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方
錢訥仁
看到我的大女兒曉文，我就會想起早已作古的錢訥仁。是她把我的第一個孩子曉文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那是1946年春，錢訥仁邁著“解放腳”，專程從淮陰趕到高郵來給我做產前檢查，她問我：“馬上要生了，你都準備好了嗎？”看我一臉茫然，她趕緊上街買了布和棉花，還有草紙，連夜給即將出生的嬰兒做了棉、單各兩身小衣褲和小包被。剛做好，曉文就出生了。一個月后，她又來看望我們，見母女平安，非常高興。
認識季方、錢訥仁兩口子是在蘇中根據地，當時季方任新四軍蘇中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蘇中行政公署主任。那時他共產黨員的身份是不公開的。他隨和得很，沒一點架子，不像是行伍的，倒像是個文人，所以我和他挺談得來。后得知他1890年生于江蘇海門三陽鎮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又參加討袁護國運動。1924年應鄧演達之邀去廣州，是黃埔軍校創辦人之一。1926年參加北伐，任北伐軍政治部組織科長等。“四·一二”事變后，季方協同鄧演達創建農工民主黨；鄧演達被害后，季方又參加了“福建事變”，任高級參謀；全民族抗戰爆發，他又來到抗日根據地。我笑稱他是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朝元老”。
他的夫人錢訥仁1901年誕生于江蘇省海門縣三陽鎮，和季方是同鄉。她早年不滿包辦婚姻，力圖求學自立。在兄嫂的支持下，勤工儉學，就讀于上海同德醫學院婦孺產科系。1928年畢業后，在滬、浙、蘇行醫，與季方經十年戀愛，終于結為伉儷。“訥仁”是季方為她題的“號”，取意“仁而不言”，參加革命后即以“訥仁”為名。1938年，季方以錢訥仁在上海靜安寺愚園路開設的婦兒產科診所作掩護，做情報和對國民黨雜牌部隊的工作。黃橋決戰后，季方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指導員的名義，在南通、如皋、海門、啟東地區召集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1940年10月成立了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蘇四區抗日游擊指揮部。那時錢訥仁還不懂馬克思主義，也不知道共產黨，只因伉儷情深，懷抱堅定的人道主義，和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正義感，應季方的召喚，帶著才兩歲多的女兒季明到如東掘港蘇四區游擊指揮部，投入抗戰，任軍醫處主任。
1940年12月底，頑軍徐承德乘新四軍蘇北指揮部三縱西調海安華指總部警備之際，襲擊、圍攻掘港指揮部。當時明明（季明）正患肺炎，錢訥仁和負責財務工作的哥哥錢聿修將錢藏在孩子的襁褓中，躲在老百姓家中。敵人搜查時多次揭開被子，錢訥仁都沉著地說小孩得了傷寒，敵兵看到果然病重就沒敢動她，經費因而得以保全。
1942年1月錢訥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火線搶救傷員勇敢，熱心為老鄉治病，群眾關系非常好，工作極端負責且能勞動”，本應半年的候補期縮短，提前3個月轉正。錢訥仁是專業的產科大夫，戰爭年代，新四軍的許多嬰兒還有周邊老百姓的孩子，大都是錢訥仁接生的：現在張逸城、沙希平、吳瀚的孩子，還有黃希珍的雙胞胎，都年逾古稀，他們建了個“錢訥仁的孩子”微信群，感恩接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錢媽媽。
1985年春我最后一次去北京看望季老錢老夫婦，錢訥仁高興地抱著我說：“可惜，季方剛到延安去了，你這次看不到他了”。她又問起曉文，還沒忘記接她出生的事。最近，曉文與那些新四軍的孩子在微信群中時常懷念他們的錢媽媽。明明也常從北京打電話過來，每次都會勾起我的回憶。
戰爭中女同志易患婦女病，都害怕結婚生孩子。錢訥仁感同身受，她就寫文章、開講座、辦班，普及婦幼衛生保健及節育常識。她教孕婦危急時如何自救，鬼子“掃蕩”時，原上海市委書記鐘明的夫人王本英就是躲在磨房中自己接生的。錢訥仁對干部、戰士、老百姓一視同仁，救治了許多難產婦女與重癥患兒。戰爭使錢訥仁成為全科醫生。根據地科班出身的醫生奇缺，夏季患瘧疾的很多，不到夏天就開始流行。錢訥仁經常忙得夜以繼日，有時門診量高達200人次。在軍隊發現天花時，錢訥仁率隊跑到各單位種牛痘，汗流浹背，一天完成200多人的接種。
