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變期間，新四軍黨的最高領導人項英，拋下正在浴血奮戰的部隊和葉挺軍長，帶著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以及少數隨行人員，于1月8日深夜悄悄出走，試圖鉆出敵人的包圍圈未果，于1月10日下午回到新四軍軍部，這是項英革命生涯中極其遺憾的一段歷史。歸隊后項英給中共中央發電報檢討說，“臨時動搖”、“行動甚壞”、“影響甚壞”。長期以來對這一歷史事實并無爭議。但近幾年來有一些書籍和文章，蓄意替項英離隊行為辯解，其中尤以長期研究項英和新四軍歷史的王輔一所寫的書和文章最為離譜。王輔一無視項英本人對離隊錯誤的檢討，將項英中途離隊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軍部作戰參謀葉超，指責“葉超沒有完成聯絡任務的過錯是歷史不能容忍的，應當受到譴責”。
我們是葉超的子女，通過研究有關史料，查閱父親有關皖南事變的文稿，發現在王輔一筆下，似乎新四軍最高領導人在戰斗危急關頭私自出走這件事，“應當受到譴責”的不是事件的主角項英，而是當時的一個普通作戰參謀葉超。這是顛倒是非，誤導讀者。因此，我們不得不寫此文與王輔一商榷。
項英“臨時動搖”導致中途離隊
新四軍的情況比較特殊，葉挺盡管是軍長，但因為是黨外人士，所以在重大問題上沒有決策權。項英雖然名義上是新四軍副軍長，但因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所以新四軍的最高指揮權和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項英手中。1941年1月7日上午，新四軍在北移途中于星潭受阻，當面之敵是國民黨軍第四十師，身處前線的葉挺軍長主張部隊打下星潭，沖出包圍圈。但周子昆副參謀長說：“是不是回去跟項副軍長把情況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會議于1月7號下午3時在百戶坑指揮所召開，葉挺主張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項英遲疑不決，會議斷斷續續一直開到夜里10時，居然拖了七小時之久。葉挺氣憤地說：“時間就是勝利，不能夠猶豫不決，不能夠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么辦就怎么辦。”最后項英決定：不打星潭，大部隊后撤回到丕嶺以西。由于項英的優柔寡斷，導致貽誤戰機。可見葉挺并不能獨立行使軍長職權，項英實際上成了“軍長之上的軍長”。對此，皖南事變親歷者張铚秀說：“實在不該否決葉軍長的正確主張，這主張成功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時隔一天的深夜，項英卻在戰場情況最危急的時候，既不做任何決策，也不交待別人替代他的指揮，就失蹤了。葉挺發現項英等人不見后，曾派人到處尋找，最后確認他們已經離隊，才于1月9日電告毛澤東、劉少奇。當日中原局復電葉挺、饒漱石：“望你們竭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圍走蘇南。”11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葉挺：“希夷、小姚（即饒漱石——編者）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12日中央又來電：“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等人不辭而別，導致新四軍領導中樞癱瘓，在干部中產生很大負面影響。張铚秀在論及此事時說：“若他們自始至終堅定地與葉軍長站在一起，患難與共，那對葉軍長不知有多大支持，對部隊的士氣不知有多大鼓舞！那樣，我大軍從西面殺出重圍亦未可知。”
項英在離隊又歸隊后，深知自己責任重大，不管發生何種情況，無論有任何理由，都不能、也不應該離開正在浴血奮戰的新四軍指戰員，所以他在給中共中央電報中檢討說：“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于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故臨時只找著國平、子昆，至9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開會，影響甚壞。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到時與軍部匯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項英實事求是地向中央承認錯誤，絲毫沒有把錯誤推給別人的意思，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勇于承認錯誤、正視錯誤的應有覺悟。
