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母親的感覺是模糊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孩童時的一個場景——我啃著饅頭去上學，走到省軍區大院門口，看到一個蓬頭垢面，手上腳上裂著許多口子，身上裹著一個破麻袋的男人，在墻角啃一塊紅色的磚頭。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是怎么一回事，那人沖到我面前，變魔術一般，我的手上麻了一下，饅頭掉在地上。那人撿起我掉在地上吃了一半的饅頭，一口吞了進去。我看見他的喉嚨那里有一個大包，他的眼睛直往上翻，他用布滿血絲的手使勁從上向下擼脖子，終于他的眼睛又翻了回來，我嚇得哭出聲來。
那年我6歲，上小學一年級。
晚上見到父母后，我把這事告訴了媽媽，說那個站崗的解放軍叔叔，看著那個人把我手中的饅頭拍到地上也不管，站在那兒動也不動，像個木頭人。媽媽爸爸交換著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眼神，媽媽那雙美麗善良的大眼睛有點濕潤，她立即轉過身去。爸爸生氣地說：“你少吃一個饅頭不會死，那個人不吃說不定就死了。”我不知道爸爸為什么會發這么大的脾氣？我說錯什么還是做錯什么了嗎？我很委屈，眼淚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來。媽媽把我拉到客廳說：“現在鬧自然災害，很多人都吃不飽飯，部隊還好，那半個饅頭如果能救活一個人你是不是做了件好事?那位解放軍叔叔沒有錯。”這是母親第一次這么認真和我談話。
我記事的時候母親已經從部隊轉業了，在一個公社任黨委書記。那時城市也按公社劃分，其實就是現在的某某區。我每天清晨醒來，媽媽已經上班去了，有時很晚媽媽才回來。她的臉上永遠都掛著燦爛的笑容，那時候的人精神面貌幾乎都如此。媽媽總是穿著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來去匆匆。母親很少有時間坐下來和我們姐妹說些什么，她似乎永遠有忙不完的工作和家務。每個月發工資，媽媽第一件事就是買上一斤糖，兩條肥皂，兩條煙，再放上15元錢，托人捎給外婆外公。
有一次，我小學的班主任對我說：“聽說你母親是新四軍的，我想請她來學校為我們做一次打日本鬼子的報告。”我對媽媽說了此事，媽媽嚴肅地說：“那么多戰友犧牲了，他們才有資格做報告，我們活著的人除了努力工作，沒有它想。”
我們兄弟姐妹9個人，父母還要撫養我一個沒有工作的姨娘，按照那時的級別劃分，父親也算個高級干部了，可生活過得緊巴巴的。母親心靈手巧，會把一些舊衣服翻新，把大衣服改小，改得很漂亮，給我們姐妹穿，她總是想盡辦法把我們姐妹打扮得很得體。以至于一直到如今的初中同學會，還有許多同學說，肖家公主個個是美女，竟然把這話發到了微信群里。
母親從來也沒和我說過她戰爭年代的事，她也從沒有和我說過什么革命大道理。高中的時候，我入團了（那時候在高中能入團的人很少），我很得意地告訴媽媽：“我15歲就入團了。”沒想到媽媽說了句：”不要驕傲，媽媽15歲就入黨了。”我的臉一下子紅到脖子根，如果不是我入團這事，也許我一輩子也不知道媽媽15歲就入黨了。
我對母親知道的甚少，有一次我對她耳垂上的耳洞發生了興趣，我說：“你們這些革命者還戴耳環啊?媽媽說：“參加革命的時候，走得勿忙，什么也沒帶，從小外婆給的金耳環，早就當黨費交了。”
母親在我眼里一直就是一個善良美麗的媽媽，盡管家里隨處可見她穿軍裝的照片，但我從不知她在軍中的職務，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個部隊的。直到陳毅去世那年，我見父母哭得兩眼通紅，方才如夢初醒，知道他們曾經是新四軍。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母當著我這個孩子的面痛哭，著實讓我嚇了一跳。我小心翼翼地問母親：“你們怎么會對陳老總有這么深的感情?”
