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作者劉建被中央軍委授予大校軍銜
五十五年前，即1968年6月13日的凌晨，我的父親劉德恒在他最后一個工作單位——江蘇省大豐縣（今鹽城市大豐區）萬盈人民公社（今萬盈鎮）的住宅內與世長辭！年僅52歲。那一年，我兄妹四人僅哥哥劉曙成年（18歲）參軍，我16歲，妹妹劉平13歲，弟弟劉軍才7歲。從此，我們再也看不到父親的魁偉身影，再也聽不到父親的諄諄教誨，再也感受不到父親的熱切關愛……。
父親1916年9月14日出生于江蘇省東臺縣廉貽區民權鄉（現東臺市五烈鎮）祁劉村的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期，他飽受封建社會的壓迫和地主老財的剝削，于1944年1月投身革命。戰爭年代，他多次參加與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及還鄉團的斗爭，作戰勇敢，機智靈活，曾兩次負傷。在減租減息運動、除奸斗爭、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斗爭中，他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培養干部，發動群眾，嚴格區分敵我，團結大多數，為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貢獻了力量。新中國成立后，他服從革命需要，先后在江蘇省東臺縣廉貽區和大豐縣小海區，以及大豐縣草廟和萬盈公社等地工作，擔任區委、鄉鎮黨委書記達18年之久，為黨的基層建設和農村農業發展，日夜操勞，鞠躬盡瘁，奉獻一生。
父親在世，廉潔奉公；臨終，沒留下一分錢財。然而，他用實際行動踐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頭戴草帽，腳蹬草鞋，深入田間，察訪實情，廢寢忘食，忘我工作的個性風采，以及他諄諄教誨我們立身做人、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做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生動情景，卻深深鐫刻在我的腦海里，銘記于我的心間。父親，猶如一座豐碑，為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又似一座寶藏，給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五十五年，雖時光流逝，卻永不磨滅，并激勵我成長前行，賡續相傳。
啟迪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 明確前行目標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各界涌現出許多英雄模范人物，王進喜、雷鋒、焦裕祿等成為當代廣大青年的學習榜樣。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父親對我開啟了革命人生觀的教育。我清晰地記得，那是1964年9月，我進入大橋中學讀書的第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參加現場會后路過學校，巧遇丁澤坤校長和彭秀華主任，受邀到校長辦公室落座，丁校長讓班主任陳鎖榮老師介紹了我的情況。父親聽說我在小學升初中考試時作文取得好的成績，一入學就擔任班學習委員時，高興得發出了爽朗的笑聲，但又誠懇地說“孩子有進步，只是過去。對劉寶（筆者曾用名）還是要嚴格要求，不要有什么照顧！”這給丁校長、彭主任和陳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回家的路上，他騎自行車帶著我，說“過去考得好不等于今后的學習好，一次成績好不代表次次學習好！只有更加努力，才能不斷進步！”并問我：“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在學雷鋒，你們青少年是怎么學習的啊？”