錢訥仁裹過小腳，雖是一雙“解放腳”，但變形很厲害，大姆趾粗壯，其余的腳趾都被壓在腳掌下，小腿也因為裹腳的原因發育不良，像倆木棒似的，小腿肚子沒有肌肉。無論多忙多累，凡有急癥，無論白天夜里，錢訥仁隨叫隨到，邁動著“解放腳”搶救傷員。錢訥仁積勞成疾，屢犯美尼爾氏癥。1947年10月，錢訥仁調到華東解放軍教導總團，任衛生處醫務主任。她自覺執行黨的政策，對俘虜一視同仁，精心救治護理，使他們深受感動，加快了立場的轉變。1948年華東軍區授予錢訥仁“南丁格爾”的稱號。
1948年在山東魯縣出生的魯魯，也常來看我。每次來她都會談到錢媽媽。她是陳同生和張逸城的孩子，媽媽缺奶，一出生就多病，經常因低鈣抽搐，整晚都不睡覺，非常難帶。明明看她老哭，就給她喂糖水，用藥棉搓成條，沖點糖水蘸著喂她，老哭就老喂，喂得有時抱起來糖水都從嘴里冒出來了！但明明自己是一點也舍不得吃的。為了籌辦新政協，錢訥仁要隨季方去北京。魯魯剛一歲，張逸城怕多病的魯魯無法活下來，便讓錢訥仁帶她進了北京。剛到北京他們住在北京飯店，錢訥仁怕魯魯晚上哭影響別人睡覺，就整夜地拍她——手一停她就會大聲哭。錢訥仁白天還要工作，那份辛苦、勞累，不比戰爭年代帶明明省心。錢訥仁不但照顧魯魯的身體，后來還要督促魯魯的學習。惠裕宇曾笑著對季明說：“他倆（指魯魯的爸爸媽媽）呀，可給你媽媽找了個好事情干！”
新中國成立后，錢訥仁多次被評為特等模范、優秀工作者；由于耳疾不能聽診，1955年后轉到幼教崗位工作，又被評為優秀教養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1965年1月，組織上決定她離職休養。離休后，她無微不至地照顧好季方的生活，使中年時病弱的季方終得健康高壽。她哺育孫輩，支持兒女工作，關懷幫助身邊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她在街道與群眾親如一家，辦紅醫站為大家看病，關心教育青少年，維護社會治安，培養發展積極分子入黨，享有很高的威信，1995年1月去世，終年94歲。
新中國成立初期，季方擔任交通部副部長，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為此，很多人勸過他，但都被他婉言謝絕。周總理得知后，曾當面勸他：“您這么大年紀了，北京的交通這么擁擠，出了事情不好辦，還是坐小汽車吧。”他這才聽從。后來季方擔任了農工民主黨名譽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季方剛直不阿，十年浩劫中，為了表示無言的反抗，他把被迫害致死的老戰友的照片一張一張地翻出來，掛在屋內，寄托自己的哀思和對林彪、“四人幫”的控訴。家人擔心地勸說：“這豈不是要引火燒身嗎？”季方泰然自若地回答：“大不了就是一死，我這么大年紀了，還怕什么？”
季方常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告誡子女。他雖身居高位，但嚴于律己，從不搞特殊。季方對家人的要求，有時竟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1974年，季方的親家從武漢來北京治病，需要用車，季方對女婿說：“你父母看病是不是坐出租汽車去，車費由我來付。”為這件事，女婿埋怨他太古板。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季方的四個子女都在外地工作。1973年，季明回北京探親，正趕上季方和錢訥仁輪流住院。季明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家里的困難和表達自己想留下照顧兩位老人的愿望。周總理很快將此信批給了中央統戰部，統戰部便打電話向季方征求意見。季方當即表示：堅決不同意女兒調回北京。并說，自己有國家照顧，不必再給組織上添麻煩。事后，季方還寫信批評女兒有封建思想，不安心邊疆工作。就這樣，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組織上考慮到季方年事已高，才把這個女兒調回北京。
季方一生追求進步、尋求真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高尚風格，永遠銘記在了人們心里。正如一副悼念季方的挽聯所寫的那樣：明大節于當時獻身國事，立清風在身后遺愛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