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主席第二個《五四指示》發表80周年。《五四指示》從戰略高度解決了新四軍向什么方向發展和怎樣發展這兩個重大問題，是指導新四軍發展壯大的綱領性文獻。今天重溫這一重要文獻，回顧新四軍的成長史，更進一步感到《五四指示》的光輝。
文獻發表的歷史背景
1938年4月，南方8省紅軍和游擊隊在皖南巖寺集中整編為新四軍，當時僅有4個支隊10300人。不久，陳毅、傅秋濤、張鼎丞、粟裕分別率領第一、二支隊挺進江南，譚震林率第三支隊協助國民黨軍隊堅守皖南沿江陣地，參謀長張云逸到皖北指揮第四支隊挺進皖東。新四軍迎敵而上，奮戰敵后，初步取得了立足之地。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就新四軍應進行敵后游擊戰，致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這是中共中央對新四軍創建敵后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最早的綱領性指示，史稱第一個《五四指示》。
1940年初，國民黨從政治限共發展到軍事限共。1月1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抗倭剿共，盡可雙管齊下?！痹谌A中，國民黨頑固派先后制造了平江慘案、鄂東慘案、鎮江慘案、竹溝慘案、太和慘案等一系列圍攻新四軍后方留守處和工作人員的流血慘案。
面對反共惡流，毛澤東在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就放手發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及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發出指示，史稱第二個《五四指示》。中國新四軍歷史研究會首任會長葉飛上將曾經說過：“兩個《五四指示》，不僅對當時，而且對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新四軍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是指引新四軍發展壯大的綱領性文獻，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篇章。”
文獻下達后的斗爭
1939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向中央和項英提出：“創造蘇北根據地”，在華中“有大發展希望的地區是在江蘇北部”，新四軍“應集中最大力量向這個方面發展”。項英認為劉少奇的部署沒有從江南江北的全局出發，他于12月12日致電劉少奇和中央，指出對新四軍的工作“不能作‘左’的布置”。次日，項英又致電中央強調皖南的特殊性：“在將來任何情況下，是以獨立開展南方局面，以與北方配合，這在政治上策略上均應如此。”
1940年初，在蔣介石、何應欽主持下，國民黨軍令部制訂了《剿辦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非法活動之異黨指導方案》，計劃在3個月內“剿滅”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如“剿滅”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將其壓縮于長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處置。為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一再對新四軍軍部施加壓力，嚴令其把在江北的部隊調回江南，意圖阻斷新四軍與南下八路軍的聯系。
項英屈從顧祝同的壓力，在1940年4月16日至22日一周之內向延安發去6電，堅決要求將已在江北的葉飛、陶勇兩部調回江南。項英的意見遭到黨中央和中原局的否決。毛澤東親自起草，于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文指出：“在一切敵后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岳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游擊隊，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薄八?/span>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他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薄袄缭诮K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到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干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709頁) 。
緊接著，1940年5月6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又發出了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我軍政治工作必須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工作內容與方法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一切遷就國民黨的辦法是有害的，把國民黨首領的演說宣言編成講話材料是不妥當的?！睆?/span>調：“紅軍時代政治工作條例，基本上現在仍適用，政治工作是共產黨的工作，一切削弱黨的領導作用的企圖和辦法，都應當堅決拒絕之，我們應該公開的理直氣壯的說明我軍政治工作的這種立場。”
對《五四指示》，中央要求在皖南由項英傳達，在蘇南由陳毅傳達。項英拒絕傳達，并與5月9日、12日、29 日三次向中央提出辭職。最后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代為傳達。
文獻在浙東的成功實踐
重溫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回顧浙東游擊縱隊的組建和浙東抗日根據地創建的歷史，倍感親切。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黨中央在很短的時間內在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以劉少奇、陳毅為核心的新領導班子認真徹貫《五四指示》，使華中地區的抗戰出現了嶄新局面。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發展壯大和浙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誕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四指示》的巨大威力。
1941年5月10日，中共浦東工委根據路南特委的指示，組成50余人的先遣隊南渡浙東三北（余姚、慈溪、鎮海三縣姚江以北地區），此后于6至9月，浦東部隊800多人分批到達三北。然后通過統戰關系，相繼取得國民黨軍“宗德指揮部第三大隊”（簡稱宗德三大）、“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第四大隊”（簡稱五支四大）、“魯蘇戰區淞滬游擊隊暫編第三縱隊”（簡稱暫三縱）等合法番號。這些部隊是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后來組成新四軍浙東縱隊的基礎。
浦東武裝南渡到三北后，放手發動群眾，建立統一戰線，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政權性質的辦事處，使三北抗日游擊根據地初步創立。
1942年5月中旬，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國民黨30萬大軍潰退，諸暨、義烏、金華、衢州、江山等地相繼淪陷。為牽制日軍南進，發動浙贛鐵路沿線敵后游擊戰爭，“五支四大”“暫三縱”和四明地方游擊隊組成南進支隊，挺進會稽山區，開辟會稽山地區抗日根據地。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根據浙贛戰役爆發后浙東地區形勢的變化，根據《五四指示》精神，確定了浙東敵后游擊戰爭的方針：抓住有利時機，大刀闊斧地進行工作，擴大與發展武裝，創立敵后抗日根據地。6月下旬，譚啟龍根據華中局指示到達浙東，成立中共浙東工委，譚任書記，統一領導浙東敵后的抗日斗爭。與此同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選派的干部何克希、張文碧、劉亨云等到達浙東，加強了浙東抗戰的領導力量。
1943年初，三北游擊司令部部隊再度挺進四明山。4月22日夜，以第三大隊、特務大隊等部，兵分三路奔襲由偽軍據守的梁弄鎮。經17個小時激戰，攻克了四明山地區的心臟梁弄，迅速推動姚江兩岸和四明山地區的抗日政權建設。從此，梁弄成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
浙東抗日武裝發展壯大和抗日根據地的初步建立，既使日偽感到恐懼，又遭到國民黨頑固派仇視。日偽和頑固派相互勾結，企圖消滅這支抗日武裝。面對新的斗爭形勢，新四軍軍部認為，在浙東地區的部隊已無必要灰色隱蔽，應公開打出新四軍的旗號。
1943年12月22日，新四軍軍部命令三北游擊司令部及所屬部隊改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員何克希，政治委員譚啟龍，參謀長劉亨云，政治部主任張文碧。下轄第三、第五支隊，金蕭支隊、浦東支隊（后改稱淞滬支隊）、三北自衛總隊、四明自衛總隊和直屬教導大隊、警衛大隊、海防大隊，共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武裝1300余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在日偽頑夾擊的嚴峻時刻亮出自己的番號，表明共產黨、新四軍堅持浙東敵后抗戰的堅定決心，浙東敵后抗日游擊戰從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到1944年底，浙東軍民對日偽作戰126次，對國民黨頑軍作戰102次，斃傷日偽軍970名，頑軍732名；俘日偽軍356名，頑軍590名。浙東游擊縱隊主力發展到4000余人，根據地擁有1.15萬平方公里面積，228.9萬余人，分設三北、四明、金蕭、淞滬4個地區，建立了14個縣、44個區、283個鄉級抗日政權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