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8日，盛華出生在江蘇儀征縣（今儀征市）一個革命志士家庭，年幼時就受父親——辛亥革命先驅盛白沙的影響，他把孫中山對父親的教誨“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讀書亦為報國
1926年，盛華考入南京省立一中后,就秘密參加愛國學生會和反帝愛國活動。其叔父盛成，系法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經常與之通信，向其傳播革命思想。盛華認真閱讀《共產主義ABC》等社會主義入門書籍，提高政治覺悟。1929年春，盛華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秋，盛華考入蘇州農校，1930年秋，因革命行動被校方開除。他又轉到淮陰農校繼續讀書，在校擔任黨支部書記。1932年秋他從淮陰農校畢業，考入開封河南大學，在此期間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33年經叔父盛成引見，轉到北平大學農學院學習。由于盛華在北平大學農學院幾次當面與校長抗爭，又帶頭鬧學潮，被學校開除。
盛華在國內讀書無門，一時又無法找到黨組織，此時他聽說日本仙臺市東北帝國大學新增經濟科，在日本一年有中國法幣600元就能維持正常生活，便產生了去日本留學深造、完成學業的念頭。這一想法得到了時任錢江大橋工程師的大舅李學海和三叔盛止戈的支持,他倆為盛華湊齊了前往日本留學的費用。1935年11月，盛華東渡日本，經日語強化訓練后，順利考入仙臺市東北帝國大學法學部經濟科。該校經濟科的教授宇野紅芷和服部英太郎，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家。盛華在兩位教授的指導下，認真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加深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也更加堅定。這期間，國內先后爆發了“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在日本的盛華與進步同學一起秘密成立“讀書會”和“抗日救國會”，討論中日政治形勢和反蔣抗日等問題，聲援國內的反帝愛國斗爭。
投奔抗日 沖鋒在前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盛華等人再也無法在日本安心讀書，毅然中斷學業，于1937年11月乘坐美國輪船到達上海。回到祖國后，盛華與同學李爾重認為，要投身抗日，就必須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于是，他們一同先到南京，再輾轉湖北，最終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要求參加抗日。恰巧，二叔盛成正在武漢擔任郭沫若、邵力子、茅盾等人組織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盛成向周恩來匯報了盛華等要求參加新四軍、八路軍,投身抗日的事情。周恩來指派丘東平帶他們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辦事處負責人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后，當即表態：“你倆有知識，有文化，歡迎加入抗日隊伍。李爾重，你是北方人，就參加北方的八路軍。”轉而對盛華說：“你是南方人，新四軍剛成立，葉挺將軍那里很需要人，你就到南昌新四軍軍部去報到吧。”他倆接過介紹信，就各自報到去了。
1938年2月，盛華正式參加新四軍。在軍部擔任戰地服務團社會調查組副組長，配合組長徐平羽開展情報收集工作。新四軍移防皖南后，他被派到新四軍三支隊，先在五團任敵工股長，后又擔任三支隊敵工科長。繁昌是敵我雙方爭奪的戰略重鎮,在五次繁昌爭奪戰中，盛華組織敵工人員跟隨戰斗分隊深入前沿，用日語向日軍喊話,對敵軍開展宣傳攻勢。一次部隊在轉移陣地時，他們與戰斗分隊失去了聯系，盛華等不幸被俘。在獄中，盛華與日偽軍斗智斗勇，嚴守組織秘密，始終未暴露身份。就在這時，又一次爭奪繁昌城的戰斗打響了，因戰斗異常激烈，監獄里只剩下幾個日偽軍看守，盛華等人乘夜深人靜，從事先挖好的地道逃了出來，回到了新四軍駐地。
盛華歸隊后，主動向軍部領導和三支隊領導如實匯報了被俘、獄中斗爭和逃脫的情況。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找盛華談話后，讓他留在軍部敵工部繼續從事敵工工作。1940年，新四軍渡江北上開辟蘇中抗日根據地，盛華多次要求到戰斗一線經受鍛煉，得到領導同意。因為他是江蘇儀征人，就讓他到陶勇領導的蘇皖支隊擔任敵工科長。
瓦解敵軍顯神威
新四軍重建軍部后，盛華在一師一旅擔任敵工科長,他根據上級部署和要求，采用多種方式開展瓦解、策反敵偽軍的工作。
