余家。工業產值占全國1/2，貿易額約占50%。每天需大米400多萬斤、煤炭20萬噸。中共接管上海前，80%的工商精英轉移至港臺和海外，巨額黃金儲備被國民黨運往臺灣，民間資本早在1948年起已通過廣州大量抽逃至香港。上海存糧存米存煤岌岌可危，棉花極度緊缺。昔日十里洋場已成空殼。面臨商品匱乏、物價飛漲、黑市投機猖獗、戰后社會經濟秩序極為混亂的危局，華東財委的精英處驚不亂，奉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華東局“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則：“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者，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站在我們這一邊”，力挽狂瀾，迅速取得了重建秩序、統一貨幣、平抑物價、打擊投機、恢復工商、改革稅收、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勝利，建立起新經濟秩序，使華東迄今仍保持各大區中全國經濟總量第一的優勢地位。華東局接管上海后，為改善民生采取的幾大經濟措施，迄今令人贊嘆。如：
一、撥巨款恢復保障城市公用事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海軍管會和人民政府成立（陳毅任主任、市長）。當時下午，陳毅就親自掛帥組織接管和恢復公共事業（電、水、煤氣、市內公共交通、碼頭、公車，包括舊政府財產和私企），按“維持生產，保證供應，原封不動，穩步前進”的十六字方針，7月底就初步完成接管，使城市公用事業基本恢復。1949年6月至10月，市庫用于市政公用方面總支出323.84億元，其中文教、衛生、工務和公用四個方面支出達188.24億元，占總支出58.5%，是國民黨統治時期（1948年上半年）偽市政府的3倍，
二、統一貨幣，平抑物價，以實物貨幣法應對通貨膨脹對人民實際收入和購買力銳減的沖擊。1949年6月5日，上海啟用人民幣，限期收兌偽金圓券，限期收兌外幣，嚴禁外幣流通；查封證券大樓，由中國銀行掛牌收兌銀元。同期，在華東37個城市實行折實單位與貨幣儲蓄掛鉤，吸收了大批民間存款；同期，為保障人民生計，采取按“折實單位”發放工資的措施，即按9項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為標準計算工資。1個折實單位包括四項日用必需品，即（一）中白粳米1升，（二）12磅龍頭細布1尺，（三）本廠生油1兩，（四）普通煤球1斤的價格。舊幣1萬元等于1元人民幣。
三、實行以國營經濟為主導的大流通體制。一舉平抑物價，帶動了工農業、手工業、服務業迅速恢復和發展，有力促進了金融、物價穩定，長達10年之久。
1950年3月，政務院做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號召全國經濟組織為實現財政收支、全國物資調撥和全國現金收支的平衡（即“三平”）而奮斗。華東財委的積極對策是：集中貨幣資金，向國營貿易機構和企業投放，通過國營貿易主渠道，以訂單和收購合同形式，向社會大量收購關乎大局的農副產品、工礦產品、輕紡產品和手工業產品，既保障了華東區域內的商品交換，又向其他區域提供了大量工業品，從其他區域購進了大量的農產品、礦產品。這一妙棋，迅速帶動了上海和全區域工商業、手工業、運輸業、服務業的全面恢復和發展，確定了國營經濟的市場大買方和大供方的絕對實力地位，成為區域經濟的主導，有力促進、保障了華東乃至全國金融、物價的穩定和回落。從1950年第二季度起，貨幣發行趨于正常。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折實儲蓄牌價以1950年3月為最高，以后逐月低落，物價趨于穩定，零售物價指數以1951年為100,1952年59.6%，通脹得到根本扭轉（此后10年物價極少波動，直到1961年濫發貨幣導致發生大的通脹：16.2%），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平穩，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和生產發展，為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力條件。