我如實說，“學雷鋒做好事，還讀雷鋒的日記”。他說，“學習雷鋒等英雄模范人物，最關鍵的是要像他那樣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我當年才12歲，朦朦朧朧，哪里聽得懂啊！就問：“什么叫人生觀啊？”他接著說，“人生觀是人們對于人生目的和意義，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簡單地說，就是對人為什么活著，怎樣活著的人生態度。人生觀有進步和落后，革命和反革命之分”。“雷鋒之所以成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就是因為他具有革命的人生觀，最典型的是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他走一路講一路，盡管似懂非懂，卻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親啟迪我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并非限于說教，還啟發我見諸于行動。他說，人活著要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各級干部就要勤奮工作，在本職崗位上做貢獻；作為青少年和學生，就是要刻苦讀書，從小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怎樣樹立革命的人生觀？父親給我指出：首先，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讀毛主席的書。他說，“毛主席著作中有許多關于革命人生觀的文章，其中《為人民服務》把張思德革命的人生觀講得既通俗易懂，又深刻透徹。雷鋒‘把有限的……投入到無限的……’那句大家熟悉的名言，就是學習《為人民服務》的結果”。其次，要努力改造世界觀，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說，尤其要防止和克服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里指出的自由主義十一種表現，鏟除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和把個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思想。
有一次，我與班上同為學習委員的沈昌松同學因為收繳作業本產生矛盾，互不理睬。班主任陳鎖榮老師得知后，先了解情況，然后引導我們學習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的教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然后，讓我們各自檢討，放棄錯誤糾紛。沈昌松見狀，主動認錯和承擔了責任，并表示今后要搞好團結。經陳老師的提示，我也認了錯并表示改正。星期六回家后，我將事情的經過如實告訴了父親。父親聽罷，深有感觸地說，“這個陳老師不簡單啊！會用毛澤東思想育人。你那位同學也很值得學習呀！勇于承認錯誤，勇于改正錯誤，就是自覺改造世界觀！”這次事件，對我的教育極其深刻。可以說，在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鑄造正確的得失觀，勇于擔當作為方面，影響了我的成長和人生。
1964年8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再版發行，父親獲得后，一有時間就閱讀學習，并幾次坐在煤油燈下讓我為他閱讀。1966年6月初，他病情加重，已難以進食。在彌留之際，他將珍藏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送給了我，臨終前仍一再囑咐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
激發我：吃苦耐勞 任勞忍怨
