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長林植夫被俘，關進了上饒集中營。
林植夫是福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在東瀛，他認識了同在日本留學的崇安人、同盟會會員朱爾英，與當時在日本的蔣介石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閩北紅軍第一次解放崇安縣城時，朱爾英帶著妻子和兒子到了福州。此時，林植夫在福州擔任福建學院院長，經林植夫推薦，朱爾英在福建學院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在福州發動“閩變”，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林植夫和朱爾英均以知識界人士的身份參加了新政府。翌年1月，“閩變”在蔣介石的軍事鎮壓下失敗，政府成員被通緝，林植夫被迫離開福州，朱爾英也無奈地回到崇安。之后，朱爾英成了崇安縣的大地主。
林植夫和朱爾英失去了聯系。
1938年春，林植夫來到江西南昌參加了新四軍，先任軍部秘書，后任政治部敵工部部長。皖南事變中，林植夫被俘，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1942年6月，集中營從上饒轉移到閩北后，先后設營于崇安縣（今武夷山市）的下梅、建陽縣的徐市和回瑤。1943年9月，集中營從建陽縣回瑤遷到崇安縣城的老鼠排村，林植夫也被關押在這里。這期間，第三戰區向在南京的蔣介石呈報了一份擬將處決的集中營新四軍干部和愛國人士名單，內有林植夫名字。蔣介石考慮到林植夫與國民黨上層人物的交往較多，殺了他政治影響大，指示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要對其特別關照。這樣，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還被任命為國民黨少校農業教官，可以自由進出崇安縣城。
這年冬季的一天，林植夫在崇安縣城溜跶時竟然意外地遇到了朱爾英。久別相逢，兩位朋友喜不自禁，朱爾英急忙邀請林植夫到家中敘坐。敘談中，林植夫告訴朱爾英：“閩變”失敗，他被迫出走，幾經周折到了延安，后參加新四軍，并在軍部任政治部敵工部部長。皖南事變時，他突圍未果被俘，從此被囚禁在集中營。林植夫說：“別看國民黨給我穿上了少校軍裝，實際上國民黨并不信任我，暗地里還派出特務監視。”朱爾英笑著說：“老朋友，不用怕，我現在是國民黨崇安縣參議長，還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少將高參”。言下之意今后還是有能力關照林植夫的。此后，林植夫便時常到朱家作客。
在朱爾英家，這兩位朋友常常談論抗戰方面的事，每當此時，朱爾英的兒子朱宗漢就會在旁津津有味地聽。林植夫見朱宗漢少年英俊，討人喜歡，就有意識地給他講一些革命道理，特別是講朱宗漢的表兄孫克驥在新四軍中沖鋒陷陣的故事。時間一長，朱宗漢的愛國熱情被點燃，不但參加了革命，還成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書記。
1944年初，林植夫把埋藏在心底深處的一樁事透露給了朱宗漢。在皖南事變突圍被俘前，葉挺軍長對林植夫說，如果你被俘，是能夠保住性命的，而我則可能會死。他用鉛筆在兩個指頭大的紙條上寫下了“此去生死莫卜，如有萬一，妻子兒女希望朋友照顧。葉挺”。葉挺將字條交給林植夫。說到這里，林植夫心情十分難過，他看了看朱宗漢說：“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因為還沒有將葉挺軍長的字條送出，所以我不能死。”說著從棉衣的夾縫里取出葉軍長的囑托給朱宗漢看。
兩人談話后不久，林植夫再見到朱宗漢，高興地對他說：“現在可以放心了，我已經將軍長托辦的事辦成了，我把字條托付給了一位王姓大夫（新四軍被俘人員，曾留學德國）。王大夫醫術高超，集中營的特務頭子張超等人病了，都要請他診治，估計敵人不會殺害他，相信他一定會有機會獲釋的。”
1945年10月，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雙十協定”。根據協定，國民黨當局被迫解散集中營。但對林植夫的釋放，國民黨方面卻提出了3個附加條件，即必須要有家產10萬元以上、在國民黨地方政府中任縣級以上職務、在軍隊中有少將以上軍銜的人擔保。作為林植夫朋友的朱爾英正好具備了這3個條件，于是朱爾英出面，在履行了擔保手續后，林植夫終于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