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湖北解放。此時的湖北，社會破敗，萬事待興。1949年5月至1954年5月，李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之命，擔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湖北黨、政、軍全面工作。李先念從實際出發，正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同廣大干部群眾一起，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創造性地為湖北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把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銘心上
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軍區在孝感花園正式成立。李先念、聶洪鈞、王任重聯名發表的就職公告中表示：“先念等當本為人民服務之忠誠，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及中原臨時人民政府領導下，愿與我全省人民同心協力，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約法八章……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與發展生產，逐漸達到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1］這充分表達了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為湖北人民謀利益的思想觀點。
為人民謀利益，是共產黨的綱領宗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所論述的核心問題，就是無產階級政黨要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制，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直至實現共產主義。其核心問題就是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李先念1909年6月出生，1926年10月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11月率領家鄉農民參加黃（安）麻（城）暴動，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利益，是李先念參加革命的思想理念與追求。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主席找他談話，轉達中共中央決定：湖北解放后，派他回湖北工作。他表示由衷的樂意。李先念是湖北人，是在這塊土地上參加革命的，他的革命理想信念，也深深地烙印在荊楚大地上。李先念從18歲率領家鄉農民參加黃麻暴動開始，就站到了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的偉大事業的最前線，投身并領導開展轟轟烈烈和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馬克思指出，共產黨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全人類最終獲得解放。李先念同志從參加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刻起，始終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人民謀利益，就是參加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充分體現了李先念同志的黨性與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
按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抓黨建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全面執政的黨。要完成好執政使命，實現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是每一個黨員和每一個黨組織必須明確的首要問題。李先念剛到湖北主政，在湖北省財經會議上強調指出；“只有大家都明白，人民觀點、人民立場，是一種正確的建設黨的思想，是我們黨的一種優良作風，并且去身體力行，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同時，也會帶領與影響那些舊職員、新學生等，讓他們也順著這個正確方向努力前進，更好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2］李先念主持湖北全面工作，按照黨的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確保湖北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告別戰亂，治理創傷，建設家園，迅速安居樂業，過上當家作主的日子。
加強黨的建設，對于每一個黨員和黨的干部而言，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聽從黨的指揮。在這方面，李先念就是一個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聽從黨的指揮的領導干部典范。在全國解放的歷史大變動時期，黨中央決定派李先念回湖北工作，他堅決服從黨中央的安排。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李先念、劉建勛、王宏坤、劉子厚、王樹聲、聶洪均、王任重7人組成，李先念同志為書記。此時，李先念還在北平協和醫院治病。5月25日晚，李先念從北平乘火車到天津，26日凌晨4時又從天津出發，27日凌晨抵濟南，與鄭位三同志商議湖北省機構如何建立、人員如何配備以及工作如何開展等事宜，28日離開濟南，30日抵達開封，拜會中共中央中原局領導人，31日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中原局會議，討論湖北的工作。李先念同志為了做好湖北的工作，晝夜奔波，一路忙碌，于6月9日抵達湖北省委辦公地——武昌紅樓。1952年，湖北春荒嚴重，這是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根本問題，黨和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及時處理。但是在工作中存在著分散主義。4月3日，李先念專門給省委諸同志寫信，特別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信中指出：“內部存在分散主義，意見統一不起來。與他有利者都要黨委保障，否則私發命令、決議、指示、報表等，將黨委會丟在一邊，而自行其事。這些現象如不克服，數年黨所做出的成就，一下子可能脫離群眾光光的。”［3］充分體現出李先念堅定的黨性原則和強烈的人民觀念。