項英離隊與葉超“聯絡任務”無關
項英承認自己離隊是由于思想臨時動搖造成的，但是幾十年后研究項英和新四軍歷史的王輔一還是想讓這段歷史有個“新”的說法。為此王輔一假設了一個“聯絡任務”，他說“葉超未完成聯絡任務，導致沒有能使項英和軍長葉挺一起研究怎樣處置當時的情況”，從而將項英離隊與參謀葉超聯系起來。他在書中寫道：“葉超奉命去找葉軍長，找到后不敢說明項、袁、周找葉軍長的真實意圖，又在找到后不趕快回來報告葉軍長在哪里……如果葉超聯絡任務完成得好，講清他去聯絡的意向，葉軍長來同項、袁、周會面，或項、袁、周知道葉軍長的位置去同葉軍長會面，研究一下怎樣處理當時的情況，那段歷史就可能重寫。”（《近看項英》第355-356頁）王輔一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周子昆要葉超去請葉軍長，葉超走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見葉軍長……匯報一下情況，然后向葉軍長建議，軍首長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辦，但未講其他首長請葉軍長去。”（《江淮文史》今年第一期第134頁）
項英離隊是否與參謀葉超有關，需要搞清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項英是否想找葉軍長商量如何處置當時面臨的情況；二是項英有沒有派葉超去找葉軍長過來開會；三是項英有沒有向葉超交代過找葉軍長的意圖；四是項英離隊前是否知道葉軍長的位置。
葉超生前在1981年5月安徽蕪湖舉行的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的首次年會上有個發言，發言稿經整理成《悲壯的史詩——回憶皖南事變的經過》一文（《皖南事變回憶錄》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他從軍部作戰部門的角度比較全面地回顧了皖南事變的整個經過，其中提到1月8日晚（即項英等人離隊前的時間）他在執行任務途中碰到軍部主要領導人的情況。因為這段內容被王輔一采用支離破碎的手法引用，使得原意面目全非，所以有必要先完整地復述一遍這段內容，以此與王輔一對葉超的指責進行對比。
葉超的回憶原文如下：“8日晚八九點鐘得到一個情報，上官云相命令國民黨部隊收緊包圍圈，企圖將我消滅于這個山區。軍首長立刻研究，決定馬上集合部隊出發，搶先于敵，經高坦、茂林方向突圍。由于時間倉促、緊急，馬上就走，原來的前衛變成了后衛，后衛變成了前衛。周子昆副參謀長要我留在原地，組織后續戰斗部隊馬上出發，并把他的一匹乘馬留給我，要我完成任務后，騎馬趕上去。我留下來組織后續部隊，把三團的隊伍趕快調上去。我帶領這些戰斗部隊向前趕，路堵塞了，我就讓沿途的機關部隊靠一邊讓路，讓戰斗部隊通過。
“當我趕到高坦的時候，天還在下雨，天時地利對我們都不利，大家都站在那里淋著。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同志也都站在那里淋雨。我下馬以后，向他們匯報了戰斗部隊陸續上來的情況，說明現在通過的就是三團的部隊。這個時候，茂林方向的槍聲很密。他們沒有什么指示，也沒有說到底怎么辦。我問了周圍的同志，得知葉挺軍長在離此約一百米左右的徐家祠堂里休息，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我向參謀長提了個意見，建議軍首長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辦。我的意思是軍長在那邊祠堂里，是不是到那邊一起研究一下。參謀長叫我去請軍長來。
“我到徐家祠堂見到軍長后，先匯報調動部隊的情況，然后說項、袁、周在路邊，并向軍長建議，是不是首長們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辦，我不敢說參謀長要葉軍長去。”
從這段回憶中可以看出，首先，葉超不是項英等人的隨行人員，是在執行任務途中偶然碰到項英的，若葉超再晚到高坦一會兒，可能與項英碰不上。如果項英真準備找葉軍長研究怎樣處置當時的情況，應早就派身邊的人去找葉軍長。其次，葉超在高坦碰到項英等人，向他們匯報了部隊的調動情況，他們并沒有任何指示，也沒有說到底怎么辦，項英也沒有讓葉超去找葉軍長。再次，當葉超從周圍同志那里得知葉軍長在離此約一百米的徐家祠堂后，是他主動向周子昆建議，“軍首長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辦”。葉超的意思是幾位首長到葉軍長那邊去商量一下，但是周反過來讓葉超去請葉軍長。研究處置當時情況到葉挺所在的祠堂比較合適，露天淋著雨研究顯然不合常理，所以周的做法不像有請葉軍長研究問題的意思。
