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役、渡江戰役70周年過去了，回想當年國共大決戰，華中銀行華中幣也發揮了大作用。
華中幣對兩大戰役的直接支持
我是1941年由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軍軍部財經部暨華中銀行金庫工作的，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華中銀行華中幣一直是支持新四軍、三野的重要財經工具。那時每當到我們金庫來提錢的部隊激增，我就預感有大戰了。為準備淮海大戰，“1948年9月華中財委轉為支前司令部，陳丕顯負責，賀希明（新中國建立后任廣西自治區主席）為司令、曹荻秋為政委，陳國棟（新中國建立后任糧食部長、上海市委書記）、忻元錫（新中國建立后任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為副司令。華中銀行總行隨軍前移，金庫設在（宿遷）王集東、西村70間空房里，”戰前三野、二野大量部隊集結，銀行一測算，已備的250億華中幣已不夠支持前線軍事需要，而北方部隊與民工所帶的魯豫北海幣、中州幣還未得到蘇北老百姓的認可，原擬1948年冬增印的690億華中幣也不夠。即便如此，軍需調度、后勤保障也未轉成“強征經濟”或“白條經濟”，還是堅持用貨幣征糧、征車役，堅持讓老百姓見到他們信任的華中幣。“華中財委緊急決定凈增發947億元以繼續做好支前工作、確保大軍供應。”新問題又來了，印鈔又來不及，不得不在1948年11月急派陳國棟赴山東求助北海銀行幫助代印了3021億華中幣。
淮海戰役后準備渡江戰役，“動員隨軍支前民工12.3萬人、運輸民工193萬人，需征糧2.27億斤、草2.26億斤、渡江船8302只、運輸船12675只。”收購、征用、租借量這么大，對貨幣的需求壓力可想而知。好在有4個月的準備期。那時陳國棟、忻元錫作為支前司令忙于一線，我愛人鄧克生留守總行（也是華中銀行最后一任行長）負責資金籌集調度，那時總行設在泰州的三野前指附近。克生在1949年2月1日就渡江戰役準備，專門向華中前委匯報了增發2000億貨幣的籌款計劃。為避免貨幣印發超越市場流通承受力，克生還建議同時在已解放的地區發行公債募集資金（回收貨幣）。
回首那段國共大博殺，相伴的貨幣大戰同樣激烈。
華中銀行的前身是江淮銀行，華中幣的前身是江淮幣（也叫抗幣），1941年4月由新四軍軍部創立。從日本留學后歸國抗戰的朱毅，被陳毅特聘為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長兼銀行董事長。印鈔機是由陳國棟秘密濳入上海購買的，負責印鈔技術的陶濤是從上海來的大學生，新中國建立后當了化工部副部長。銀行最先擬名兩淮銀行，劉少奇說氣魄不夠大，還是叫江淮銀行為好，今后我們還要跨過淮河、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華中幣勝出緣于老百姓信任華中銀行
華中銀行華中幣是在蘇北蘇中地區成長起來的。蘇北老百姓受夠了日偽頑匪的貨幣洗劫之苦。日本人和汪偽政權除了強推“華興幣”“中儲券”搜刮民財以外，還有意發行仿印假造的法幣掠奪物資、攪亂中國市場，加上地方頑匪自印的各種代幣券，弄得老百姓不敢持幣，銀元成了稀缺的硬通貨。
華中銀行發行貨幣后要建立起流通信用，頗有一番周折。首先是維護信用。光靠印鈔機印票是無法流通的，靠軍力強推也不行。華中銀行一開辦，就以新四軍軍部所持的金條銀圓為開辦資本金，軍部金庫也是華中銀行總行的金庫。金銀及外匯儲備不足時，以掌握的糧油鹽布等物資儲備作為鈔票發行的依據，明確規定以上儲備不得低于80%，僅允許20%的信用發行。還注意“貨幣發行的計劃性、分散性，選擇適當時機和適當地區，避免集中、突擊發行”沖擊物價。其次是注意黨政軍駐地的物價變動，防止物價上漲影響百姓利益。一旦發現駐地管區物價高漲，隨即由“華中銀行撥出大批糧食低于市價售出，直至壓低物價。”轉移駐地時更加注意貨幣投放適度，大采購總由銀行與部隊及機關協調，嚴防貨幣過多沖擊市場。撤離時則做好華中幣的回收，不讓戰局動蕩、敵我拉鋸狀態下的百姓因持有華中幣而不安、吃虧。部隊北撤山東時最明顯，華中銀行把所存物資全部拋出，回收了流通中的大量貨幣。首次撤離淮陰時，城區居民已基本無華中幣存留。銀行信貸工作，也是于民有利。1945年9月首次解放淮陰，發了10萬元抗幣無息貸款給貧困攤販做生意，幫扶了城鎮商業。農貸對農民支持更大，抗幣發行額第一年的50%用于農貸，春季放貸幫農民購買種子、農具、耕牛等，秋收后可用糧還貸、抵稅。1946年春一次發的農貸8000余萬元，約值法幣40億，超過了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的全省農貸數字。1948年12月再度解放淮陰，又發了500萬元小本貸款給失業居民做創業資本。華中銀行種種舉措有利于民眾恢復經濟，很得民心。
在國共反復拉鋸戰中，老百姓漸漸把信任票投給了華中幣。華中幣最初只能和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建立“統一戰線”，與法幣掛鉤流通，以1：1的兌換值確定身價。在根據地內部，也是允許法幣與抗幣共同流通的，嚴禁流通、查堵沒收的僅是日偽幣。那時我在金庫工作，睡覺以金條為枕，錢垛為床腳。轉移駐地行軍時胸前后背背負的也是金條或鈔票。點鈔工作首先就是把五花八門的各類鈔票分檢，便于到國統區或日占區去的同志攜帶不同鈔票。沒收回來的敵偽幣還要設法弄到敵占區去換回有用物資，當時這叫“把敵幣推出去”。華中幣靠自身的儲備實力、經營有方、自由兌換，贏得根據地百姓認可、信任后，逐步占據本位幣、主幣地位，國民黨的法幣反而成了輔幣。
