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軍》雜志2011年第11期刊登拙文《關于高敬亭》以及趙東云對該文的三點質疑。《關于高敬亭》原是我從臺灣查閱檔案回來后，在《黨史信息報》“查檔札記”專欄10篇文章中的一篇，主要是介紹史料，并沒有展開論述。2011年9月，我應邀出席在安徽岳西召開的鄂豫皖三年游擊戰爭全國學術研討會，并作“關于高敬亭錯案的幾點思考”的發言，現借《鐵軍》雜志發表，兼作對趙文質疑的回復。
高敬亭的功績要講夠
高敬亭是中共在農民革命戰爭中培養出來的高級干部，曾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紅二十八軍政委、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從1939年6月高敬亭被處死，到1977年4月平反，這38年間對高的評價都是否定的。由于高案的原因，紅二十八軍和四支隊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宣傳。近些年，隨著新四軍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高敬亭的歷史功績才逐漸為人所知。
高敬亭的功績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大別山紅旗不倒。在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先后于1932年、1934年長征離開后，高敬亭作為中共在鄂豫皖邊區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在遠離上級黨的情況下，緊緊依靠根據地人民群眾，轉戰鄂豫皖三省45縣，獨立自主地領導并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同時也掩護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
二是為我黨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紅軍武裝。1935年初紅二十八軍成立時僅1300余人，高敬亭從部隊抽出骨干分派到各縣，健全和發展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便衣隊組織。紅二十八軍拖住國民黨梁冠英第二十五路軍、劉鎮華第十一路軍、東北軍第五十七第六十七軍以及鄂豫皖三省保安團等百倍于己的強敵，盡管在艱苦的戰斗中經常遭受損失，但總是能不斷得到補充，到1937年9月仍然有1500余名紅軍和便衣隊下山改編，成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主力。
三是發展和豐富了紅軍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在三年游擊戰爭中，高敬亭和紅二十八軍廣大指戰員一起，總結出許多符合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游擊戰術。如“敵情明則打，地形有利則打，繳獲大則打，傷亡不大則打；反之則不打”的作戰原則；“拖垮二十五路軍，相機打擊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向保安團要補給”的作戰方針；以及“化裝奇襲”、“殺回馬槍”、“分兵合擊”、“避強擊弱、避實就虛”等戰術。這些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是紅軍建設的寶貴財富。
四是成功地達成了國共岳西談判。在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歷史轉折關頭，高敬亭根據對形勢的分析和對中共新政策的理解，很快地適應這個戰略任務的轉變，于1937年7月主動同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進行談判。在岳西談判這場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高敬亭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最終在停戰條件、部隊集中路線、集中地點及軍需給養等方面達成了有利于紅二十八軍的協議。
高敬亭的功績要講夠，但也不能講過頭。有的文章在介紹四支隊1938年安合公路、六合公路伏擊戰時，把消滅日軍的數字夸大到數千人之多，這是嚴重失實的。
高敬亭的錯誤要講透
史學界對高敬亭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對他錯誤的評價方面。我的看法是：
首先，要承認高敬亭確實犯有嚴重錯誤。主要表現在：一是紅軍時期在鄂豫皖根據地追隨張國燾、沈澤民積極肅反，錯殺了不少同志：他在任紅七十五師政委時，曾將師長姚家芳及以下近千名指戰員處死；在三年游擊戰爭中三次肅反，處死江求順、吳保才、余雄、蘆叢珠、羅作凡、劉寅賓、劉正北等一批地方黨和部隊的領導骨干，協助他成立紅二十八軍的重要助手徐成基被逼死。如果說1934年之前的肅反高敬亭只是積極的執行者，那么在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肅反，他就是決策者和領導者了。二是違抗軍令、抵制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的東進指示。紅軍游擊隊下山整編開赴敵后，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前提。