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長葉挺在上饒集中營的斗爭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三次起義被稱為是人民軍隊的創建開始，而葉挺是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兩次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又曾任工農紅軍的第一任總司令。毛澤東同志曾當面評價葉挺將軍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而新四軍作為人民軍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戰史也要從葉挺寫起,葉挺利用他的特殊經歷和社會聲望，在南方八省紅軍和游擊隊集中改編為新四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軍長葉挺受黨的指示，下山與國民黨軍談判被扣押。新四軍被蔣介石宣布為叛軍，番號被取消時，中國共產黨除用各種渠道揭露“皖南事變”真相外，還立即重新組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意即葉挺軍長釋放以后仍任新四軍軍長，這既是對葉挺的肯定，也是對新四軍這段歷史的肯定。葉挺在獄中回答敵人的誘降時講到：“我是新四軍軍長，如果新四軍有什么問題，一切責任應由我來承擔。”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扣，組織部長李子芳、秘書長黃誠、敵工部長林植夫被俘；項英、周子昆被叛徒所殺，袁國平因傷自戕。在皖南軍部的領導人員基本上被押赴上饒集中營（另有近700名排以上干部關押在上、下周田監獄，李村監獄，七峰巖監獄，石底監獄，茅家嶺監獄），還有3000余人被關押在上饒市鉛山縣的永平、石塘兩個地方。他們在葉挺軍長和獄中秘密黨組織的領導下，和敵人展開了不屈的斗爭。
據葉育青、葉一舟等人回憶：當他們被押著走進葉挺將軍的囚室時，看到墻上有幾行筆力蒼勁的字跡：“正氣壓邪氣，不變應萬變！”“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們還聽葉挺講述了痛斥叛徒趙凌波的事。葉挺說做叛徒最可恥，終究要被人民唾棄。
1941年6月至7月間，蘇德戰爭爆發。李村的敵人叫囂“共產黨的老家都快要完蛋了，你們還能堅持出什么名堂?”甚至放出謠言，說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經相繼淪陷。面對這一情況，葉挺軍長相當冷靜，他用石塊在屋外的沙地上畫了一幅簡單的蘇德戰爭形勢圖，以此對身邊人員講解戰局，分析形勢。葉挺軍長認為戰爭的勝負，并不決定于一城一地的棄守。他將自己的觀點寫成密信，傳給獄中的同志們，增強志士們斗爭的信心。
秘密黨組織領導被俘新四軍將士與敵特斗爭
1941年2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密件《新四軍被俘官兵管訓實施辦法》，規定了“管訓方針”“管訓原則”和“管訓辦法”等。顧祝同奉命組建了“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訓練總隊”，將被俘新四軍將士共4031人編成2個步兵大隊、1個軍官大隊、1個軍士大隊。
1941年3月，被俘的新四軍將士被武裝押解到上饒，將士們在分編的中隊里，紛紛秘密成立了黨組織。在獄中秘密黨組織的領導下，新四軍志士與敵特展開了一系列斗爭。
課堂斗教官。周田村的諸葛宗祠被改作“大禮堂”，集中營專職特務教官和所謂社會名流、學者，幾乎天天要在這里講課。課堂紀律特別嚴格，四周布滿荷槍實彈的憲兵，特務隊長、指導員還在“學員”中間巡回監視。志士們要么裝著聽課的樣子，要么靜觀教官們的丑態，實際上腦子里想著怎樣和敵人作斗爭。拒寫“自傳”。1941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各中隊特務隊長發給每個“學員”幾張白紙，要每人都寫一份“內容必須真實，把一切交待清楚”的“自傳”。秘密黨組織察覺到這是敵人誘騙自首的陰謀，研究了抵制的對策。結果當晚交上去的“自傳”里，有的只寫姓名、年齡、籍貫，其他情況一概不寫:有的寫假姓名(獄中許多同志都用化名)，編造假籍貫、假經歷，以迷惑敵人。特務隊長發現這些“自傳”毫無意義，當即扔到爐膛里燒了。