由于父母親都是建國前參加革命的干部，我們兄妹四人皆為城鎮戶口，隨父母同住公社機關，所以我們兄妹不能像其他同學那樣，放學后就參加生產勞動。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后，哥哥上街參與少數同學之間的打架，被老師和一個受傷同學的媽媽找上門，母親又是道歉又是陪受傷的同學去醫院檢查治療，才平息了事端。父親發現后，將哥哥關了一天的禁閉，讓其閉門思過。同時，也對我和哥哥課余、假日期間怎樣度過的問題引發了思考。
父親對母親和我們講，通常情況下，人犯錯誤總是從好吃懶做、游手好閑和不勞而獲開始的。干部是這樣，小孩子也一樣。要保證孩子從小不犯錯誤，除嚴格管教外，最根本的就是要培養孩子（指我和哥哥）的勞動觀念，參加生產勞動。如果，生活瑣事靠保姆，嬉鬧玩耍任自流，孩子就會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惹事生非，鑄錯一生。
父親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他不只在口頭上講講，還對我們采取了三項措施：
一是不管小伙（當地方言，長輩對男孩的稱謂，下同）還是丫頭（當地方言，長輩對女孩的稱謂），一過10歲就要生活自理。他要我們臟衣服自己洗，破衣襪自己補，不要依賴母親，更不能推給保姆。有一次，我補衣服不小心被針尖戳破了指頭，流出的血沾到衣服上，洗衣服時破了的手指又被泡得雪白，恰巧被來我們家的外婆看到，不禁心生疼意，一邊找紫藥水給我擦拭，一邊唸唸叨叨埋怨母親，“小伙又不是丫頭，做什么針線？”母親笑著說，“這是德恒定的規矩！要他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搶著做，增強勞動觀念，反修防修！”
二是父親帶領我們利用宿舍后面的空地，開辟了一塊長約30米、寬約7米的菜地，讓我們學習種植瓜果和蔬菜。他有時間也到菜地，和我們一起鋤草、澆水、追肥，或是采摘收獲。有幾次，他還讓我們把采摘下來的茄子、南瓜、冬瓜等蔬菜，送到公社的干部食堂，讓炊事員做菜給大家吃。
三是每當放署假和寒假，他就把我和哥哥送回老家東臺（父母祖籍地）鄉下的外婆或二叔家，參加當地生產隊（農村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組織體系中的基層組織，是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經濟形式和基本核算單位）的勞動，做揀麥穗、收玉米等活計，不要生產隊一分工分（人民公社化時期，生產隊社員出工記工和年終按照累計工分數分紅的報酬形式）。關照我們：田里的活計做完了，繼續和二叔家的堂兄劉仁一起放鴨、揀鴨蛋等。年年如此，成為慣例。假期尤其是署假即將結束，我和哥哥返回家中時，父親總要讓我們說說在東臺鄉下的經歷，每當看到我們曬黑的皮膚和手上磨出的老繭，才會露出滿意的笑容。
1968年4月末，父親病情加重，身體極度虛弱，生活已難以自理。我不得不從學校請假，回家與母親一起照料他。他見我整天不是騎車到縣人民醫院等地取藥，就是配合母親給他服藥、喂飯、擦身和洗衣服，心生不安。第三天上午，他深情地對我說，“你這個小伙，不能整天把時光用在我身上！你以后的路還很長，要把精力用在學習、勞動和提高本領上！”接著，他特別強調要我參加當地社隊的勞動。
于是，我從附近群眾家里借來鋤頭、耙子、鐮刀等農具，每天上午到公社駐地的益民大隊參加義務勞動，下午在家換母親休息照料他，晚上復習學校文化課知識。一天中午收工回家，父親見我無精打采，一副懶洋洋的樣子，把我叫到床邊。他撫摸著我黝黑的臉龐和脫了皮的臂膀，掰開我帶有血泡的雙手，微笑著問：“爸爸這樣要求，是不是有委屈？覺得苦啊？你內心怎么想的？”我正想向他倒苦水：“參加勞動，既不是應盡義務，又不拿一個工分。才幾天，就曬脫了皮，磨出了泡！連有些社員（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稱謂）都不理解，說你爸爸病成這個樣子，你還下地干這干那的，圖什么啊？別再受這個‘罪’啦！”可當我看到：父親那瘦弱的身軀、憔悴的面容，尤其是他那深深凹陷仍炯炯有神的雙眼和飽含期許的目光時，瞬間醒悟：“爸爸一直在鍛造我，如今重病在身還對我充滿期望，我怎么能辜負他的一片苦心呢？！”