南京接管后，也是從抓大流通入手，走了五步好棋。通過維持、改造，達到恢復、發展的目標。根據當年協助南京市市長、書記劉伯承主抓經濟工作的江渭清（時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兼市政府財經委主任。抗戰時期任新四軍六師十六旅政委，蘇南行署主任；文革前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委，文革后任江西省委書記兼福州軍區政委）回憶，五步棋布局如下：
一、統一貨幣，整頓金融秩序。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軍管會成立當日，就公告限期禁用并開始收兌金圓券；進而宣布禁止私自買賣金銀，包括收兌金銀飾品，以中國人民銀行（南京）為金融主體，有效穩定了貨幣金融市場。
二、發揮國營貿易主渠道調節市場、平抑物價的社會職能。1949年5月2日成立了南京市貿易總公司。當年6月平價拋售大米、面粉50萬斤；7月拋售大米1600石、面粉4000袋，促使物價回落。
三、城鄉互助，打破封鎖。劉伯承市長1949年7月作了《反封鎖，進行城鄉互助》的報告，動員全體黨員、干部帶領全市人民，通過城鄉互助打破封鎖，克服困難。
四、疏散無業人口33萬，安置就業就學人口10余萬。南京接管之初，失業無業人口高達50萬左右（總人口135萬）。其中有蘇北、皖北無業難民工約20萬人；國民黨舊官吏、舊軍人、警、憲、特及眷屬、傭人約10萬人；失業的公教人員、工人、店員和娼妓、乞丐、流浪兒童約20萬人。直接從事工農業生產的，僅占總人口10%左右。大量無業、失業和無勞動能力的人口，若不能妥善處置，必危害民生和治安。南京市委根據中央、華東局“以疏散為主，臨時救濟為輔，大力開展群眾性生產自救”的方針，于1949年5月23日成立“南京疏散軍人處理委員會”；1949年9月成立“疏散人口委員會”，江渭清總負責。
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及其家屬4萬余人，留用舊政府官吏5.6萬人，舊公教人員3.76萬人。至1951年初，安置護送回鄉災難民18.4萬人；至1952年底，收容處理各類乞丐約5萬人。對孤兒和娼妓，也做了人性化的妥善處置。經一年多努力，總共疏散回鄉33萬多人，安置就業就學10多萬人。消除了社會隱患，穩定了社會秩序。
五、恢復發展工商業。
1.對接管的舊政府和官僚資本的38家企業實行國有化，并迅速恢復生產；又先后籌建了國營南京汽車制造廠（以三野快速縱隊為基礎）、擁有2萬支紗錠的南京紗廠（以私營益豐紗廠及原英商和記洋行的廠房為基礎）。
2.大力恢復私營工商業。用信貸支持南京最大的中央商場(私營)率先復業，帶動全市各行業商店全面復市；信貸支持私營有恒面粉廠、江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復工復業。至1950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營工業、手工業企業已有600多家復工。
為大力支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快復發展，僅1950年5月—10月，南京人民銀行給私營工商業貨款332億元（舊人民幣），占同期發放貨款總數的86.45%。私營江南水泥廠、下關電廠、永利铔廠（全國最大化肥廠）等工業支柱型企業都恢復了生產。永利铔廠主產品硫酸铔的日產量從舊中國最高100噸增加到148噸。
1949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六國飯店和張治中散步時，對前來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的江渭清參與接管南京有如此評論：“你們的勝利，靠了三個法寶：模范的紀律，模范的群眾工作，模范的統一戰線”。
華東在上海、南京走的幾歩好棋，實際上在抗戰時期華中各根據地已經成為熟練運用的基本模式。如早在1943年，曾希圣領導的新四軍七師暨皖江行署和區黨委就采納了財經處蔡輝提出的“破困之策”。其核心綱領是：在政府統一貨幣、統一稅制貿易、統一戰略性商品對外專營、管控物流（長江航運）的基礎上，以湯家溝經濟特區為中心，以城、鄉（敵、頑、我）商品大流通為紐帶，建立廣泛的抗日經濟統一戰線。此后三年，在這一經略指導下的皖江財經進入高速發展期，財力躍居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之冠。