盤踞在黃橋的偽三十七師丁聚堂部是盛華聯絡爭取的重要對象。1942年，蘇中三分區敵工委主任朱克靖通過黃橋鎮著名愛國人士朱履先的關系，同丁聚堂建立了聯系。丁聚堂部駐扎黃橋后，避居上海的朱履先回到黃橋，因為丁聚堂原是朱一位朋友的勤務兵，朱早就熟悉了。丁聚堂要請朱當參議，朱履先將此事向三分區葉飛司令員匯報，葉飛對他說：“這是個直接接觸偽軍的好機會，你可以利用參議這個職位，收集情報，這對我們有利。”
1943年夏天，盛華到敵偽統治的黃橋鎮，先到朱履先家里，朱履先見他下身穿一條杭絲綢的褲子，上身沒有穿長衫，就笑了笑說，“你這身穿著不合適，應該穿件上衣才行。”隨即把兒子朱寶權的絲綢長衫拿給盛華穿上。丁聚堂的軍法處長不久也到朱履先家，盛華與他們圍坐在朱家院子里一張桌子邊交談。經過盛華的多次談判交涉，丁聚堂表示接受新四軍的條件，不做危害根據地的事。盛華根據談判的內容，起草了幾條要求他們遵守的條文，丁聚堂表示同意。他雖然沒有在條文上簽字，但還是兌現了不危害根據地的承諾。
上層關系打通后,盛華又讓敵工人員繼續做好丁聚堂下屬的工作。黃橋西北面嚴徐莊是丁聚堂部的一個副團長負責駐守的。經過做工作，他對新四軍很友善，一直保持較好的聯絡關系。黃橋東面水洞口偽軍據點有一個營把守，營長是丁聚堂的侄子。有一次，敵人掃蕩如西地區，新四軍有一個醫療組帶了一部分傷病員就住在緊靠水洞口旁邊的村子里，敵工人員要求丁聚堂的侄子負責保護。敵人掃蕩時，他沒有把日軍帶進這個村子。
施亞夫是中共秘密黨員，1938年3月受命潛伏偽軍內部，1941年6月被委任為偽七師師長。盛華一直與施亞夫秘密保持聯系。鑒于此，蘇中三地委決定，利用施亞夫的關系，派人打入偽軍內部做策反工作,讓如西縣縣委書記李友白帶領部分干部，在如西敵偽據點建立了一個營的部隊，駐扎在交通要道的搬經、加力一線。這支部隊名義上屬田鐵夫的偽三十四師管轄，實際上在中共控制下獨立行動。
1941年9月，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施亞夫秘密找到盛華。盛華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首長對你這一段的工作很滿意，他們再三要我囑咐你,這是特殊戰場，演戲要逼真,辦事要靈活，不能暴露身份。”1944年初，日軍開始懷疑施亞夫等人，準備解除該營武裝。施亞夫、李友白等得知這一情報后，立即組織全營官兵起義。接著敵工部門又策動泰興和如西各一個偽軍大隊的官兵反正。三支部隊合并成立了“蘇中人民抗日自衛軍通如縱隊”，施亞夫任司令員，李友白任參謀長。
盛華懂日文，又能言善辯,是做日俘思想轉化工作的“強手”。1940年上半年，挺進縱隊俘虜了一個名叫崛本的日本兵。組織上把他安排在敵工科，敵工人員和他同吃同住。盛華經常用日語與他交流，很快使他看清了日本當局的反動本質,提高了思想覺悟，崛本后來參加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日軍俘虜香河正男是個中學生，為人忠厚，在盛華的啟發和幫助下，思想進步較快，后成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骨干。他不僅經常書寫對日軍的宣傳單，進行日語喊話,還把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翻譯成日文，向日軍傳播。后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新四軍的戰斗骨干。
文教事業的“拓荒牛”
1949年4月，盛華擔任蘇北區黨委宣傳部長兼蘇北行署文教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初期，揚州作為蘇北的首府，百廢待興。盛華在蘇北區黨委領導下，積極主動地抓好思想政治戰線和文化教育領域的各項工作。在他的建議和推動下，蘇北行署在揚州市建立了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大眾俱樂部，恢復了體育場。
在此期間，盛華為蘇北教育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2年春，盛華意識到，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全國高校要進行大調整，重點是培養工業建設的專門人才和學校教師。揚州是蘇北的首府和政治文化中心，可以借助私立南通學院和蘇北地區高中和師范的師資力量，在揚州建幾所專業學院。他和李俊民等籌劃制定方案后主動向蘇北區黨委書記蕭望東和蘇北行署主任惠浴宇作了匯報，并將方案報送給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孟憲承,為組建蘇北農學院、蘇北師范專科學校、蘇北揚州工業技術學校奠定了基礎。
1952年10月，盛華調任華東紡織工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當時華紡聚集了一批來自全國各地從事紡織工業的專門人才，這是一筆寶貴財富。盛華多次呼吁要愛惜人才，支持他們的工作。全國著名化纖專家、時任副院長的民盟盟員錢寶鈞教授提出，向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學習他們的辦學經驗，推動學校教學改革，購置先進儀器設備，開展科學研究等建議。一些人認為這一主張是崇洋媚外，沒有“自力更生”精神。盛華多次找其他校領導溝通協商，學院領導班子最終采納了錢教授的建議。