媽媽說：“你爸爸外語好，參加革命前是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筆桿子硬。解放后，陳老總想調他去外交部，他舍不得這身軍裝，就推薦了另外兩位同志去。現在都是駐外的大使，就是你經常在報紙上看到的那兩位。”
如果不是這次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和陳老總還有這么一段淵源。
我參軍的時候，媽媽對我說：“少說多做，別人的好處要背后說，缺點要當面說。”我說：“為什么?”媽媽說：“缺點背后說人家沒法改啊，好話當面說不是恭維人嗎?君子不做這樣的事。”
媽媽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段時間世風竟是當面說好話，背后下絆子，不知作何感想?
我并不知道母親年輕時的那些往事，平時看到的總是她忙碌的身影，我覺得她們那一代人早就把生命交給信仰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南京軍區藥訓班學習，地點在浙江臨安。一天，突然有領導找到我說：“剛才接到電話要你去無錫，車票已給你買好，現在就走。”領導一臉世界末日的表情，我預感不測，眼睛濕了。領導忙說：“別急別急，電話并沒有說你母親有事，只說在搶救。”藥訓班的領導和學員簇擁我上了長途汽車。我帶著一絲僥幸心理，到了無錫101醫院門診部。被告知：母親車禍，當場死亡。聽此言，我立即昏死過去，醫生護士手忙腳亂把我搶救過來。
后來的追悼會是我有生以來出席的最為隆重的追悼會，有100多家單位發來了唁電，李德生和夫人也發了唁電。市委大禮堂擠滿了人，很多人只能站在禮堂外的空地上，最后連禮堂外的空地也站滿了人，人們只能站在市委大門外的街道上……追悼會上驚天地動鬼神的哭聲至今還常常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最令我們姐妹感動的是，她的部下連夜給母親趕制了一件呢子大衣，哭著說：“你母親太樸素了，連一件像樣的呢子大衣都沒有……”
母親的戰友和同事哭得比我們孩子還傷心，堅持不讓我們孩子守靈，她的戰友和同事集體為我母親守靈7天。母親的一位單位同事在我耳邊說，我以后或許再也碰不到這么好的領導了。
追悼會后，不斷有工人農民到我家來還錢，說是母親借給她們的，數量不多，也就幾元，幾十元的。父親知道，那是母親在基層搞調查研究時幫助有困難的群眾，并不是借給她們。就說，她不是借給你們，是幫助你們的，別還了。
正是追悼會那一天確立了我的三觀，也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母親在那些普通群眾心中的份量。
受《鐵軍》雜志編輯之約，要我寫一篇有關母親在新四軍的文章。我真是萬分為難，因為母親幾乎從未和我講過她在新四軍的故事，只好請教我的幾位姐姐。幾位姐姐都說：“平時，媽媽從不和我們說她的革命經歷。”只有仍在軍中的三姐說：“我可以提供一個細節：有一次我的一個戰友結婚，她母親給她一個金戒指。我回家問媽媽：我那個戰友的母親和你背景差不多，她有好幾個金戒指，每個孩子都有，大小不一，你打仗的時候就沒有看到?”
媽媽說：“打鬼子炮樓時，何止金戒指?金項鏈，金手鐲多的是。”三姐問“: 你就沒拿點?”媽媽說“: 誰拿那個，明天活不活還不知道呢，都搶武器。”三姐還說“: 我以為媽媽要說什么革命大道理，或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想到她說的是這個，可見那時的新四軍戰士隨時準備犧牲。”
有這么一支軍隊，有這么一群人，中國革命怎么會不成功?!
母親仙逝已經38年了，她的墓地已經演變成一個風景旅游區。有一次掃墓我竟然找不到準確的地點，找到墓區管理辦公室，那位同志很熱情地說“: 是烈士墓吧?”我說“: 是。”陪我去的妹妹說“: 不是。”那位同志說“: 是革命良母李林之墓吧？”我說“: 是的。”那位同志轉過身對我妹妹說“: 你怎么說不是呢?我們這兒就一個烈士墓。”在我妹妹心中只有犧牲在戰場上才叫烈士。那位同志又說“: 在我們心中，打過日本鬼子的都是英雄，都是好樣的，死后都是烈士。”
很多年過去了，每當我看到有關新四軍的電視劇，看到熒屏上那些美麗清純的新四軍的女兵，我就會熱淚滂沱。女兒總是很驚詫地問:你為什么會哭?我會在心里說:因為我見到了你的外婆……
（肖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多次獲獎，報告文學《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獲改革開放30年征文金獎，入選普通高中課程標。長篇報告文學《天降大任——吳棟材與五個村莊的命運》獲江蘇省第四屆紫金山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