不免心生自責！隨即心念一轉，由衷地說，“頭上淌汗，身上脫皮，手出血泡！怎么能不苦呢？但比起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北上抗日，比起您打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比起一年到頭在田間的社員，我吃這點苦算什么呀？！”聽罷，父親露出欣慰的笑容，說了一句令我一生難忘、回味無窮的話：“我的好乖乖（當地方言，長輩對自己孩子的愛稱）！懂爸爸的心思！能吃苦耐勞了！這下我放心了！既然你不怕苦，那我也要不怕困難，堅決與疾病作斗爭！”。中午，母親給他喂飯，雖吞咽艱難，他竟興奮地多吃了幾口。５月末，學校放農忙假，父親又讓7歲的弟弟跟農村小學生一起挑豬草，送益民大隊九隊養豬場，不要一分工分。就這樣，我在益民大隊的勞動持續了20多天，直到醫生報他病危。
過去，我對父親讓我們參加義務勞動，總有不解甚至有些心理抵觸，認為他沒事找事，讓我們自討苦吃。即使下地勞動，也是被動的。現在，看到生命垂危的父親，還思慮著我們要勞動、能吃苦，且反響如此強烈，使我深受感觸，再次領略到父愛的分量和厚重，體會到了父愛如山、大愛勝金的深刻含意。
從此，我自覺將吃苦耐勞作為青春的一抹底色，迎難而上，主動作為。成年以后的經歷又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人的成長繞不開各種艱難和多重困苦，要想成就事業和收獲成果，在知識儲備和人生歷煉過程中，首要的就是要具備甘愿吃苦和認真踏實的精神，鍛造鍥而不舍和任勞忍怨的品格，不斷挑戰自我，才能勇于前行，歷險攻關。
勉勵我：向群眾子女學習 與他們打成一片
在我記憶中，父親曾多次勉勵我們兄妹，向身邊優秀的群眾子女學習，弘揚優良品德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要求我們在穿戴、吃飯和言行舉止方面與他們一個樣，在參加學校各項活動等方面與他們打成一片。他說，“你們隨父母住公社機關，跟著享受父母的營養待遇（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分配給干部的豬肉、雞蛋、大豆等營養食物指標），條件比較優越，這是一般群眾子女所沒有的。如果不加注意，就會產生優越感，滋生特殊化思想，脫離社會實際。”
為讓我們適應環境，與群眾子女打成一片，他和母親商議后形成了幾個方面的共識，讓我們嚴格遵循。
首先，在衣著穿戴方面不特殊。要求我們現有的衣帽鞋襪，只要能穿夠穿，即使是過年、過生日也不再做新、再買新。不分小伙、丫頭，大的穿不上的給小的穿，正面穿舊了翻新穿。堅持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在我印象中，父親就是在觀看他唯一的女兒劉平3歲參加六一兒童節舞蹈演出后一時興奮，給妹妹買過一條小裙子；對我們兄弟三個，他則沒有買過一件新衣裳。我過10歲生日的那年，外公買了一雙皮鞋送我，當我高高興興地穿著皮鞋準備上學時，被父親看到。他把我拉到身邊說，“你看看周圍的同學，有沒有穿皮鞋的？”我說，“這是外公買給我過生日的，難道也不能穿嗎？”他說，“現在，三年困難時期剛過，群眾的生活尤其在吃、穿、用等方面還比較困難。我是書記，你是小伙，我與群眾同甘共苦，你穿新皮鞋上學，是不是有些特殊啊？！”我不大情愿地脫下皮鞋，換上布鞋走出家門。晚上，父親下鄉回來，看我還撅著嘴，先笑了笑，爾后與我長談了一次。他說，“皮鞋不是不能穿，而是要看在什么時候穿？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是干部，應該等大多數老百姓都穿新衣裳，買新帽新鞋；作為學生，也要在大多數同學都有新衣新鞋。到那時候再穿，與大家一樣，不搞特殊，才會感覺心安，心情才會舒暢！”接著，他話風一轉，“這樣吧！既然外公給你買了，不穿也是浪費。那就在過年和你過生日的當天穿一下吧！”
其次，上學放學時，他要求我們與群眾子女一起來回，不能只與干部子女做伴或獨自行走。我到大橋初中住校學習，每星期回家一次，兩地相隔約20里路，他要求我步行往返，不得乘坐大箱車（當時大豐交通部門在卡車上加裝箱板載客，往返于大豐至潘撇沿途的車輛），不能動用他下鄉的自行車。
