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初期，正當日軍大舉侵略、國民黨軍大步后撤、大片國土淪陷、亡國論調大肆泛濫的時候，新四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進入環境十分險惡復雜的敵后，開辟華中抗日根據地。新四軍作為華中抗戰的主力軍，長期在敵人后方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戰績，成為華中抗戰的中流砥柱。
依靠人民群眾開展靈活多樣的游擊戰，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
華中主要是平原水網地區，特別是江南和蘇北更是江河、湖泊、溝渠構成縱橫交錯的水網地帶。在這樣的地區作戰，對于長期習慣于山地游擊戰的新四軍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新四軍深入江南蘇北敵后，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開拓創新，探索出在平原水網地區進行游擊戰的規律，從而將華中地區變為敵后游擊戰的沃土，有力地打擊了日軍。
制敵而不受制于敵，是新四軍作戰行動的基本原則。集小勝為大勝，是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條件下，克敵制勝的信條。在這一作戰指導思想下，經過長期對敵作戰的實踐摸索，新四軍創造出一整套平原水網地區的新型游擊戰法，以其靈活多變的戰術，挫敗了日偽軍的多次進攻和清剿。以小規模作戰為主，避免“硬碰硬”；對車站、倉庫等敵分散把守的據點，以及出動的小部隊、輜重運輸車隊等，則采取伏擊戰、襲擊戰以及長途奔襲等多種作戰方法，如皖中的蔣家河口戰斗、蘇南的新豐車站戰斗、官陡門戰斗等。正如粟裕所言：新四軍“集小勝為大勝不貪多，老鷹抓小雞不打延埃戰”。在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4萬余次，斃傷日偽軍37萬余人，俘日偽軍12.42萬余名，充分顯示了“集小勝為大勝”方針的威力。
新四軍在敵后站住腳、建立根據地之后，針對日偽軍的掃蕩和清鄉，創造了多種戰法來打擊敵人。比如在反掃蕩作戰中，采取“以分散對集中，以集中對分散”等策略；實行“敵進我進”，即向日軍后方進攻，“敵打進我這里，我打到敵那里去”，可使內線變外線、被動變主動，成為新四軍粉碎日軍優勢兵力大規模掃蕩的有效方法。日偽對于新四軍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頭痛不已，同時又不得不承認新四軍的游擊戰“登峰造極”，其“并沒有十分雄厚的兵力，他的生存與發展全靠運用兵力的巧妙”。陳毅指出：“游擊戰的精髓，在于善于分散，善于集中，分散能作極小的散兵群的戰斗，集中則視敵情地形，作較大的突擊”1，充分體現了游擊戰使用兵力的靈活性。如1942年12月，日偽兵分14路共萬余人向新四軍第五師駐地湖北禮山縣(今大悟縣)發起進攻，新四軍除留一個團一個營在內線堅持斗爭外，其余部隊均跳出合圍圈，致使日偽合圍撲空，據點遭襲，不得不退出大悟山。隨著華中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單一的游擊戰已經不能滿足戰爭打贏的需要，必須與運動戰相結合，將抗日戰爭推向新的高潮。據此，新四軍相應制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在具備一系列條件之后，新四軍又相繼發起淮南春季攻勢作戰、蘇中攻勢作戰、天目山第二次戰役等運動戰，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打下堅實基礎。
徐州、武漢會戰，正是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展開之時，新四軍各支隊在敵后打擊日軍，破壞其交通運輸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徐州、武漢正面戰場的作戰。1941年1月24日日軍發動豫南戰役，以三路重兵進犯豫南，企圖圍殲湯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等部于平漢線以東地區。新四軍第四師根據黨中央和新四軍軍部的指示精神，毅然于1月30日開始尾追日軍西進，給日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收復了大片國土，有力地支援了退縮于新黃河以西的國民黨部隊。新四軍在南京、上海、武漢、徐州、開封等城市的外圍戰直接威脅敵人對華中的占領，斃俘傷日偽軍5.5萬人，牽制侵華日軍總數的六分之一，有力地扼制了日軍對正面戰場的進攻。
新四軍在平原水網地區開展游擊戰，依靠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配合與掩護，因此，新四軍特別重視民運工作，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作為進行游擊戰的前提。正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共同進行游擊戰爭，新四軍才能不斷打擊敵人，發展壯大自己。華中敵后沒有崇山峻嶺，新四軍把戰略后方建立在人民群眾之中，當地群眾形成的“人山人海”將敵人變成了汪洋大海中的孤島，人民群眾成為新四軍進行游擊戰爭最好的依托和靠山。
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使其成為堅持敵后長期抗戰的重要戰場和戰略依托
中國共產黨一直將建立根據地作為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依托，毛澤東曾指出：“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后方”。新四軍處于華中對日作戰最前沿，從挺進敵后之日起就一直面臨日偽軍連續不斷的清剿、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進攻。如何在日偽頑夾縫中生存并發展壯大以更好地打擊敵人，成為新四軍堅持敵后長期抗戰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另外，華中地區是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在軍事上亦是戰略重地，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日偽派重兵駐守華中地區；蔣介石亦在華中留下幾十萬正規軍。1940年1月毛澤東在分析全國戰爭形勢時指出，“華北敵占區日益擴大，而我之斗爭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強調“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2，“在戰略上華中亦為聯系華北華南之樞紐，關系整個抗戰前途甚大”3。華中不僅是打敗日軍的必爭之地，也是爾后奪取全國勝利的必爭之地。這些充分表明，獨立自主地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是新四軍承擔的重大戰略任務。遵照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指示，新四軍在華中敵后堅決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先后創建了地跨7省的蘇南、蘇中、蘇北、淮南、淮北、皖中、鄂豫邊、浙東等8 塊抗日根據地，形成相當規模的敵后戰場。新四軍戰斗在日軍占領的大中城市周圍和水陸交通干線兩側，給予敵人嚴重威脅，最多的時候迫使16萬日軍和23萬偽軍困守在華中地區不得脫身，有力地挫敗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陰謀。
