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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明義，中等個子，已過而立之年，方臉，留著小分頭，微黑的皮膚，一雙明亮有神的眼睛，端正的鼻梁，下巴微微外翹，性格剛毅。他微微地閉上了眼，一會兒又猛然睜開，輕輕地嘆了口氣，有些無可奈何地說：“組織上對我進行審查，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發生的許多事，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審查小組組長宋明接著說：“不要有什么顧慮，把事情說清楚，組織上會實事求是地處理。”
    這是1954年冬，安徽省軍區干部文化學校根據上級統一部署，內部進行肅反、審干。學員孫明義曾經是地下工作者，在抗日戰爭期間，長期活躍在宣城、高淳、當涂一帶，將腦袋別在腰上，天天和敵人糾纏，經歷十分傳奇。但正因為傳奇，有些事情難免不清不楚，受到組織審查。為了幫助孫明義說清問題，成立了一個5人審查小組，組長宋明，我是組員。地點在蕪湖市一個叫白骨墳附近的廟宇中。
    下面是孫明義講述的故事：
    1938年秋，孫明義還是20多歲的小伙子，但已經有幾年革命工作的歷史。他奉命將宣城、水陽一帶日軍的活動情況送至新四軍辦事處。當時，陳毅率領第一支隊駐在高淳淳溪鎮及其附近村莊，司令部設在老街吳家祠堂內。新四軍辦事處位于高淳老街旁邊的倉巷24 號，一棟建于清末民初的建筑。
    孫明義裝扮成貨郎，從宣城出發，經由水陽，到達高淳，很順利地完成了任務。辦事處的一位女秘書接待他，十分熱情，一定要留他吃了中飯再走，要他品嘗品嘗高淳的魚蝦。飯后正準備要走，女秘書高興地對他說：“陳毅同志要接見你。”孫明義心里一振，興奮地說：“真的？”孫明義跟女秘書走進一間辦公室，只見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坐在辦公桌邊，那就是陳毅。孫明義快步上前，立正，行舉手禮，同時用洪亮聲音喊道：“首長好！”陳毅迅速站起來，露出笑容，操著一口四川話，招呼孫明義：“坐，坐，坐下說話。”孫明義挺直腰板坐在陳毅的對面。陳毅說：“孫明義同志，你送來的材料，我看了，很好很好！你們辛苦了！”
    孫明義高興地說：“首長，不辛苦，應該的。”陳毅問了孫明義一些工作情況，叮囑要十分重視安全。接見大概20 分鐘，孫明義離開高淳，但一路上仍回味著陳毅接見的情景。
    回宣城也經由水陽，他同樣以貨郎身份，挑著貨郎擔。到了碧水橋，要過渡，對岸就是水陽鎮。小渡船無人撐，靠自己拉動繩子。渡船正到河中央，孫明義突然抬頭望去，河對岸圩堤上來了一小隊日軍巡邏兵。孫明義心想，不好，日軍一定會盤問。船，只能進，不能退！渡船被拉到對岸，孫明義不慌不忙，若無其事，挑起貨郎擔上了堤。一個日軍果然端著槍走近來查問：從哪里來？干什么的？孫明義指著貨郎擔說：“貨郎，貨郎，做小生意的干活。”日軍動手翻貨郎擔，擔中有罐糖果，孫明義趕急拿了幾顆送給日軍，請他們“米西，米西”。日軍嫌少，又自動拿了幾顆。日軍又問：“哪里人？”孫明義脫口而出：“本地人，水陽。”因為他挑著貨郎擔，只能是附近做小生意的，如果講宣城人，宣城離水陽有七八十華里，會引起日軍懷疑。日軍也是去水陽，要孫明義和他們一起走，顯然要證實一下是不是真的水陽人。孫明義心想：“不好，怕要出事了！”孫明義走在前頭，一個日軍端槍在后跟著。快到水陽鎮街頭，但見10多米外來了一位婦女，一邊小跑一邊喊著：“皇軍，皇軍，他犯什么事了？他是我老板，是我老板！”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水陽街頭開雜貨店的袁寡婦。
    孫明義很感慨地說道：“我在宣城、水陽一帶活動，也常從袁寡婦店門前經過，有時也到店里買點東西，在店里坐一會。袁寡婦很熱情，像老大姐，雖然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但次數多了，憑直覺，也感到我不是普通老百姓。袁寡婦告許我，她的丈夫原來是小學教師。日本鬼子來了，學校解散，丈夫失業，開了這個小雜貨店謀生。沒想到，不久丈夫得了肺癆病，不治身亡，沒有留下一兒半女。聽了袁寡婦的訴說，我對鬼子更加恨之入骨！”
    說到此處，孫明義的情緒有些激動。這很好理解，我們審查組的成員都知道，孫明義是南京人，書香門第，住在南京評事街一帶。他在中學時代，就參加了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1937 年12 月南京大屠殺，孫明義的父親、母親和妹妹三人全部遇害，國仇家恨集于一身。
    孫明義喝了杯水，穩定了一下情緒，繼續說道：“就在去高淳的前一天，我挑著貨郎擔經過袁寡婦店門，也曾彎進去坐了一會。她問我到哪里發財，我說到河對面看看生意會不會好一些。我當然不會說去高淳送情報。我過渡后在圩堤上被日軍盤問，接著日軍持槍押著我向水陽鎮走過來，這些，她正在店門口都遠遠地看到了，覺得我遇到麻煩了，是冒著風險來救我的。”