加強黨的建設，對于每一個黨的組織而言，就是要堅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7月18日，以李先念為書記的中共湖北省委專門發出《關于貫徹華中局工作方針的指示》的文件，強調貫徹華中局的工作指示精神，落實具體工作。［4］8月27日，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指出：“湖北黨組織應在華中局和省委領導下，更好地團結起來，勝利地完成當前的艱巨任務。”［5］同年11月，湖北省農村工作會議召開，李先念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指出：“新形勢下要完整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6］并結合實際工作，深刻闡述了如何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道理，明確指出：“基本經驗只有一條：堅決執行中央的路線，全黨團結，兢兢業業，深入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充分走群眾路線。”［7］他在講話中講到地主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廣泛開展城鄉交流問題、農民內部怎樣對待中農問題，以及關于生產問題的幾個基本政策問題時，強調指出：“完整地貫徹黨的政策，是使方針變為物質力量的保證。”［8］
用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正干部
湖北雖然解放了，但百業待興，面臨著穩定社會秩序，建立和健全人民政權機構，恢復和發展生產，逐步推進社會改革的繁重任務。李先念清醒地看到，湖北目前干部奇缺，而且這些干部為民辦事的素質亟待提高。為此他從三個方面著手解決：
壯大干部隊伍。解放初期，湖北全省縣區以上的干部只有8000余人，迫切需要大批干部。1949年8月1日，湖北人民革命大學正式開學，李先念親自擔任校長。學校到1953年3月25日停辦，共培訓干部15416人，為解決湖北基層干部嚴重缺乏的困難，加強湖北社會改革和建設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提高干部素質。干部素質決定事業的成敗。黨的宗旨意識、人民觀念越強的干部，為人民干的事就越多，人民獲得的利益就越大。李先念1949年8月23日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學第一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指出：“大家要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努力學好專業知識，以后運用到人民群眾中去。”［9］李先念同志要求干部和革命者要學會做人，要做一個作風正派的人，“老老實實地干”的人，“為人民所需要的人”。為了使黨的干部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干部，李先念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學第二期直屬大隊畢業典禮上深情地教導干部：“同志們！如果你們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代的子孫就會說1950年的祖宗真是好，開會時要默念三分鐘致敬，這樣的人才是萬古千秋，永垂不朽。”［10］
以李先念同志為書記的湖北省委在組織學習培訓的基礎上，還通過整黨、整風、審干、“三反”運動等形式，不斷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優良傳統教育，廣大黨員干部樹立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作風和良好風尚，為推進各項社會改革和建設提供了組織保證、思想保證和人才保證。
以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主政事
李先念主政湖北，為造福人民，主持開展了一系列建設新湖北的開創性工作。
為了人民當家作主，全力進行人民政權的建設和鞏固。所謂人民政權，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中國幾千年來，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政權都是掌握在地主資產階級手里，成為剝削和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李先念到湖北主政，高度重視人民政權的建設和鞏固工作，在接管國民黨湖北省政權機關后，立即開始組建自己的政權系統，迅速構建領導全省的政治框架。1950年10月5日至20日召開的湖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 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1951年11月23日至12月1日，湖北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選舉產生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全省劃分荊州、沔陽、襄陽、大冶、孝感、黃岡、宜昌、恩施8個專區（鄖陽專區暫歸陜西省管轄）和沙市、宜昌兩個直轄市（1950年9月增設黃石市），以及71個縣，分別建立了專員公署和市、縣人民政府。在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下，專署、市、縣的同級黨委也相應組成。在農村，老解放區早已建立了村政權；新解放區暫時利用原保甲組織推動工作，農民協會成立后，即廢除保甲制度，由農民協會代行政權。在城鎮設立了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由此，全省從省、市、縣、鄉、村各級均建立了人民政權。