再則，要我們見先進就學。父親多次說，“農村孩子懂事早，有眼頭見識，勤勞樸實，艱苦樸素，放學做完作業做活計，丟下翻耙拿掃竹。很值得你們學習！”父親在草廟公社工作期間，特別喜歡兩個孩子。一個是時任草廟公社黨委秘書竇安叔叔的兒子竇愷輝，他不但學習成績好，而且有禮貌，每到星期天還回鄉幫助他母親干農活，渾身曬得黑黑的。另一個是時任公社財政會計輔導員劉東富叔叔的兒子劉廣保，他兄妹五人為唯一獨子，學習刻苦，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大豐縣中學。一次，劉廣保到公社看望他父親時光腳穿著草鞋，引起父親和其他領導的“嘖嘖”贊嘆。父親不止一次對我說，“向有志青年學習，你要遠學董加耕（1964年8月共青團中央樹立的“回鄉務農，立志耕耘”知識青年先進典型），近學竇愷輝和劉廣保！”我問：“爸爸是不是也打算讓我們穿草鞋啊？”他笑而不語，沒過幾天，還真的給我和哥哥各打了一雙草鞋，讓我們下地做農活時穿。
1965年11月初，我因病在家診治。呂存喜（即謝漢東）和仇玉康同學來家里看我，當他們興沖沖地告訴我在學校適齡同學中已首批加入共青團的消息，并亮出胸前佩戴的鮮艷團徽時，令我羨慕不已！晚上，父親聽說后，非常高興，說“在穿戴等方面與群眾子女一樣，不搞特殊，這只是一個外表和形式；學習他們的好思想、好作風，做到在本質上一樣才是最重要的！你要與這樣的好同學交朋友，向他們學習！積極向共青團組織靠攏，將來還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斷進步！”
引導我：深入實際 察訪真情
父親對我的教誨和影響不僅僅在語言方面，更多的在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嚴謹踏實、深入細致、作風艱苦等一系列行為引導方面。
平時，除到縣委或有關公社開會外，父親總是頭戴草帽，騎著自行車，車龍頭上掛著一雙草鞋，深入所屬農村各生產大隊，檢查工作，察訪實情。看到田間地頭，他把自行車往路邊一撐，換上草鞋就走進莊稼地，察看農作物的長勢和農田管理。見人就問這問那，或是了解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參加勞動的情況，或是聽取對農業技術指導方面的需求，或是征求農機工具改進方面的建議等等。從播種到清溝、理墑，從灌溉到追肥、鋤草，從抗旱、排澇到防治病蟲害，從莊稼收割到谷物歸倉。幾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每逢星期天，他就讓我跟著，雙腿叉坐在他身后的車架上與之同行。所以，對他布置工作后，親臨一線抓落實、求真務實講實效的作風，我多次耳聞目睹。由于我當時年幼，許多事情已記憶不清。但他在小海公社工作期間，下基層的兩件事情，我記憶卻尤為深刻，并在他去世后清理遺物的講話稿中得到了印證。
一件是，他到某大隊檢查玉米與黃豆間種和追肥。那是一個夏天的上午，父親走到某大隊一方玉米田的田頭，看到有幾個社員在澆糞水，就下田一邊觀察玉米揚花、授粉以及與黃豆間種和澆糞施肥的情況，一邊與他們談起了家常。當他看到有個社員澆糞水只圖快，把不少糞水澆倒到玉米和黃豆根腳塘外邊時，便要來葡鍬，一鍬一鍬把塘外的糞水及浸土培進塘中，他講“糞水不入塘，等于吃飯不入口。有什么用啊？”接著，他又察看了另外幾方田，發現方方田澆糞施肥都有圖快不進塘的問題，并且沒有一個大隊或生產隊干部在田里勞動和技術指導。看到這里，引發了父親的不滿。他氣呼呼地去了大隊辦公室，看到幾個干部正坐在屋里喝茶、說閑話、搧扇子，他著急了！大聲嚴肅地說，“你們在做什么啊？現在正是玉米和黃豆生長的關鍵時期，可曉得田間管理和澆糞追肥的情況？”，在場人員面面相覷，不知所措。他把在幾方田看到的情況簡單說了一遍，接著說，“現在不抓好澆糞施肥，玉米和黃豆生長哪來的后勁？秋天不豐產，全年糧食豐收豈不成了一句空話？”“你們作為最基層的干部，怎么能坐在辦公室喝茶、乘涼、抓工作呢？趕快下田！看看還有哪些問題？盡快發現，盡快解決，為豐產豐收打下基礎！”“大隊領導要帶頭，所有干部要下田，將每方田都檢查一遍，認真落實公社黨委有效施肥、加強田間管理、迎接豐產豐收的各項措施。”講完后，他走出辦公室，騎著自行車又帶我駛向另外一個大隊。