葉超奉周子昆之命而不是奉項英之命到徐家祠堂，見到葉軍長后，沒敢說參謀長請軍長去，理由很簡單：一是周子昆為副參謀長，本應與葉軍長和司令部機關呆在一起，而當時周子昆不僅沒和軍長呆在一起，反而要軍長過去，有違上下級關系的常理。二是周子昆既沒有說是項英請軍長去，也沒有交待是什么意圖請軍長去。故葉超也無法向葉軍長講清為什么周子昆請軍長去。王輔一無端指責葉超毫無道理。
王輔一的文章說因葉超未及時趕回，使得項英等人不知道葉挺的位置，因而未能去與葉挺會面。這又是謊話。項英等人不知道葉軍長位置嗎？首先，葉超是從項英周圍的同志那里得知葉軍長的指揮所在一百米左右的徐家祠堂。項英周圍的同志都知道軍長在那兒，說項英等人不知道軍長的位置，無法讓人理解。
從項英離隊前與李一氓的一段對話中也能看出項英是知道葉挺位置的。當時李一氓問項英：“叫過老葉沒有？”項答，叫了他不來。這說明項英是知道葉挺位置的。接著李一氓描述了與項英分手后的情況：“走到河邊祠堂葉之指揮所，想告訴他項等人離隊的消息，但又覺得太突然，刺激太甚。”這說明不僅項英周圍的人知道葉軍長的位置，不與項英在一塊兒的人也知道葉軍長的位置。
項英決定離隊是非常倉促的，這也可從李一氓致中共中央電報中證實：“等我知道項來找過我，遂去項處，那時袁國平、周子昆皆在。項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語，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僅二三衛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還以為找地方開會，決定最后處置。但不見老葉（挺），行數十步，袁說他的衛士沒有來，周又自語說，他沒帶錢。我才恍然，項又要來他三年油山那一套。”可以看出，袁國平、周子昆都沒有要離開大部隊的思想準備，項英連衛士排也沒有通知，可見走時之急。對項英而言，離隊出走是秘密行動，時間越快越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根據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第一，項英有多種途徑與葉軍長研究怎樣處置當時的情況，但他沒有主動去找葉軍長，也沒有派身邊的人去找葉軍長，更沒有派偶然碰到的葉超去找葉軍長。這說明當時項英并沒有找葉軍長研究怎樣處置情況的想法。由于王輔一編造的“聯絡任務”屬于無中生有，當然也就更不存在葉超“聯絡任務沒完成好是歷史不能容忍的，應當受到譴責”的問題。第二，諸多事實說明項英是知道葉軍長位置的，王輔一硬說項英不知道葉軍長的位置，這是利用很多人不清楚當時的實際情況，混淆事實的手法。第三，王輔一有時說“周子昆讓葉超去找葉軍長”，而在多數情況下是說“葉超奉命去找葉軍長”，從而給人造成葉超是奉項英命令專門去找葉軍長的，這是王輔一慣用的偷梁換柱的方法。第四，王輔一說：“如果葉超聯絡任務完成得好，講清他去聯絡的意向，葉軍長來同項、袁、周會面，或項、袁、周知道葉軍長的位置去同葉軍長會面，研究一下怎樣處理當時的情況，那段歷史就可能重寫。”這段文字完全是主觀臆想，事實上項英根本就沒打算找葉軍長，何來歷史“可能重寫”！要說“如果”，我們更贊成張铚秀所說的“如果”：“如果項英自始至終堅定地與葉軍長站在一起，患難與共，那對葉軍長不知有多大支持，對部隊的士氣不知有多大鼓舞！那樣，我大軍從西面殺出重圍亦未可知。”
王輔一為項英離隊編造的理由很荒謬
王輔一在他的書中寫道：“當時村外不遠就有密集的槍聲，他們會有什么想法？他們總不能在那里等著當俘虜吧，導致上山出走之錯。”（《近看項英》第356頁）請問，難道槍聲密集，敵人臨近，新四軍的最高負責人就可以置大部隊于不顧，率小隊人員不辭而別？王輔一身為軍人，應該知道軍隊指揮員，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在戰場危急時刻擅離職守帶來的嚴重后果。王輔一絞盡腦汁為項英離隊編造理由，其目的是什么我們不清楚，但客觀上會在我軍歷史上導致高級將領在緊要關頭拋棄部隊是“合情合理”的惡劣先例。
項英為什么要倉促地在1月8日深夜帶小隊人員出走呢？項英本人說得最透徹，思想發生動搖，才犯了離隊出走這樣的大錯。之后他對自己的離隊錯誤也追悔莫及。項英后來碰到謝忠良、張益平、陳仁洪、馬長炎等同志時，多次表示皖南事變造成新四軍這么大的損失，不能怪老葉，他要負主要責任。
王輔一為了讓不了解情況的人覺得項英離隊情有可原，精心設計了“當俘虜”的危險情節，但他不知為何忘了葉挺在高坦的指揮部（項英離隊的地方）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才轉移，并不存在被抓當俘虜這一險情。王輔一是研究項英和新四軍歷史多年的專家，本應持嚴謹的研究態度，但他有時竟將素材隨意拼湊嫁接，虛構杜撰，并主觀推論，這就不可取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皖南事變這段往事已漸漸被人淡忘。王輔一對皖南事變中項英離隊這一重大問題有違事實的說法，迫使我們重新探究這段歷史，提出我們的看法，以求不被某些“專家”誤導，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