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潘孔池離開人世時很安詳，熟睡般的面容，顯得那么平淡、普通。父親生前常念叨：在那硝煙彌漫的戰火年代，無數的戰友、領導犧牲了，而我卻幸存了下來，組建家庭，生兒育女，衣食無憂，晚年幸福。“這一生，我知足了。”
小和尚參加了新四軍
1925年12月的一天，父親降生在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一個小山村里。
父親童年時，家境貧窮。他七歲時就幫富人家放牛，十歲時，其祖父、父親相繼病逝。為了還債、活命，父親被家人以六塊銀元的價格賣到當地廟里做了小和尚。那時候和尚的社會地位很低，幼小的父親念經，學做法事，更多的時間是去化緣，干農活（寺廟有少量土地）。父親的不幸遭遇得到附近一名叫劉鳯竹道士的同情，他時常對父親噓寒問暖、送衣送食，講做人做事、抗日救國的道理，他還叫父親利用外出化緣、做法事的機會幫他收集、傳遞情報，給外地人（新四軍）帶路。后來父親才知道劉道士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利用道士這一特殊身份從事地下抗日活動。1944年2月的一天深夜，劉道士匆忙叫來父親和當地兩名青年，拿出一張寫有地址和人名的紙條給父親，告之，他們和父親的抗日活動被日本人發現了，叫他們連夜逃走。
按照劉道士的指引，第二天上午，父親他們找到了新四軍七師沿江支隊沿江團。因為有劉道士的紙條，加之父親為沿江團好幾個人帶過路，所以沒有任何障礙父親就參加了新四軍，成為沿江團二營六連三排八班的一名戰士。
后來父親才知道，在他走后的第二天一早，日軍便包圍了劉道士的道觀。沒有找到任何人，便一把火燒了道觀。以后，父親曾多方打聽劉道士的下落，新中國成立后還多次托人查找，但始終未有結果。
前不久，我查找有關資料，得知一條線索：在父親參加新四軍的第二個月（1944年3月），沿江團花山游擊隊曾從國民黨頑軍手中營救下一位新四軍地下工作者——常道士。這個姓常的道士和劉鳯竹是同一人，還是一起的，我也無從考證，但卻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國難當頭之時，許多出家人也沒有置之度外，而是參加抗日，舍生取義，殺敵報國。
父親剛參加新四軍時，配發的是一支七師自造只能打單發的匣子槍，連隊只有一挺機槍，有的連還沒有機槍。戰士們的武器都是繳獲來的，五花八門，各式各樣。子彈也不多，老戰士還有個十發八發的，新戰士只有兩三發。為壯軍威，戰士們把樹棍、高粱稈塞進子彈帶里，鼓鼓囊囊，掛在身上好不威風！班長劉和根帶父親砍來一根粗細適中、兩米多長的毛竹，教父親用麻繩、布條把刺刀牢牢綁在一端，說跟小日本拼刺刀用。在隨后的幾次戰斗中，父親同其他新戰士一樣，手握這一特殊武器，沖向日軍。“還管用”，父親告訴我們，新四軍戰士沒有經過幾天正規訓練，跟日本人拼刺刀，單個較量、近距離較量我們肯定是吃虧的，于是就四五個戰士圍住一個日本兵，遠遠地抵住他，三八大蓋再長也長不過我們手中的家伙，乘他稍不注意，一刺刀就干掉他了。父親不無感慨地說：“解放戰爭時打淮海，我們的武器就不一樣了，卡賓槍，子彈盡管打，要是那時（指抗戰）有就好了，不僅能多殺鬼子，而且我們許多人也不會犧牲了。”
父親由于作戰勇敢，吃苦耐勞，再加上歲數較小（還未滿20歲），被抽調到沿江團警衛排擔任副團長周亞農的警衛員，開始了他新的抗日征程。