事情沒有到此為止。晚上回來后，他又與公社幾個干部碰頭，接著召開電話會議，結合前幾天工作檢查情況，對干部下田勞動和抓好施肥、田間管理等項工作，進行了小結和講評，進一步提出了要求。
另一件是，父親到小海公社楊樹大隊檢查灌溉渠構筑工作，在渠邊不慎滑倒崴了腳引起骨裂。我和妹妹冒雨趕到楊樹，被告知父親已被送往醫院檢查治療。回家后，看到他腳裹石膏，雙臂執拐，嚇得我們大哭起來，以為他再也站不起來了。母親也在一旁埋怨，說“有那么多人在場，就你一個人到灌溉渠從頭檢查到尾，這是做什么？”
父親說，“現在基層干部絕大多數文化水平低，長期在農村工作，習慣按經驗辦事，對上級的要求和農業采用新技術、新措施落實還不夠自覺。加上有的沾有遇事動嘴不動手的作風，貫徹上級的指示精神就會打折扣！”，“我作為一個公社黨委書記，不能只坐在大會堂椅子上作報告，只蹲在機關聽匯報，只到大隊辦公室看報表！而是要帶頭走下去，只有不厭其煩下基層，深入田間抓落實，才能掌握真實情況，把縣委和公社黨委的指示精神貫徹下去”。“農時不等人，人勤地不懶。領導干部糾正作風飄浮，克服辦事拖拉，才能搶抓農時、不誤農事。如果干部誤一時，社員就要虧一年！”
以上這番話，不僅是他對母親和我們看他整天忙碌不解的回答，也是他在公社電話會議上對全體干部的要求，更是他務求實效工作作風的真實寫照。正是他深入實際、察訪實情、追求實效的作風，帶領和影響了一批干部跟進仿效，在全公社社員的共同努力下，小海公社三年困難時期才避免了大面積減產和糧食欠收。因此，父親受到了干部和群眾的尊敬和擁戴。
囑咐我：淡泊名利 志存高遠
父親自身要求嚴格，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在《自傳》中他兩次提到，上世紀50年代初，上級組織部門與他談話，擬提拔他到更高一級的領導崗位工作。然而他態度誠懇，兩次推辭，說自己文化水平低，領導工作的經驗不足，應該努力學習，在現職崗位上積累經驗，進一步把工作做好，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和群眾的期望。他兩次向組織推薦其他同志到上一級領導崗位任職，曾經的下級到了縣和地市級領導職級，而他卻在東臺縣廉貽區區長、區委書記，到大豐縣小海區和草廟、萬盈公社書記崗位上幾次平職調動，在一個職級上工作了18年。他說，“想起過去為革命犧牲的同志，我能活到今天，還能為黨工作，就只有做好工作的念頭，沒有提拔和升官的追求。”
父親淡泊名利，不計職務升遷，全身心投入工作。在生活上，對自己更是要求嚴格，苛刻出奇。從建國到他去世的19年間，只是在1955年實行工資制那年，買了手表、皮鞋，制做了一套中山裝，在每年國慶節舉行升國旗儀式時拿出來穿一下。此后十多年里，他沒有添置過一件新衣服和一雙新鞋襪，他的襯衫和內衣都是母親買棉布請縫紉店給他量好尺寸制做的，每件、每雙都是穿破了補，補了再穿。
父親任黨委書記18年，下基層檢查工作接近中午飯點，有的干部和群眾邀他到家里吃飯，他一律婉言謝絕，說是離家不遠回家吃飯即可。有一次，他帶我到萬盈公社溝北大隊，在檢查完農業生產情況后，行至一個普通農戶家，一人吃了一碗大麥片飯和半碗旱菜湯，吃完后他掏出1元錢和1斤糧票放在桌子上，作為伙食費交給農家。那家主人說什么也不肯收，說“書記能夠賞光，一頓粗茶淡飯，不值錢！怎么好意思要？”可人家不收，父親就不走。在他的一再堅持下，那家人才勉強收下飯錢和糧票。
父親嚴格要求自己，對家人特別是我們兄妹也不放松約束。在草廟公社的一天晚上，大豐縣電影放映二隊在街上的一座院子里放映電影。我和哥哥抬著長橙在大門口徘徊，被認識哥哥的檢票員看到，他對我們招招手，示意進去觀看。父親知道后，把我們批評了一通，第二天帶我們找電影隊的隊長補交了電影票錢，連著說了兩聲“對不起！”表示“領導干部的孩子不能沾光，看‘白大’（當地方言，指不付錢、沾便宜的行為）電影！”此后，街上放電影或是劇場演戲，家人都自覺遵守父親的約定：無論哪一個想看，即使我婆老太太（即外婆奶奶的媽媽）在我們家去看戲、聽評彈，也買票入場，沒有一個搞特殊。