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堅決開展剿匪反霸工作。全國解放初期，國民黨殘部和潛伏的大批武裝特務，勾結土匪、民團、土豪劣紳，組織成建制的反動武裝，進行暴亂、爆炸、暗殺等活動，制造社會混亂，破壞社會秩序，嚴重威脅著新生的人民政權、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生命財產安全。1949年7月29日至8月5日，李先念主持召開中共湖北軍區第一次代表會議，對全省剿匪反霸作出部署，在全省境內進行聲勢浩大的剿匪行動，以堅定的政治攻勢、強大的軍事打擊、廣泛的群眾斗爭相結合，使國民黨反動殘余勢力和農村封建勢力迅速土崩瓦解。到1952年底，湖北全省共消滅土匪6.4萬余人，捕獲匪首272人，國民黨特務2051人，平息暴亂153起，維護了社會秩序，保證了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安全。
讓“耕者有其田”，大力開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這是真正落實億萬農民根本利益的大法，為全國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醞釀之初，湖北省為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就進行了減租減息和退押工作。1949年11月中旬，省委召開地委書記聯席會議，李先念在會上強調：在經濟上削弱以至消滅封建剝削，當前應采取減租減息的辦法，使廣大貧下中農得到實際利益。隨后，李先念批準發出《關于本省減租減息的通令》，并制定了《湖北省減租減息實施細則》。1950年1月6日，《實施細則》頒布實施，湖北省農村的減租減息運動由點到面逐步順利展開，為全面實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李先念同志指出：“當前進行的偉大的農村改革，將消滅封建階級，使農村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問題，是農村改革中壓倒一切的中心問題。”“由于地區之新，有那樣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做，特別農村改革又是一件偉大而又復雜的事業，這就要求我們全體同志兢兢業業去做。否則，國家工業化、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是談不上的。”［11］從1950年冬季開始到1952年底，湖北全省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偉大、最徹底、最大規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廣泛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從而使農業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為了解決湖北“天大的事”，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湖北，地處長江中游，境內江河縱橫，湖泊密布，水資源十分豐富。同時，千百年來，湖北的水、旱之災，嚴重威脅著湖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李先念說：“這是大問題，也是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最苦惱的問題，更是關系到千百萬人民生死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嚴肅地去正視它。”［12］李先念把水利建設作為政府執政安民的重要之舉，不僅強調水利問題是農業的基本問題，還帶頭狠抓水利建設工作。1952年，李先念同志擔任荊江分洪委員會主任委員和總政委，領導修建荊江分洪工程。1952年4月初，他集結30萬勞動大軍修建荊江分洪工程，僅耗時75天就完成了一期主體工程；1952年11月至1953年4月，又組織18萬人完成了荊江分洪第二期工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建成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在1954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1952年，湖北又遭遇嚴重的旱災，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受到重創，見此情景，李先念同志掛帥領導修建了麻城大坳水庫，并用以工代賑方法興修十多處中、小型塘壩、水庫等農田水利工程。該水庫是湖北第一座集灌溉、防洪、發電、養殖、航運綜合利用的中型水庫。此外，為了發展農業、增產保收，李先念同志提出，通過挖塘、修堰、興修水庫來蓄水防旱、灌溉農田，并將小型水利成果作為增產要素之一，要求各行政村因地制宜，興修水庫預防旱災。李先念同志結合以往經驗，針對湖北易旱易澇的特點，提出了“擋、排、蓄”的治水方針，這是李先念同志對湖北治水思想和經驗的總結。李先念同志為履行黨的宗旨，懷著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在湖北全境解放的歷史轉折節點，肩負黨的重托和為人民謀利益的重任，主政湖北，率領湖北黨、政、軍和廣大人民群眾，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湖北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一個全新的湖北，做出了永垂青史的偉大貢獻。
注釋：
［1］《湖北政報》1949年第2期第9頁。
［2］《李先念建國初期文稿選集》（1949年7月―1954年5月）第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同上，第310頁
［5］同上，第14頁
［6］同上，第438頁
［7］同上，第440頁
［8］同上，第442頁
［10］同上，第125頁
［4］《李先念年譜》第二卷第1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9］同上，第27頁
［11］［12］見《湖北日報》1950年10月12日李先念同志撰寫的《興修水利要有計劃、講科學》。
（作者單位：湖北省新四軍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