新中國建立初年，已是一名解放軍基層指導員的父親，身著嶄新的軍裝，腰插一支勃朗寧小手槍，肩挎一支駁殼槍，回到老家探親。小山村的男女老少爭先恐后過來圍觀、問候，但不久，父親從鄉親們言談舉止和眼神中看到了隱隱約約的迷茫、痛楚。當地村干部告訴父親，打日本鬼子時，小山村先后有28人參加新四軍或新四軍游擊隊，全國解放兩年多了，活著回來的只有兩人，父親是其中之一。父親沉默了，沒幾天就悄悄地離開了家鄉。之后他轉業江蘇，結婚安下家，把老母親（我奶奶）接來養老送終，幾乎就沒有再回家鄉去過。等再回去的時候已是1996年初，他已身患絕癥。父親堅持在去世之前，要把子女帶回老家看看，認認家鄉的面貌。此時，我終于大悟：許多老將軍解放后很少回家鄉，也是擔心烈士遺屬“見友思親”、引發悲情的緣故吧。
解放軍基層指揮員
戰火催春，在部隊里，父親很快從一名警衛戰士成長為基層指揮員，他先后擔任過團炮兵連司務長、團管理員、代理連長、政治指導員。
晚年父親病重期間，曾經給我講起最令他難忘的一次戰斗。
1948年3月初，解放軍山東兵團在譚震林、許世友指揮下，發起了周（村）張（店）戰役，在取得勝利后，又出敵不意，揮師東進發起了昌濰戰役。戰斗打響后，父親所在的七縱部署在膠濟線中段益都地區（現青州），經八天浴血奮戰，成功阻擊了濟南國民黨軍隊增援，確保了昌濰戰役的勝利。
父親時任華野七縱二十師二二一團管理員。一天傍晚，一位滿臉是血、滿身是灰的戰士急奔而來報告：前線一個陣地失守了，一個連打光了。那個失守的陣地位于一條大路旁的山包上，位置十分重要。團里預備隊早已用光，情急之下團長命令我父親帶領警衛排把陣地奪回來，牢牢地守住，不放敵人一兵一卒進來。
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月色很亮，陰風陣陣。經過數小時來回穿插，父親一行悄悄地摸上陣地。“怪了，怎么一個敵人都沒有？”稍加搜索，這才發現占領陣地的40多名國民黨軍龜縮在陣地山背后的一處凹陷處烤火睡覺呢。父親他們先是悄悄接近，然后一擁而上，“繳槍不殺”的喊聲劃破寂靜夜空，這批國民黨軍士兵乖乖當了俘虜。
奪回了陣地，本應高興，可父親卻犯愁了，這批俘虜該怎么辦？按規定，戰場上抓到俘虜，要派人押回后方，交由專門部隊和人員看管。可父親身邊只有20多人，夜間押送，四周敵我交織在一起，人派少了不安全，人派多了，陣地怎么辦？父親趕緊和幾個老班長商量，急中生智，決定干脆分頭做單個俘虜的思想工作，動員他們在戰場上加入解放軍。沒想到，這批俘虜大都出身窮苦，多是被抓的壯丁，他們一個個表態愿意加入人民解放軍，一起守陣地。
天剛蒙蒙亮，大批國民黨援兵正欲通過父親他們陣地旁的大路時，遭到一頓痛擊，敵人退下了。“怎么搞的，這陣地不是說昨天傍晚就攻下來了，怎么一個晚上未聞槍聲，又被解放軍占領了？”回過神來的國民黨援兵惱羞成怒，擺開架勢準備進攻。“撤！”在父親指揮下，陣地只留下兩名老兵，其余人員撤到山背后的凹陷處。“轟轟轟”一陣炮擊后，父親他們又很快進入陣地戰壕，20多支卡賓槍加其他武器同時開火，援兵又被打退了回去……一天下來，這邊陣地牢牢地守住了，那邊濰縣城被山東兵團九縱攻陷，接著濟南國民黨援軍只好撤退了。
團長上陣地見到我父親，連聲說：“好，好，好，你就留下當連長吧。”待父親正式看到任命時，卻被任命為政治指導員。團政委說父親不但會打仗，還會做政治工作。這一仗下來，父親榮立二等功。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隨部隊進入皖南剿匪，在一場戰斗中頭部中彈。父親在貴池軍分區醫院病床上整整躺了兩個月，被救活下來。“沒有被日本鬼子、國民黨正規軍打著，差點讓土匪打死”，父親挺懊惱的，這次受傷也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朝鮮戰爭爆發了，父親所在的部隊參加抗美援朝。父親的傷痊愈后，部隊已開赴外地整編，準備入朝。組織決定父親到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報到。
父親的老部隊老領導
父親對老部隊的感情是真摯、深厚的，因為新四軍沿江團是他脫離苦海、明辨是非、成長成熟的地方。
