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蓮嬌，女，武夷山市人，1917年出生，1927年參加兒童團，1931年入團，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閩北游擊區和新四軍第三支隊崇安留守處一位杰出的女將，福建出席黨的七大的女代表。
徐蓮嬌的父親徐福元，是閩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曾先后擔任中共崇安縣委第三任縣委書記、崇安赤衛軍軍長、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閩北銀行行長。
1929年10月，徐福元把12歲的徐蓮嬌送到離家百里的閩北農民武裝起義策源地上梅，托付給區委書記丁侯余，要她在工農運動中接受鍛煉。不久，徐蓮嬌就擔任了這個區的兒童團長。1931年8月，她由丁侯余介紹入團。第二年，她被調到下梅區擔任兒童團長，開始獨立工作和生活。1933年10月，徐蓮嬌從下梅區調到星村區任團委組織部長兼兒童團長。星村區團委書記童慧貞是位女同志，像姐姐一樣關心徐蓮嬌，使她在思想和工作上有了很大進步。1934年1月，童慧貞調到閩北分區團委工作，由徐蓮嬌接任星村區團委書記職務。年底，組織上調她到新開辟的黎源區任團委書記。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她總是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難，用火一般的熱情投入工作，團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徐蓮嬌政治上迅速成長，黨組織為她辦理了團轉黨手續。不久，經閩北分區區委決定，徐蓮嬌調建陽縣團委擔任組織部長兼縣兒童團書記。這時，閩北蘇區的局勢日趨緊張，建陽縣委機關轉移到崇安南部曹墩一帶。
1935年2月，閩北根據地從蘇區轉變為游擊區，開始進入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閩北游擊戰爭的第一年，徐蓮嬌被調到“中共西南戰區委員會”擔任團委組織部長兼青婦部長，為西南戰區開展游擊戰爭做了許多工作。同年下半年，閩北分區區委根據徐蓮嬌的突出表現，將她提升到閩北分區區委擔任青婦部長兼分區兒童局副局長，肩負全區性的領導職務。打這之后，她逐漸成為閩北游擊區一位優秀的女指揮員。
1936年10月，閩北游擊根據地在黃道的領導和指揮下，擴大到東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資溪，南接將樂、泰寧，北達廣豐、浦城，包括20多個縣的廣大地區，紅軍發展到六個縱隊，3000多人。黃道書記為大力培養女干部，將徐蓮嬌派到二分區區委的閩中特委任婦女部長，以利她接受更多的鍛煉和考驗。這期間，擴大紅軍是各級黨委的工作重心，一切工作為游擊戰爭服務。徐蓮嬌根據特委的分工，與閩北紅軍獨立師師長黃立貴的愛人李冬娥一道開展擴紅工作。他們經常冒險奔走在邵武、建陽、順昌等縣的各個鄉村，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游擊隊，為閩北游擊戰爭的勝利和擴編新四軍輸送了大批優秀的兵員。
1938年初春，徐蓮嬌到了江西鉛山縣的石塘鎮。這時，閩北紅軍游擊隊已匯集到石塘整編。她在石塘見到了譚震林、黃道、曾鏡冰等新四軍、東南局和閩浙贛特委的領導。同年2月，閩北紅軍游擊隊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五團北上抗日，并設立了新四軍第三支隊崇安留守處，主任曾鏡冰（新四軍軍部參謀），副主任汪林興（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官），留守處機關設在崇安縣坑口的村頭村。這個留守處的公開任務是：密切與新四軍各地辦事處的聯系；密切與安徽巖寺新四軍軍部的聯系，接待軍部同地方的來往干部；與國民黨政府交涉新四軍北上以后留在地方的事宜；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戰爭；繼續收編失散在各地的紅軍游擊隊人員。
留守處有九位女干部，其中有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始人方志敏的愛人繆敏，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宣傳部長、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主任黃道的愛人陳清鳳，其他幾位是原在閩北革命根據地擔任婦女領導職務的骨干。這年，徐蓮嬌已是21歲的大姑娘，她工作起來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危險的事總是走在前，為閩贛邊的抗日宣傳、開展合法斗爭和與新四軍的聯絡做了許多工作，多次受到留守處領導的贊揚。中共福建省委根據徐蓮嬌的突出表現，送她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黨校學習。學習結束后，她由東南局直接派到傅秋濤領導的新四軍第一團任工作組組長，協助團領導做政治工作。
1939年7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共福建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指示，于7月22日至27日在崇安縣坑口村頭村綠村洋山上召開福建省首屆黨代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省委領導和選舉出席黨的七大代表。經過黨代會選舉，選出范式人、程序、聶顯書、毛彪、方言、彭蓮玉（因故未出席）等六人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范式人為福建代表團團長。這年11月30日，福建出席七大代表團從崇安縣的坑口出發到江西上饒，經浙江開化到安徽巖寺，轉到新四軍軍部，到達中共中央東南局機關駐地丁家山。福建代表團在東南局時，由東南局黨委直接提名，增補徐蓮嬌為閩北出席七大的代表，徐蓮嬌隨同福建代表團赴延安。
福建代表團于1940年1月19日從丁家山出發，路上經過張云逸、張愛萍、葉飛等領導的新四軍和肖華、宋任窮等領導的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代表團由我們的部隊分段護送，歷盡險阻，于這年秋抵達濟南，爾后，直插平漢鐵路，再上太行山。這時，百團大戰尚在進行。因戰事影響，福建代表團又在途中呆了兩個多月。之后，適逢楊尚昆等一批領導回延安，賀龍從晉南派出一個團，與劉伯承派遣的一個特務團聯合護送，福建代表團與東南局兄弟代表團計40多人跟隨護送部隊上路。到達西北時，已是大雪封山，抵達延安時已是1940年12月16日，前后走了一年零一個月。
徐蓮嬌生前談到這段難忘的歷程，心情激動地說，福建省人大原主任程序當年為此行作了首《延安行》。詩云：“春辭江南地，歲暮抵延安。跋涉萬余里，穿梭敵壘間。槍聲送我行，長江渡天險。堅持三原則，蘇皖反國頑。冀魯游擊戰，沂蒙走泥丸。太行反掃蕩，軍民配合緊。夜過封鎖線，晝伏汾河邊。呂梁突兀現，蜿蜒黃河邊。行行復行行，計程將及年。萬眾齊仰望，喜見寶塔山。”這首詩是對福建代表團赴延安途中經歷的真實寫照。
徐蓮嬌跟隨福建代表團到達延安后，先后進了中央黨校和延安馬列學校深造，并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1945年4月，她光榮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聆聽了毛澤東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
新中國成立后，徐蓮嬌在擔任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期間，曾多次回到閩北和武夷山指導工作，對武夷山老區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她每次回來，都要到閩北蘇區首府大安、上梅暴動舊址、坑口省委機關駐地看望和慰問“五老”，到閩北革命烈士紀念碑和閩北烈士紀念亭瞻仰、緬懷革命先烈和她父親徐福元，寄托她對閩北英烈的哀思。
徐蓮嬌這位閩北和武夷山老蘇區及游擊區婦女界的杰出人物，于1989年8月3日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