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與蔣介石及其代理人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政治談判，是其光彩奪目的篇章。據文獻記載，從1936年12月至1946年10月，周恩來與蔣介石在西安、杭州、廬山、衡山、桂林、重慶、南京等地直接面談50余次，互致電函上百次，同國民黨軍政要員的談判達數百次。這些談判，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個中國命運”之較量，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的生存發展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為團結全民族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也為后來勝利進行的解放戰爭提供了重要準備。
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抗戰時期首次會面談判，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為爭取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反對內戰、聯合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中旬設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1936年1月1日，周恩來邀請瓦窯堡軍官訓練班的學員（東北軍俘虜軍官）參加閱兵式，并在閱兵前講話，號召東北軍和紅軍攜起手來共同抗日。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20位紅軍將領發表《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之后，周恩來又安排李克農、錢之光、戴鏡元等到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談判。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于4月9日深夜同張學良在東北軍駐地膚施（今延安）城內教堂里舉行了談判。雙方約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并就部隊駐防、相互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辦法。之后中共中央陸續派出潘漢年、葉劍英等到西安，做西北軍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的工作，使之成為推動抗日的力量，紅軍可靠的友軍。
在日本侵華戰爭日益擴大的形勢下，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至西安逼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陜北紅軍，張、楊向蔣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民族大義“苦諫”“哭諫”遭斥，被迫于12月12日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史稱“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行動，同時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這次事件。12月15日，周恩來等飛抵西安，首先同張、楊會談，表明中共的態度，并和張學良商定了五項談判條件。此后，周恩來多次同宋子文、宋美齡會談，達成九項協議。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蔣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條件。至此，西安事變在周恩來全力斡旋下得以和平解決，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按中共的原則實現紅軍改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如何實現紅軍改編，成為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首要議題。
紅軍改編的談判經歷了一個反復較量的過程。蔣介石早時曾派陳立夫在上海與中共代表潘漢年會談，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中共政權的稱號必須取消，實行統一；中共軍隊至多編3000至5000人，師以上干部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錄用。此意見被中共中央斷然拒絕。1937年2月16日，蔣介石秘密致電在西安的顧祝同，確定與中共代表談判的原則是：“中共準編4團制師之2師”，“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中央派充”。而中共中央則提出，紅軍擬編12個師，4個軍，并保證中共對紅軍的領導。軍餉按中央軍待遇。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來同蔣介石在廬山舉行多次會談，蔣雖同意紅軍主力編為3個師，45000人，但提出改編后師設政訓處，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周恩來明確表示不同意蔣介石有關紅軍指揮機關與邊區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見。通過反復談判，蔣介石、何應欽最終同意紅軍主力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改編。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把南方紅軍游擊區也作為談判的主要內容之一。國民黨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針，千方百計要消滅南方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吃緊。8月中下旬，周恩來在南京再次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有關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迫于形勢，蔣介石、何應欽同意共產黨派人到南方游擊區傳達國共合作精神和協助改編。后又圍繞人員編制、指揮員的配備、駐地、作戰任務、軍餉等方面，周恩來同蔣介石及其他軍政要員進行多次艱苦談判，最終促使蔣介石同意按中共中央意見組建。從1938年2月起，由贛、閩、粵、湘、鄂、豫、浙、皖8省15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陸續集中，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協調組織國共軍隊對日作戰
1937年8月9日，周恩來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會議上，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全國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精神，提出在當前戰爭中，必須培養出獨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應以陣地戰轉為平原和山地的擴大運動戰。南京要有發動全國抗戰的決心和部署。中共在抗戰中參加領導，并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優點。這些意見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面抗戰的戰略方針產生了積極影響。
9月至11月下旬，周恩來赴山西、河北，組織協調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籌劃晉綏軍、八路軍聯合對日作戰方略。還親赴晉冀交界的抗日前線忻口、娘子關等戰略要地，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商討，改變單純消極防御的戰法，采取積極“反突擊”，在迂回包圍中主動打擊日寇。周恩來還與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以及林彪、徐向前、聶榮臻等高級將領，多次商討制定爭取山西為華北抗日根據地中心的戰略方針和實施計劃。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軍事建議書，并同意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充分利用這一公開合法身份，通過郭沫若任廳長的第三廳這個抗日宣傳陣地，組織領導大后方的廣大愛國人士，宣傳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推動國統區的抗日救亡斗爭。3月中旬，周恩來參加了蔣介石召開的高級將領會議，討論華北戰局，并同蔣介石、何應欽談判，蔣、何答應向八路軍提供武器和技術人才。7月底8月初，周恩來、林伯渠、王明先后會見蔣介石、何應欽，就擴大八路軍編制及國共兩黨團結、保衛武漢等問題交換意見。周恩來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的武漢軍官訓練團講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并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保衛武漢及其發展前途》的文章，鼓舞廣大軍民積極抗戰。10月12日，鑒于日軍進攻廣東、華南戰爭開始，周恩來起草致國民黨軍事當局意見書，提出《對日寇進攻華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議》，受到國民黨軍事當局的高度重視。