1956年，父親利用出差河北的機會，專程回了趟老部隊。老部隊給予了較為隆重熱情的接待。父親過去的通信員已是一名上尉連長，與父親形影不離，伴隨左右。那幾天父親的心情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他對老部隊的熱情接待十分感謝，對部隊在朝鮮戰場打贏多次惡仗、立下新功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對老部隊許多熟悉的領導、戰友，犧牲在異國他鄉，心情輕松不起來。長大后我才明白，父親很少回家鄉，是怕那些烈士遺屬們傷心；父親很少回老部隊，是怕自己傷心。他要把對老部隊最深的印象、最美好的事情、最熟悉的戰友定格在自己記憶里。
抗戰時期，擔任過父親領導的有很多人，其中給我們子女印象最深的有兩位。
一位是新四軍沿江團的副團長周亞農。周亞農，湖北省人，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組建新四軍時，被抽調過來擔任營級干部。1944年2月，父親參加新四軍沿江團時，周亞農擔任副團長。后來父親被調到團部擔任周亞農的警衛員。在隨后較長的日子里，父親和周副團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戰斗在一起，他倆形影不離，生死相依，結下了深厚的官兵之情、兄弟之誼。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兩人的友誼非同尋常。
1949年大軍渡江前，時任第二十五軍七十五師副師長的周亞農到江邊檢查部隊渡江準備工作。當他聽說鄰近部隊是七十四師二二一團時，就策馬過來看望，在眾多的老部下中他看見了我父親，便飛身下馬，緊緊和我父親擁抱，問長問短。臨分別時，他從腰間拔出一支小手槍送給我父親。我父親也不客氣，“還有槍套呢”？周副師長哈哈大笑，又解下腰帶，抽出槍套遞給我父親，還招呼我父親的領導說：“跟你們師長說，這槍是我送的，他是我過去的警衛員，不準沒收嘍！”
未曾料到，周副師長長江邊與我父親一別，竟是永別。打過長江后，周亞農率部攻入浙江省境內時犧牲了。周亞農副師長送的勃朗寧小手槍，父親一直珍藏在身邊，于是就有了父親挎兩支短槍回老家探親的故事。
第二位領導是傅紹甫，安徽省金寨縣人，老紅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父親參加新四軍時，傅紹甫是新四軍沿江支隊副支隊長兼沿江團團長。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天，父親單位突然駛來三部吉普車。先是下來一名軍人，專門打聽我父親。在找到父親并被得到證實后，一位老軍人在眾多軍人的陪伴下走到父親面前。父親和老軍人相互凝視了一會，對方叫父親姓名，父親答“到”，這時，父親也認出他了，趕忙叫他“傅司令”。父親和傅副司令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緊接著傅副司令對父親說了句讓在場所有人吃驚的話：“逃兵！怎么離開部隊的？”父親一愣，然后簡單把自己負重傷，老部隊已開赴朝鮮一事作了匯報。傅副司令還是有點不滿意：“你當時為什么不找我？你二十幾年了也不來見我！”后來，他告訴我父親，他還是最近從周亞農遺孀那里知道父親下落的。傅紹甫時任江蘇省軍區副司令員。當天晚上，父親又應邀帶上還是童年的我和妹妹，一起趕到部隊招待所看望傅副司令員。
以后幾年中，傅副司令員又幾次約見過我父親，每當談到沿江團政委胡繼亭、副團長周亞農犧牲時，傅副司令員總會難過得直流眼淚。
父親常說：戰友情勝親情，人生最深戰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