新四軍和華東各戰略區主政領導中涌現一大批年富力強、力能抗鼎的治國理財領軍人物。解放戰爭后期，二野、三野、四野大軍南下的后勤保障和解放區經濟恢復、建設的主政要員，多出自新四軍(鄧子恢調任四野大管家，李先念、駱耕漠調任二野大管家，劉瑞龍出任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曾山任華東財委主任）。華東干部的實際影響力，遍及華中、華東、中南、西南、中原各大區。建國初期，曾山、陳國棟在上海，鄧子恢、駱耕漠在中南局，李先念在湖北，黃克誠在湖南，張云逸在廣西，曾希圣在安徽，譚震林、譚啟龍在浙江，張勁夫、汪道涵在杭州，方毅在福建，江渭清、管文蔚在南京，向明、黎玉在山東，方方在廣東（兩廣縱隊解放戰爭歸建華野），范醒之在中原局（鄭州），都在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穩定貨幣、平抑物價、恢復工商、繁榮市場、改善民生、興修水利領域成就顯著，為新中國經濟的恢復、鞏固、發展，做出歷史性貢獻。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陳毅說：“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20多年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人民群眾，我們就活不成，也不會有今天的勝利。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定要一切為人民著想，為人民服務，使人民真正認識到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為人民謀福利的。”（葉進明：《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奠基人》）集中表達了那個時期已形成的華東共識，代表了當時華東財經工作總的指導方向—民生惟大。
矢志其誠
1942年—1952年，是華中（華東）財經工作最輝煌的“黃金十年”。在這10年中，華中（華東）的成功經驗說明，誰掌控了貨幣、商品、稅收、交通和公用設施，誰為民謀利，誰就能取得駕馭經濟全局的主導權。華中（華東）在建立共產黨領導下廣泛的經濟統一戰線大戰略思路指導下，將“政府有限管控”與多元主體的市場經濟共存發展，化“對立”為“統一”的成功實踐；將滿足革命戰爭需要和保障改善民生兩大目標，化“對立”為“統一”的成功實踐，今天仍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新中國成立初期，華東財委精英薈萃，由一大批久經考驗，在主政各戰略區財經工作中有突出貢獻，對基于市場經濟的生產、流通、稅收、金融、外貿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中年知識型財經領導干部組構。他們的共同特點有五：一是各自具有在戰時經濟大風大浪環境中自主領導戰略區財經工作的豐富經歷。二是在長期實踐中，十分熟悉華東的市場經濟特點，有廣泛的人脈基礎和社會聯系。三是抗戰前，都有在上海、南京學習或從事工運、農運、學運工作的經歷，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的文化素養較高。五四運動以來，上海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現代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中心，多元經濟、文化、政治交匯沖撞、共存的中心。青少年期成長于這一社會環境中的華東財委精英們，無疑在政治、經濟、文化、視野和生活閱歷、社會交流領域，更具有國際性、開闊性、民主性、開放性。四是財經專業素質水平較高。這批骨干，不同于北方和南下的同行多是職業軍人、政工干部、軍隊后勤干部轉行或短期培訓的知識青年，他們是一群以財經工作為中心的戰略區行政領導人或戰略區財經工作領導人，具有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聚集財富和駕馭市場經濟的卓越才干。五是對長期踐行的以民生為本的經略，已形成群體性共識。