10月22日，周恩來陪朱德會見蔣介石，詳細報告八路軍一年多來的戰績，抗日根據地建立的情況及取勝原因，商談八路軍擴充編制，增加經費、派部隊到華中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及國共合作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等問題。蔣介石贊成八路軍在敵后補充發展。11月25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周恩來就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同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并任訓練班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任副教育長。1939年春，周恩來親赴皖南、浙東、金華等地區巡視，組織指導華中敵后游擊戰爭。與新四軍領導人共同商定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指導推動了華中敵后抗戰迅猛發展和蘇浙皖豫鄂地區的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回擊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高潮
抗戰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通過與蔣介石及其代理人的許多次談判，無情揭露抨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本質，打擊其囂張氣焰，堅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確原則和立場，機智靈活處理了一些嚴重敏感事件，堅決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根據蔣介石反共政治報告，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秘密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1月25日周恩來致電蔣介石，歷數國民黨在各地對共產黨迫害的事實，要求蔣介石對國共兩黨關系的合作前途確定一個基本認識，并派員前往各地視察，解決具體糾紛。6月11日，國民黨軍襲擊冀中八路軍后方機關，屠殺指戰員400余人。周恩來與葉劍英隨即會見蔣介石提出抗議，周恩來后又致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要求其嚴令部屬勿再故生是非，破壞團結抗戰。6月12日，周恩來得知國民黨軍楊森部包圍湖南平江嘉義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新四軍上校涂正坤等10人的平江慘案，迅即致電陳誠并蔣介石，強烈要求嚴懲肇事者。
皖南事變發生后，為揭露國民黨圍殲新四軍的真相，周恩來在向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等分別提出嚴正抗議的同時，于1月17日在《新華日報》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下旬，蔣介石通過張沖找周恩來、葉劍英，希望恢復兩黨談判。周恩來答復：不實行中共中央解決皖南事變、挽救時局危機的十二條辦法，無談判可能。2月19日，周恩來又一次嚴拒蔣介石約談，指出現在政治壓迫嚴重，見蔣沒有結果。
反專制獨裁倡民主共和
反抗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一黨專制、獨裁統治，爭取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政權的獨立公開、發展壯大，始終是周恩來與蔣介石會談斗爭的主題之一。
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出于其反動本質，向來視共產黨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西安事變后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時，才不得已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1938年10月14日、12月6日，蔣介石同周恩來會談，拒絕了中共處理國共兩黨關系的跨黨辦法，堅持取消共產黨。蔣說，我的責任就是將兩黨合成一個組織，此目的達不到，抗戰勝利也沒有什么意義。我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面對蔣介石的頑固態度，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
此后，周恩來又在重慶會見蔣介石表示，中共誠心抗日，擁蔣反汪（精衛），而國民黨卻在抗戰中反共、溶共，這只能幫助敵人。并指出：“說中共要暴動，推翻國民黨，全是造謠。中共的發展主要是在敵占區與敵、汪爭群眾”。8月中旬，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的以宣揚法西斯主義，實行獨裁統治為主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起草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義》報告提綱，揭示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歷史根源、政治綱領和策略及其組織與活動，指出蔣介石國民黨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以極端的唯心哲學為思想基礎，是官僚資本和特務制度的結合，其綱領是反抗戰、反共、反民主。
1944年夏季，日軍繼河南戰役后，又大舉進攻湖南，長沙、衡陽先后失陷。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幾十萬軍隊數月來連連喪師失地，人民遭受空前災難。而敵后戰場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向日軍展開局部反攻，收復大片國土，使大塊游擊區連成一片。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開始重視協調國共關系，希望國共團結，以利抗戰。1945年2月13日，周恩來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會見蔣介石。蔣宣稱不接受中共關于組建聯合政府的主張，稱組織聯合政府無異于推翻政府。周恩來逐條予以批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毛澤東應蔣介石多次之邀，率周恩來、王若飛等9人，于8月28日抵達重慶。在以后兩個多月里，周恩來在重慶諸項活動包括會見蔣介石等，多是圍繞協調保障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會談順利進行。早在抗戰中期，蔣介石就意欲與毛澤東會晤。1938年12月蔣介石曾向周恩來表示，愿與毛澤東當面會談兩黨關系。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約見周時，提出擬在西安約見毛澤東。8月19日，毛澤東復周恩來電稱，“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周致電毛澤東：與蔣會晤時間“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9月5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毛見蔣時機不成熟，蔣“包藏禍心”，局勢也“非對我有利”。毛澤東采納此建議。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1日，毛澤東與蔣介石在40多天里進行8次直接商談，以周恩來、王若飛等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群、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國民黨談判代表從9月3日至10月5日進行12次談判，形成了會談紀要。10月10日，國共兩黨代表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上簽字。隨后，蔣介石與毛澤東雙方握手，見證簽字。
先秦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叛，故君子有必戰，戰必勝也”。周恩來在那崢嶸歲月特殊戰場上所表現出的革命膽略、政治智慧、堅定信念、斗爭藝術和卓越貢獻，早已鐫刻在人們心目和歷史的豐碑上，一直鼓舞并永遠激勵著中華兒女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開拓奮進。
參考書目：
《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
《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葉劍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