以法幣為對手開展了國共貨幣之戰
華中銀行華中幣不光在根據地和拉鋸地帶贏得民心、成長起來，還在與敵占區的市場流通中為我軍采購了大量軍需物資。與其他根據地的銀行有個最大區別，就是華中銀行不僅要承擔區域內的貨幣職能，抵制域外敵幣，還要承擔根據地與敵占區、國統區之間大量商品買賣、物資貿易的貨幣結算功能。華中根據地的區域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地處長江中下游我國經濟最活躍最繁榮的地區，戰爭割據、政治對立阻擋不了民間商業來往；另一方面，新四軍解決自身的財源特別是戰時緊缺物品的軍需也離不開商貿。僅“一師1942—1945年間從上海購進的軍需物資總量近2400噸、貨值5億銀元，巨額軍費款項大多靠商貿解決。新四軍財源90%來源于流通性收入”。商貿規模大、外匯需要量大，華中幣與域外幣的比價如何確立？不同貨幣之間如何結算？成了大問題，考驗著華中銀行的經營水平。華中幣緊盯法幣，比值兌價由開始的1兌1、1兌5、1兌10，逐步向1兌20、30、50升進。華中幣不斷堅挺、升值，法幣則不斷貶值。
抗戰結束后，法幣發行過量、通貨膨脹出現加劇之勢。經華中財委研究，鄧克生與陳國棟、陳穆、徐雪寒（新中國建立后任經貿部副部長）等行長商議后，于1945年10月宣布華中幣放棄固定匯率，采取浮動匯率，改由市場自然比價定價。國共和談破裂后，華中幣把法幣視作敵幣、對手幣，以上海為金融主戰場的“貨幣戰”逐漸進入白熾化。記憶猶新的有三點：一是華中銀行在沿江商業活躍的黃橋、靖江開辦起“外匯交易所”，主要是做好華中幣的吞吐調劑，滿足商人頻繁交易需要。1946年上半年，黃橋所一天成交900萬法幣，合20多萬華中幣。二是鄧克生與陳國棟、徐雪寒商議建立了由高郵經揚州、鎮江到上海，由淮陰到南京、上海的兩條地下通匯線，解決大宗外匯的供求與結轉需要，也保障了中共駐南京、上海代表團的活動經費。三是工作量最大的“標、折、比”業務。華中幣的匯率如何掛牌標價，對根據地軍民經濟影響甚大。現健在的黃如之（原江蘇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回憶說，那時每天用收音機收聽滬錫等地市場行情，收記后上報分析。忻元錫回憶說，鄧克生運用所學理論原理配合朱毅、陳國棟等，重點緊盯上海等敵占區的物價變動、法幣美元黃金比值變化，做好兩種市場物價與兩種貨幣的折算比率，確定華中幣對法幣的標牌價，浮動地向市場公布，作為指導市場交易、商人換匯及征糧征稅的依據標準。“標、折、比”掌握好了，確保了區內經濟有序不紊、軍需保障不亂。在共產黨所有根據地銀行的金融活動中，華中銀行這三點是獨具特色的。這也是針對上海金融市場、以匯率波動為手段的貨幣之戰，既反映出當年共產黨所辦銀行同樣能適應商品貨幣經濟活動的規律，更顯示出華中銀行的商戰能力。貨幣大戰幾年下來，一江兩岸兩重天，我黨這邊，幣值穩、民心安、軍事政治經濟越戰越強，華中幣成了支持我軍軍事的重要保障。粟裕說：“蘇中地富人稠，人口占華中總人口的2/5，糧食亦占2/5。沿江商業繁盛，稅收占華中的一半。這些都是支援戰爭的巨大力量。反觀江對岸，法幣垮了，后來幣制改革的金圓券也不過10個月就夭折了。
貨幣戰失利加速了國民黨政權垮臺
越是戰亂、越是幣值動蕩不穩，黃金的價值越珍貴。幾乎與華中銀行加緊印鈔以備淮海大戰的同時，1948年8月蔣介石也推出了“金圓劵”幣值改革，想放棄搖搖欲墜的法幣。在鼓吹“金圓券”每元含金量達0.22217克黃金的同時，還殺氣騰騰地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應于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凡違反者一律沒收并予懲處。”蔣經國還約請上海工商巨頭李銘（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劉鴻生（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等人談話，軟中帶硬，逼迫他們交出金銀美元。也拿孫科系的王春哲（林王公司總經理）、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等人開刀，殺雞儆猴。后來，刀子涉向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鴻興證券）、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米業公會理事長）、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揚子公司）時，砍不下去了。蔣經國的“打虎”，最后不了了之。“金圓券幣改革”數月，國民黨政府究竟搜刮了多少黃金、后來帶到臺灣多少黃金，現已成了學術探討的課題。從淮海戰役到渡江戰役，兩種貨幣在民心軍心中的輕重傾斜也可看出，勝負已不止在軍事戰場。當我軍打下淮陰城時，國民黨政府機關里堆著成捆成堆的法幣新鈔，他們自己都不相信政府的幣值，軍官發薪津只認金條、美元，拒領法幣。戰后遣散俘虜發放路費，回鄉國民黨士兵除了銀元，竟然也是寧要華中幣而不要法幣。
（文中引文均出自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華中銀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