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華紡有一位著名專家因歷史上有一些問題，思想壓力很大，主動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拘捕他。上海市公安局就把這一情況向學校黨委作了通報，盛華知道后立即派秘書去市公安局把這位專家領了回來。盛華及時找他談心，向他反復宣傳黨的肅反政策，希望他放下包袱，主動向組織上講清問題，求得組織的諒解，專心致志做好教學工作。后來，這位專家如實向組織上說清了歷史上的有關問題，公安機關依據黨的有關政策，認為是一般歷史問題，不需要作任何結論。從此這位教授放下了包袱，刻苦鉆研業務，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科研工作。
1957年9月，盛華調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工作，兼任高校黨委書記和教育廳長、科委主任。盛華組織人員研究制訂有關政策，采取種種措施，努力加快浙江高教事業的發展。經歷過“大躍進”和大調整后，浙江省建成有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等12所高校，35個研究生專業、109個本科專業（均包括重復設置的專業），基本形成了工、農、醫、師等門類相配套的高校體系。
不知疲倦的“老黃牛”
十年動亂期間，盛華遭受嚴重迫害，盡管如此，他絲毫沒有動搖對黨的信念。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盛華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在浙江省主要負責宣傳部門，并主抓全省的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等工作。浙江衛生系統在“文革”期間是“重災區”，盛華組織人員對全省衛生系統展開治理整頓，對醫務人員評定職稱，對醫院評定一級、二級、三級三個醫療等級，這一做法后來在全國作了推廣。嘉興、湖州等水網地區，血吸蟲病流行，每年都有不少農民因感染該病而死亡。盛華主抓衛生工作后，帶領工作組到血吸蟲病多發地區考察，組織專家研究滅殺釘螺的方法，使全省血吸蟲發病率明顯下降。
1979年5月，盛華到復旦大學任黨委副書記、第二書記兼副校長，1981年1月，當選為黨委書記。他在復旦大學任職期間雖然年事已高，身體不好，但對工作卻盡心盡責。他積極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組織平反冤假錯案800多件，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和干部的積極性，保證了學校各項工作的恢復和發展。他緊緊依靠知識分子興學辦學，經常與校長蘇步青、著名學者周谷城、談家楨、谷超豪等一起商討如何辦學，傾聽他們對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他十分關心教師隊伍建設，為他們開展工作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尤其關注年輕教師的成長進步，對獲得優秀學術和科研成果的人員，不搞論資排輩，大膽提拔使用。他大力倡導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可以破格提拔。當時有位年輕同志非常優秀，29歲就被提拔為教授，盛華看中的就是他的學術水平和鉆研精神，他就是現在在中央工作的王滬寧同志。
在復旦大學，盛華堅持以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為中心，積極倡導和推行教學獎勵制度，組織評比“教學優秀獎”，要求改進教學環節和教學方法，大力倡導啟發式教學，反對“注入式”和“滿堂灌”。
他十分重視科研工作的開展，1981年至1983年，復旦大學科研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5項，國家創造發明獎7項，部委和地方科技成果獎6項，創全國高等院校之冠。
盛華在復旦大學擔任黨委書記期間，使該校由過去只有文、理兩類學科的大學，發展成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管理科學的新型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1997年12月25日，盛華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5歲。
（作者單位系中共揚州市委黨史辦，三位作者分別原為主任、處長、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