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燮侯
翻開北大校長名冊，老校長有嚴復、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馬寅初的名字，群星璀璨，如雷貫耳，個個都是當時中國的著名學者和大師。而何燮侯曾當過北大校長，可能知其者寥寥。
留學日本結識魯迅
何燮侯(1873—1961)，字燏時，清光緒四年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檀溪鄉花明泉村一個“詩禮傳家”的家庭。其父何蒙孫，是晚清秀才，馳名江浙的書法家、教育家，曾創辦諸暨景紫書院（今學勉中學）任校長兼常務董事，督責教育長達30年，還曾任諸暨勸學所（教育局）長、圖書館長等職，倡導文教，貢獻良多。何燮侯幼年讀孔孟之書，15歲從蔣觀云先生習古文。16歲從趙纘侯先生學數學。
19世紀末，為了學習新知識，追求新思想，何燮侯毅然離開家鄉，來到杭州求是書院求學，1898年被選送到日本留學，成為舊中國首批送日本留學的五名學生之一，學的是“工科採礦冶金系”，也是第一位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仙臺，何燮侯適遇魯迅以及其他留日同學蔣觀云、陶成章、蔣尊簋、陳儀等人。雖然他們所學專業不同，然而，興學求知、報效祖國的愿望卻是共同的。何燮侯特別對同鄉魯迅欽佩不已，他倆從紹興的烏篷船、魯鎮的百草園，聊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更是有著驚人的同感。很快，他倆就成了無話不說的摯友。何燮侯在留學日本時，就曾接觸過馬克思著作，后來在友人湯偉臣、湯哲存處獲讀日譯本《資本論》，隨后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看到美國人艾迪博士寫的《蘇聯游記》，從此對社會主義制度十分向往，到處搜覓馬列著作，并開始向親友宣傳蘇聯社會主義，被人笑稱“蘇聯迷”。
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1905年7月，何燮侯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他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正規大學畢業第一人。1906年春，何燮侯自日本回國，任浙江省礦務局技正，同年冬調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學制度，籌劃圖書設備及建校事宜，歷時數月，返國后受命任京師大學堂工科監督(即工學院院長)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在他主持下，1910年2月京師大學堂正式成立。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同年12月至1913年11月近一年時間里，他繼嚴復之后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3年秋天，教育部為減省經費，幾次要停辦北大，而且準備將其并入天津北洋大學。此舉遭到何燮侯及全校師生的反對，何燮侯給大總統呈文：“辦理不善，可以改良；經費之虛糜，可以裁節；學生程度不齊一，可以力加整頓，而唯此一國立大學之機關，實不要遽行停止?！庇捎诤污坪詈蛶熒膱詻Q反對，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裁并北大的企圖被打消。在不到一年的任期里，何燮侯多次為北大的發展多方奔走。然而，在辦學理念和行為作派方面，何燮侯與當時的教育總長相左，并不滿袁世凱獨裁，遂萌生退意。1913年11月，何燮侯提出辭呈。作為過渡時期的校長，何燮侯為北大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適遇周公堅定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何燮侯避居鄉間，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2年，東北偽滿政府成立，偽滿大臣羅振玉和偽滿總理鄭孝胥，發電邀請何燮侯出任偽教育部長，同時匯來旅費3000元。何燮侯斷然拒絕。一次，國民黨軍隊的師長陳時驥回諸暨楓橋省親，來何家探望。何燮侯便乘機向其宣傳抗日救亡主張，要陳不要到江西打內戰。但陳不聽勸告，結果在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中他的師被紅軍一舉殲滅，陳本人也成了俘虜。
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對共產黨抗日救國政策極為贊賞，稱之為“中華民族之大幸”。1938年4月，中共諸暨縣楓橋區委書記陳創人去延安前，到何家看望他，同他談了中共抗日救亡的十大綱領，送給他部分馬列主義書籍和延安出版的報刊。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何燮侯積極投身抗日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失守、武漢淪陷；12月，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國民黨政策重點由對外轉向對內，實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面對這嚴峻局面，1939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以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從重慶趕往新四軍皖南軍部視察后，又奔赴浙西抗日前線視察，做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工作，以便結成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是年3月31日，獲悉周恩來將途經諸暨楓橋的消息，當時已年逾花甲的何燮侯，策杖10多里趕到楓橋，隨之又提前到三里店迎候。兩人見面甚是親熱，當何燮侯談起他與周恩來的祖父早就熟悉的事，周恩來說：“您是老前輩了，我對何老先生也是聞名已久的?！敝芏鱽?/span>在楓橋大廟講話時，何燮侯帶領鎮上各位鄉紳向周恩來致敬。其中有曾任甘肅省長的陳繼侃、老教育家周子豪、留學比利時的醫學博士駱雨農、戰時中學校長趙君芳等。他陪坐在主席臺上，聆聽周恩來激動人心的演講。會后陪同周恩來共進午餐，又聆聽了他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席間，周恩來對何老先生堅持抗日的立場表示贊許。何深受鼓舞決心奮起效力。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諸暨淪陷，新四軍淞滬游擊隊三支隊二大隊奉命從四明山南遷諸暨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大隊長蔡正誼在楓橋開群眾大會，考慮到何年高體弱沒有打擾他。何燮侯聞訊后說：“抗日救國的會，為啥不通知我？”為此，大會主持人趕快派人去請他出席。