抵制考試。敵特為檢查“感化教育”的效果，進行所謂政治測驗。若按敵特平時講課內容作答，無異于一篇悔過自新書。在特務憲兵的嚴密監視下，秘密黨組織的同志低聲談話或用手勢眼神交換意見。特務隊長將卷子收上去一看，許多都是白卷，有的打個大叉，有的畫個烏龜，有的針鋒相對地批駁反動派的荒謬論點，理直氣壯地寫上“新四軍抗戰建國，光明正大”。女生隊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全部交了白卷，敵特無奈，只好望卷興嘆。
在有限的條件下，進行宣傳。
一是奪取宣傳陣地。集中營特務提出要辦墻報，意欲毒化革命志士的思想。辦還是不辦？秘密黨組織經過研究，決定奪過這塊陣地，巧妙地進行革命宣傳。為了應付敵人的檢查，墻報上刊載的內容隱晦但含義深刻，看似遠離現實，實則激勵革命志士堅定斗志。如陳安羽寫的受傷的山鷹和兇殘的惡狼作斗爭的寓言，陳念棣寫的論蘇德戰爭蘇聯必勝希特勒必敗的文章，邵宇作的蔣介石頭像下面寫上“更新”二字的刊頭，賴少其畫的鐵絲網上空雄鷹展翅高飛的畫。沒過多久，敵特也看出了問題，下令停辦了墻報。
二是向群眾作宣傳。被囚在監獄的同志，想方設法接近群眾。如大家在參加劇團和球隊時利用外出演戲和打籃球的機會，設法接觸群眾，揭露“皖南事變”和集中營的真相，取得人民群眾的同情、支持和幫助，并尋找機會越獄，重返革命隊伍。參加劇團的黨員同志還拒演反動劇目，只演抗日進步的劇本，如邵荃麟創作的《麒麟寨》，陽翰笙創作的《前夜》，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的《農村曲》等。在鉛山石塘演出時，在劇團其他同志的掩護下，已引起敵人特別注意的賴少其和邵宇兩人換上演戲用的群眾服裝成功逃跑，敵人一怒之下解散了劇團。
三次暴動體現了被俘新四軍將士的軍政素質
1941年10月上旬，三中隊秘密黨支部舉行中秋暴動，因叛徒出賣而流產，但它作為茅家嶺暴動和赤石暴動的先聲，為后兩次暴動的成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領導中秋暴動的支部書記李勝是茅家嶺暴動的主要領導人，支部委員沈韜是后來組織赤石暴動的支部書記。此外，參加茅家嶺暴動和赤石暴動的許多同志都是原三中隊的同志。
1942年5月25日上午，在被稱為“獄中之獄”的茅家嶺監獄，志士們不露聲色地做著越獄的各種準備工作。對非原則問題，如特務克扣囚糧，大家作暫時的遷就忍讓，因刑余體弱，盡可能爭取不再受刑；為增強體質，大家堅持鍛煉，如原地跑步、做操，同時千方百計籌集款子購買食品補充營養。在敵人防守薄弱的時候，志士們機智勇敢，第一時間將敵人武器搶到手里，以羸弱身體戰勝了身強力壯的守敵，最終取得了暴動的勝利。
第三次是赤石暴動。1942年6月17日下午，集中營隊伍來到崇安縣赤石鎮崇陽溪河畔。這里河面較寬，而渡河工具很少，六中隊秘密黨支部的同志仔細察看河對面的地形，上岸一片水田，山勢起伏，林木蔥郁，盡頭是雄偉挺拔的武夷群峰，發現這種地形正有利于舉行暴動，黃昏時分又是舉行暴動的有利時間。在天時、地利的情況下，秘密黨組織組織了這次暴動，并一舉成功。
在整個上饒集中營斗爭史中，個別越獄的志士也體現了其優良的軍事素質。新中國成立后晉升為少將的陳茂輝同志尤其值得一提，他在獄中因患“回歸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已被送至太平間等死，后經當地一位老媽媽救助，病情得以好轉。他利用打掃衛生之機，在深夜看守士兵打瞌睡之機逃脫，重新回到新四軍部隊。后來，他指揮的部隊在淮海戰役中俘獲了國民黨“剿總”副總指揮杜聿明。
1942年5月至8日，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在進攻到玉山時，從上饒集中營越獄出來的張廣、姜獻華等志士號召和發動不愿做亡國奴的青年，組織起一支抗日游擊隊。這是迄今為止上饒發現的唯一的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這從一個側面也體現了新四軍善于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的特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上饒集中營斗爭是新四軍將士被俘后反頑斗爭的繼續，是新四軍軍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