如果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不急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窮過渡，不強制性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非公有制，取消市場經濟，全面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或者像抗戰時期一樣，允許華東、華南、華北、西北、中南、中原、西南各大經濟區根據具體社會經濟文化環境，選擇不同于東北的經濟模式，那么新四軍和華東財委聚集的這一批富有創造性的財經精英，必將會在50年代中央財政到80年代的中國和國際經濟舞臺上，上演一出出輝煌壯麗的大劇。
但歷史沒有“如果”，只能說歷史沒有給他們充分發揮的機會。在蘇式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即將在全國疾風暴雨般推開以前，他們的絕大多數已被動的離開本應由他們當主角的舞臺。
新中國成立初期，華東財政占中央財政70%。但華東黨政軍首腦和華東財委在中財委、中計委實際沒有話語權。1952年三反運動中，華東財委以蔡輝、顧準為代表的一批杰出財經俊才被運動無情清洗。1952年末，大區撤銷，以曾山為首的華東財委從體系上被徹底瓦解了。華東財委的主要骨干人員被分散至國務院各部委，又失去了對華東經濟發展的決策話語權。在1952—1978年的近30年中，華東系這一群本應成為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領軍核心集團精英們的絕大多數，相繼或被整（如顧準、蔡輝、黎玉、向明、黃克誠），或被半閑置（如張云逸、鄧子恢、孫冶方、薛暮橋、駱耕漠），或當配角（如劉瑞龍、李人俊、汪道涵、楊浩廬、陳穆），或被動轉行（如曾山、張勁夫）。但華東財委和華東各戰略區黨政軍主官們，在踐行多元化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和歷史傳統，并沒有因機構解散、路線更弦而失去傳承。50年代中期，原華東精英鄧子恢頑強抵制激進的農村合作化運動，遭到毛主席痛批，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農工部長要職，被迫長期賦閑。1956年—1959年，在劉少奇、鄧小平支持下，又一原華東精英李先念不惜觸犯龍顏，多次參與周恩來、陳云主張的“反冒進”、“反浮夸”、“反共產風”諫言，又被毛主席當面批為“右傾”。1957年，無所畏懼的顧準，率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對計劃經濟進行制度性批判。孫冶方、駱耕漠、薛暮橋、許滌新對價值、價格、物價理論的研究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都從不同角度對蘇式計劃經濟理論提出了質疑和挑戰。1957年反右運動狂潮中，原華東財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在陳毅、聶榮臻支持下斗膽上書毛澤東，要求中科院不打一個右派，雖然未能如愿，但大大減少了打擊面，為共和國保護了核心科技精英群體，特別是二彈一星的奠基者們，其功至偉！1959年，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抗戰時期任皖江行署副主任）不忍饑民待斃的慘劇蔓延，在安徽無為縣公然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被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點名、罷官。曾因積極高舉“三面紅旗”被毛主席表揚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面對逾千萬農民死于饑荒的災難性惡果，也毅然急剎車，于1961年春上書毛澤東，首倡并在安徽農村推行“責任田制”、“三自一包”，為安徽農民自救求生網開一面。鄧小平的“貓論”，就是在當時對“責任田”的肯定評價。20年后，李先念贊其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驅”。
改革中堅