作為一方開明紳士，何燮侯在當地有著崇高威望，也成了各方拉攏爭取的對象。然而，何燮侯的政治取向從一開始就很明朗，積極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反對任何亡國濫調。
1942年5月25日，中共諸暨地下縣委書記朱學勉在下北、泌湖建立了一支自衛隊，開展敵后抗日活動。北鄉紳士、明鏡鄉鄉長錢之棻聯合鄰鄉鄉長也搞了一支“四鄉聯隊”。為了聯合抗日力量，何燮侯受時任中共會稽工委書記楊思一之托，利用何、錢兩家的聯姻關系，多次找錢之棻做工作，動員其聯合抗日。在他的奔波說服下，錢終于同意聯合，建立了諸暨縣下北四鄉（泌湖、明鏡、姚江、朱公）抗日聯合大隊。在余姚梁弄黃家宏介紹下，何燮侯又與錢之棻做大連鄉鄉長趙漢波的工作，在統一戰線的感召下，趙漢波也同意聯合抗日。1942年9月，諸暨八鄉抗日自衛隊正式建立。從此，會稽山根據地進一步擴大，打鬼子的錢糧供應有了堅實保障。
與此同時，共產黨領導的南進支隊于1942年6月挺進會稽山，以楓橋為中心，逐步開辟抗日游擊根據地。何家屋處花明泉村是山區，群眾基礎好，抗日部隊在執行任務時經過該村不下數十次。每次在村里小住或休息，各級領導總要登門拜訪與何燮侯敘談，遇到飯點便一同進餐，可見，他與共產黨關系甚為親密。
1942年夏天，一小股日軍流竄到趙家鎮駐日嶺村和蔣塢村一帶搶劫，抗日軍民殺死了兩個“掉隊”的鬼子。這一下惹惱了日軍，揚言要血洗花明泉。危急關頭，何燮侯挺身而出，用自己嫻熟的日文寫了一篇充滿民族正氣的檄文，貼在花明泉村橋頭醒目處。檄文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有句古語，叫恩有恩報，仇有仇報，若有不報，時候不到。沒有憑證，亂殺無辜，天地難容。中國人不是你們隨便就可殺戮的！署名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何燮侯。
后來，日軍竄到花明泉村后，看到這篇檄文，氣得“哇哇”亂叫。但又一想，在中國的偏僻鄉村，竟然有寫得如此漂亮的日文，且文法通暢，還敢署上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何燮侯的大名，覺得此人一定有“來頭”，不敢輕舉妄動，只得悻悻地經駐日嶺返回紹興。何燮侯在危急關頭寫檄文退日軍，保一方平安的壯舉，一直為鄉人所傳頌。
何燮侯與中共浙東地區黨政軍領導人譚啟龍、何克希、楊思一等人有很好的交往。抗戰后期，何燮侯不顧年高，奔波跋涉于會稽四明山區，他在新四軍浙東縱隊的保護下，常到附近各縣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發動群眾支持抗日隊伍，并對國民黨官員做了大量統戰工作，勸他們在民族大義面前認清形勢、不搞摩擦，掉轉槍口一致抗日。
1945年1月，何燮侯出席在正蒙學堂召開的浙東敵后各界臨時代表大會，當選為浙東敵后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當他發現國民黨頑固派在鄉間濫派款米引起民怨之事，即向國民黨縣長祝更生進言：“非予改組，則不足以平民憤?！彼c祝更生談過幾次話，對祝的思想轉變有一定影響（祝更生于1949年3月在松陽率部起義）。當時，駐守在楓橋的汪偽獨立四旅旅長蔡廉曾策反何燮侯，想將他拉入汪偽做事，被何燮侯斷然拒絕。蔡廉企圖采用抓捕的方式迫使何燮侯就范。幸虧他的表侄及時告知，他躲進深山才幸免于難。
兩次被捕 矢志不渝
解放戰爭時期，因追隨共產黨，何燮侯曾兩度遭國民黨當局逮捕，但他傲骨錚錚，始終不改變自己的政治取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在回老家諸暨的路上被國民黨拘捕，后由他的老友周志豪（曾任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通過關系保釋。他在諸暨無法藏身，隨即躲避至杭州。由于諸暨縣黨部已將情況密報省黨部，他剛下火車，就又被省保安處逮捕。他在獄中、法庭上，侃侃而談共產主義，大講抗日無罪，救國有功，講“金蕭支隊好，秋毫無犯，愛護百姓，國民黨不及他們”。宣稱“釋放不釋放聽便，不談共產主義做不到”。后經陳季侃、邵力子等多方營救保釋出獄，但不能南越錢塘江，只能長居余杭。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同年9月21日，何燮侯作為“特別邀請人士”赴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9月30日，他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日下午，他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觀禮，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1950年4月，何燮侯接受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委托，擔任民革浙江省分部籌備委員會召集人。是11位籌備委員中唯一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的愛國民主人士。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員會成立，何燮侯當選為主任委員。何燮侯歷任全國政協第一、二、三屆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原中共浙東區委書記、新四軍浙東縱隊政委譚啟龍曾說：“何燮侯先生是一位堅強的愛國人士，他兩次拒絕蔣介石、汪精衛重金高位的引誘，不為生活、權勢所迫，而潔身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