更令我難忘的是，1968年２月，父親患病手術后在家休息期間，大豐縣的領導從有關報刊獲悉，國外一種抗癌新藥“順鉑”進入中國，就委托上海醫藥部門購得兩盒共60支，讓縣人民醫院金祖錫醫生（醫院唯一會拉丁文的醫生）為父親注射治療，全力挽救病重的父親，取得了比較好的療效。但是，當父親聽說該藥僅能抑制病情發展，難以對癌癥有效根治，而且購買手續繁雜，需專人去上海采購，價格特別昂貴（兩盒藥3600多元）時，毅然拒絕繼續購買使用。他對看望他的縣委領導說，“我病了一年多，已不能為黨工作了！藥品如此貴重，不能無限期的使用！又不能根治，用國家的錢來維持生命，我于心不忍！”4月下旬，父親從大豐縣人民醫院出院，回到萬盈駐地。不久，病情開始惡化，來看望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為他感嘆和惋惜！他對來人說，“想想犧牲的戰友和同志，我能活到今天，能看到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很幸福了！”
6月12日清晨，父親望著守護了他一夜、面露倦色的我，對母親和我講：“小伙將來的路很長。能吃苦耐勞，這才過了第一關。要想有所成就，就要樹立志向，志存高遠。還要過好學習關，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馬列主義，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過好經濟關，廉潔奉公，不沾不貪，不犯經濟錯誤。過好生活關，作風正派，不犯男女關系錯誤。你能做到嗎？”
聽罷父親的殷殷囑咐，我淚如雨下，連連點頭，向他保證：“爸爸，我一定牢記您的教誨，決不辜負您的期望，一定做一個好少年，將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成為您引以自豪的好兒子！”
6月13日凌晨，父親帶著不舍和遺憾的心情永遠閉上了眼睛。父親的去世，既是我們家的災難，也是他的不幸。在戰爭年代，他兩次負傷；1947年4月18日（農歷）執行任務，被費家莊還鄉團徐俊山追蹤，奶奶徐巧玲為掩護其撤退又遭還鄉團槍殺，他又痛失母親；建國后，他一心為革命、一心干工作，只思付出，不圖回報，沒有看到我們長大成人，沒有享受到兒女的孝敬和孫輩們繞膝圍坐的天倫之樂！
15日，公社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前來悼念的人絡繹不絕，有他昔日同事，有社隊干部，有普通百姓，有干部子女，有我大橋初中和南陽中學時期的同學。他們有的叩拜，有的敬獻花圈，有的守靈，有的哭泣，有的安慰著母親和我們兄妹。幾個他曾救濟和幫助過的群眾悲痛欲絕，嚎啕大哭。參加追悼大會的人擠滿了公社大院，送葬的隊伍延綿兩三華里，許多在地里做農活的群眾看到送葬的隊伍，聽說是送父親靈柩下葬，都情不自禁地放下手中的鋤頭等農具，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哭聲不斷，說要送老書記一程。
父親的去世，使我們兄妹瞬間成熟起來。高中畢業后的1970年12月，我帶著父親的四件遺物：《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英雄牌鋼筆、手表和印有“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字樣的皮夾，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解放軍這所大學校大熔爐，我牢記父親的教誨，繼承父親的遺志，無論是當士兵還是任軍官，無論在基層還是在機關，無論是下部隊代職鍛煉還是進國防大學學習深造，無論是順境發展還是遭遇困難挫折，無論是面臨艱難困苦還是生與死的決擇，我都堅守信仰，努力學習，刻苦訓練，積極工作，圓滿完成各項任務，經受住了各種考驗，多次立功受獎。退休后，我保持晚節，發揮余熱，為軍隊史料研究工作繼續貢獻力量。2023年6月26日，在建黨102年來臨之際，榮獲中共中央頒發的“光榮在黨五十年”榮譽紀念章。
（原濟南軍區司令部退役大校 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