沉寂多年后，華東財委的精英張勁夫、方毅、汪道涵、陳國棟、李人俊、孫冶方、駱耕漠、薛暮橋、盧緒章、許滌新及華東系老同志喬石、谷牧、宋健、錢正英、胡立教、項南、任仲夷、袁庚、張萬年、遲浩田等，新四軍子弟輩的江澤民（皖東北江上青之子）、曾慶紅（華中局曾山之子）、鄒家華（軍部鄒韜奮之子）、吳敬璉（社科院經濟所，師從孫冶方、顧準）、李克強（二師子弟）、李源潮（四師子弟）、劉延東（四師劉瑞龍之女）、上將劉源（軍部劉少奇之子）、上將張海陽（四師張震上將之子）、上將彭小楓（四師彭雪楓將軍之子）、省長洪虎（三師洪學智上將之子）、中將粟戎生（一師粟裕大將之子）、部長陳昊蘇（陳毅元帥之子）、部長范小建（軍部范長江之子）、自治區副書記車俊（七師子弟）等相繼成為促進改革開放的群體性中堅力量。被閑置多年的上海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榮毅仁、經叔平，應鄧小平之請，成為新市場經濟的先鋒和領軍者。在改革開放和反改革開放的爭論中，華東系第一次成為主流派陣營的重要組成。站在這一群體背后的，還有一大批參與創建新四軍和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首腦、開國元勛，包括李先念、譚震林、粟裕、張云逸、黃克誠、韋國清、陳丕顯、彭沖、廖漢生、姬鵬飛、江渭清、魏文伯等，和在軍隊任要職的張愛萍、張震、洪學智、葉飛、張铚秀（昆明軍區司令員）、萬海峰（成都軍區政委）、陳仁洪（北京軍區政委）、林維先（武漢軍區副司令）、王集成（鐵道兵副政委）、廖成美（二炮副司令）等。他們在主政一方的革命實踐中，比任何人都深知民生建設是軍隊和政權生存、發展的基礎，深知改革開放和重建經濟統一戰線對共和國的重要性。不為人民服務、不為百姓謀利，中國共產黨就會失去人民支持和執政的合法性，從而失去一切。戰爭時期如此，和平年代還是如此。1989年，有位資深的華東老同志曾這樣評說：如果曾山同志1978年還健在，以其資歷、聲望、功績、膽識、胸襟、學養、人品、經驗、人脈和開放、穩健的經略思維取向，最有可能重新出山成為協助鄧小平，輔助胡、趙主持、領導經濟改革的總策劃師。以鄧小平與曾山在歷史上有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央蘇區（江西）、解放戰爭在華東、建國初期在中財委（鄧為副主任兼財政部長，曾為副主任兼商業部長）三次合作共事、七大、八大共進中委的歷史，90年代曾慶紅的政治崛起為證，此推測亦靠譜。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炎黃春秋》首席顧問杜潤生，早在50年代就是鄧子恢抵制農村激進合作化的得力助手；擔任中科院秘書長期間，又和張勁夫聯手為中國科技事業發展制訂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才發展的政策。當今活躍在經濟界政治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如王岐山、回良玉、劉源、翁永曦、林毅夫、杜鷹、陳錫文、周其仁、王小強、張木生、白南風、王小魯、溫鐵軍、樊綱、盧邁、張維迎、曹遠征、李鎮寧、王振躍、孫方明等均曾師從杜潤生，或在其屬下工作。經濟學達人許小年的出位則得益于吳敬璉的扶攜。吳思（《炎黃春秋》總編）與杜老亦休戚與共。
另一個視點是，中共第一代領袖中的周恩來、董必武、劉少奇、陳云和挺進大別山后的鄧小平，在華東的人脈很深，思想影響力很大；華東系形成于抗戰國共合作時期，沒有重蹈土地革命時期的某些“極左”政策；民族民主的抗日統一戰線廣泛、穩固，華東干部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已與民族工商界、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階層建立起唇亡齒寒的親密關系；華東連以上干部多有初小以上文化。新四軍師、旅、團三級黨政軍干部的絕大多數，在1938年—1942年期間與同期參軍的來自上海、南京、杭州、廣東及江浙皖中小城市的女知青們結為夫婦。這些受過新學教育的小資型時尚女性，又多出自名門大家。陳毅夫人張茜、粟裕夫人楚青、譚震林夫人葛慧敏、曾希圣夫人余淑、楊尚奎夫人水鏡、張凱帆夫人史邁、王集成夫人紫千等都是典型代表。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從農村土地家庭承包、邊境貿易開放、中外合資、雙軌制、經濟特區，到市場開放、稅制改革、宏觀調控、國企改革、支持發展民營經濟、金融改革等已采取的許多措施，都是華東在70年前—50年前曾經大規模踐行的回歸、更新和發展。因此，華東財委精英們的歷史貢獻和現實作用，都是具有偉大意義的。
（作者單位：北京新四軍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