    日軍將袁寡婦擋住，弄明白袁寡婦指認孫明義是她“老公”，是“良民”，才互相嘰哩咕嚕說了幾句，順手又拿了幾顆糖果，嘻嘻哈哈離開了。
    “袁寡婦還在水陽嗎？”孫明義問。我們都沒回答。孫明義又說：“從那以后，我對袁寡婦十分敬重。一來二去，我們雙方也產生了感情。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不敢越軌，不能連累人家。直至1941 年初皖南事變，我撤到蘇南，關系斷了。新中國成立后，我托人去水陽打聽過，說是袁寡婦于多年前遠嫁郎溪山里人家了。”
    我們工作組主要是聽取孫明義的陳述，不表態，如有問題即可提出讓本人回答。審查是內查和外調相結合，當時外調工作也已經展開。審查無疑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我們都小心翼翼，怕出意外，平時不準請假外出，即使過春節也和平時一樣，不能絲毫松懈。
    說來也巧，我的老家是高淳。孫明義當時很多活動也涉及高淳，對高淳情況也很熟悉。比如，高淳老街有兩個祠堂，吳家祠堂和陳家祠堂。老街有個私人開的印刷所，老板也姓孫。高淳縣中原來在夫子廟，門樓牌坊是漢白玉制成的，等等。
    有一次，組長宋明冷不丁地問他：“翻車也在高淳嗎？”孫明義愣了一下，但很快鎮靜如常，微笑著說：“你問翻車啊？不在高淳，是在宣城去蕪湖的路上。”組長說：“你說說經過情況。”
    事情發生在1940年初夏。占據宣城的小日軍下鄉掃蕩，抓了10多名青壯年，其中也有孫明義。據孫說，他下鄉工作，突遇日軍掃蕩，為了掩護群眾撤退，走遲了，被抓。日軍將10多名青壯年趕上卡車，連夜從宣城運往蕪湖。當時，日軍為了挖煤、修機場、筑工事，常常下鄉抓青壯年當勞工，遠時有的運到東北，有的甚至運到日本本土。很多中國青壯年客死他鄉，這也是日軍欠下的一筆血債！
    宣城到蕪湖的路況很差，又是黑夜，卡車在半路側翻了。幸虧車速慢，沒有死人。說來也巧，翻車旁有一池塘，數人落水。孫明義也落到水中，他摸黑悄悄地游到離翻車處10來米遠，恰巧池邊有一叢蘆葦，他就隱在蘆葦中一動不動，躲過了一劫。有人落水后，向對岸游去，日軍立馬開槍。這個人到底是游到對岸跑了，還是被日軍擊斃了，也不清楚。日軍勒令大家全力將卡車扶正，匆匆地開走了。
    組長問孫明義：“這次遭遇，向組織匯報過嗎？”
    孫明義回答：“我當夜返回宣城，并很快向組織上作了報告。”
    停了一會兒，組長又問：“你是隨新四軍部隊去蘇南的？”
    孫明義說：“大概在1940年八九月，組織上決定在宣城開了一家理發店，我和王某某都是理發師傅，用理發作掩護開展工作。上級下達一個任務，當時皖南一帶，國民黨軍隊調動頻繁，要求從日偽方面探聽國民黨軍隊的意圖。一天，宣城偽警察局一名警察和一名偽軍官同時來理發，他倆無意間的交談，幫我們獲得了一些情報。”警察問偽軍官：“聽說最近蔣介石的軍隊在皖南頻繁調動，是不是要和皇軍大干一場？”偽軍官笑著回答：“哪里，老蔣對共軍駐扎在皖南很擔心害怕，可能要搞大動作，將共軍趕走！”
    1941年初，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皖南事變。實際上，事前我黨已覺察蔣介石的意圖，新四軍已經開始北移，但沒等到過江，皖南事變爆發了。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分散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和被俘。軍長葉挺下山談判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周恩來為此題詞，憤怒吶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變期間，我黨地下組織也受到破壞，孫明義隨新四軍余部北撤去了蘇南。新中國成立后，調回安徽省軍區工作。
    對孫明義的審查，從1954年下半年開始，1955年春節后不久被解除。審查結論大意是：孫明義同志在斗爭中立場堅定，表現良好。革命者，既是一個崇高而浪漫的稱呼，也是一個負重而艱辛的名字，不僅要和敵人進行殘酷的斗爭，經常和死神擦肩而過，而且也可能被自己人“懷疑”，受到審查。革命隊伍必須純潔、健康，出現這種情況也在所難免，孫明義不是個例，凡同志都很理解。
    審查小組撤銷以后不久，我被調到南京中華門外雙龍街第四步兵軍官學校工作，對孫明義的去向不清楚。后來聽說，孫明義也從部隊轉業，到皖南某縣擔任縣委書記。這正是：
        真金不怕火燃燒，身正何懼影子斜？
       自古英雄多磨難，留取紅心照江山。
    【作者簡介】趙繼盾，男，1933年生。1950年參軍，1979年轉業，曾任南京罐頭食品廠黨委書記，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