在根據地建設中，新四軍實行減租減息，發展生產，活躍經濟，保障供給，支援戰爭，改善人民生活;組織各種群眾團體，建立“三三制”政權，讓人民當家作主；加強文化教育建設，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繁榮文化藝術，把根據地建設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由民主的解放區。在抗戰期間，新四軍先后光復國土25.3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達3420余萬；而根據地人民以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了新四軍的對日作戰，制約了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進攻。至此，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造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日偽軍）、并將最后奪取城市的態勢。在抗戰勝利的最后時刻，新四軍一方面對日軍進行大反攻，擴大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另一方面則反擊國民黨對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進攻，保衛人民抗戰勝利果實，終于使華中抗日戰爭的勝利真正成為人民的勝利。這也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創造性執行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反頑斗爭促進團結和發展并堅持抗戰
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同時又屬于國民革命軍序列，因此，其生存、發展、勝利，與統一戰線尤其是正確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息息相關。華中地區強敵環伺，各方爭奪激烈，敵頑力量的強大和敵我頑三角斗爭的尖銳復雜的情況遠超華北。因此，如何正確處理與敵頑的斗爭和關系，是新四軍面臨的一個十分復雜、嚴峻的問題。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在華中制造了許多摩擦，不僅處處限制新四軍的抗日活動，而且向新四軍發起軍事進攻，先后制造了“羅山事件”“平江事件”“鄂東慘案”“鎮江慘案”“確山慘案”（即竹溝慘案）、“太和慘案”等等，甚至發展到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反共問題上，日、偽、頑常常會達成某種默契，從而使華中敵后經常出現日、偽、頑夾擊新四軍的極其險惡的形勢。
針對這一嚴酷現實，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劉少奇在中原局特別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指出：“統一戰線既然包括幾個階級，就必然會有斗爭，有摩擦。只有堅持斗爭堅決反摩擦，統一戰線才不會分裂。如果只是退讓，統一戰線就會失敗。”5要奪取抗戰最后的勝利，必須反對國民黨制造的摩擦，這也是為了尋求抗日生存的環境，使進步勢力得以發展，并有效地爭取中間勢力，從而孤立頑固派。總之，反摩擦就是反對反共投降派的斗爭，是為了維持合作抗日的局面，最終集中一切力量戰勝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的危亡。說到底，抗日必須反頑，反頑才能更好地抗日。
反頑斗爭成為新四軍堅持抗戰的一種特殊斗爭的方式，構成新四軍作戰的一部分。新四軍始終堅持團結、進步、抗戰的原則，創造性地執行和發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挫敗了國民黨的反共計劃，使國共合作抗日局面艱難地維持到最后。黃橋戰役的以少勝多和山子頭戰役的捉放韓德勤，充分顯示了新四軍反摩擦斗爭的高度政治性。據統計，新四軍對制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作戰達3200多次，斃傷、俘頑軍官兵14.3萬余人，嚴正地、恰如其分地教訓了反共頑軍，迫使他們不敢公開地分裂投降，始終保持了國共合作的局面。事實證明，新四軍在華中敵后三角斗爭的環境中，既要反掃蕩，又要反摩擦，創造性地執行與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不僅保持自己在三角斗爭的復雜局面中立足，而且發展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取得了抗日斗爭的最后勝利。
總之，新四軍雄踞華中堅持抗戰，像插在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充分發揮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戰略作用，在黨的領導下出色完成人民賦予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在大量殺傷敵人的同時發展和壯大了自己。新四軍從組建時的1萬余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主力部隊21萬余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民兵自衛隊96萬余人，成為華中抗日的中流砥柱。這支經過血與火鍛煉的鐵的軍隊，解放戰爭中被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以及解放全中國的戰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1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1頁；2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542 頁；3 ．《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9 頁；4．1944 年1 月日軍駐上海之11 軍團部派往蘇中新四軍一師地區清鄉《視察報告書》；5 ．《劉少奇在皖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