四支隊開赴皖東敵后，是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如果不東進皖東，也就沒有后來的淮南抗日根據地，沒有新四軍第二師的發展壯大。由于高敬亭對中央的決策有抵觸，所以部隊下山后，他大部分時間都以養病為由住在后方，部隊交給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領在皖中游擊，不準向皖東敵后挺進。三是拒絕中央派去的政治干部。在高的堅決拒絕下，中央只得將原先派到四支隊任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主任的鄭位三、蕭望東調走，另派高敬亭指名的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然而高、戴兩人關系還是鬧僵，以至釀成“新開嶺事件”，使大批上級派去的政工干部逃離四支隊。四是任人唯親。其親信第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報公開反共，造成惡劣影響。高對此至少負有直接的領導責任。由于高敬亭對下親疏有別，分配不公，以致第八團團長周駿鳴、政委林愷多次向中央要求脫離與四支隊隸屬關系。
其次，指出高敬亭錯誤的同時要實事求是。如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到江北后向項英匯報高敬亭“收編土匪，擴大部隊，自行準備擴大為三個團”。雖確有其事，但無可指責。因為發展和壯大敵后抗日武裝力量，完全符合我黨的既定方針。
第三，要深入分析高敬亭錯誤的主客觀原因。譬如紅軍時期的肅反，并非鄂豫皖邊區首創，是當時各根據地普遍存在的問題。再譬如他排擠政治干部，也與鄭位三、戴季英欠妥的方式方法有關。鄭位三到高部后大談鄂豫皖肅反錯誤，豈不戳到高敬亭的心窩？戴季英本是高向中央要來的，但戴季英仗著曾為高的上級，仿佛手握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對高大聲呵斥。如此怎能搞好關系！再有高敬亭不肯東進的深層原因確是因為慣于山地游擊，對到平原地區作戰沒把握，怕部隊遭受損失，不能簡單粗暴地說高敬亭不肯東進就是“逃避抗戰”。
剖析造成高案的責任
對造成高案的責任，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說王明右傾機會主義害死高敬亭。周駿鳴在其自傳中是這樣認為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表現是放棄獨立自主原則，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雖然蔣介石有電報批準殺高，但這是新四軍自己主動報重慶要他批準的，同時也上報了延安，并非是屈從蔣的淫威。
二是認為葉挺要負主要責任。陳毅在皖南事變后的華中局高干會議批項英時說，“大別山的高敬亭，是葉挺搞掉的，不是項英搞掉的”。反高斗爭時陳毅遠在蘇南，非當事人，此話不足為據。他的話倒是可以反證項英最清楚葉挺在高案中所起的作用。
三是項英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持此說。晚年毛澤東僅憑汪東興報告說未查到中央復電中提到同意槍決之事，而項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就此批示“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
四是說戴季英搞的鬼。這是1953年毛澤東對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當面說的。和葉挺一樣，戴季英肯定也是同意殺高的，但他當時的身份僅是四支隊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反高斗爭的很多人職位都比他高，戴季英又能越過他們搞什么鬼呢？
我的觀點是：首先高敬亭自己要負責。他不應該頑固地拒絕上級對他的批評教育。中共中央、長江局和軍部先后派過鄭位三、蕭望東、葉劍英、戴季英、彭康、董必武、何偉、張云逸、葉挺、鄧子恢、羅炳輝等許多人做高的工作，其中不乏高層領導。項英甚至還怕自己的權威不夠、假借了毛澤東的名義致電高敬亭，鼓勵他率部東進，但仍不起作用。高敬亭堅持錯誤，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對他挽救的機會。
其次，反高斗爭時在場的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也有責任。1939年4月18日，在葉挺過江之前，中共中原局代理書記朱理治曾致電中央書記處，提出處理高敬亭問題的上中下三策：“推動他到延安學習或擇地養病為上策”，“給以副指揮名義，四支隊改為縱隊，由其他同志帶為中策”，“撤銷高的職務為下策”。結果江北的眾多黨、軍領導竟然向上提出殺高的下下策，最終釀成高案悲劇。
最后，中共中央也負有責任。鑒于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和毛澤東對軍隊人事大權的絕對掌控，很難想象會允許下面不經批準擅自處死高敬亭這樣的高級干部。在高被處死前，中央、長江局和軍部電報中多有對高部“幫助”、“教育”、“推動”、“改造”等詞，說明上級對這支紅四方面軍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何況高敬亭確實有觸犯黨紀軍法的嚴重錯誤。再聯系到叛徒張國燾到處招納舊部、派人到大別山散發告同志書，楊、曹叛逃突發事件的背景下，高敬亭被處死并不奇怪。
其實，只要能看到當時江北指揮部與軍部、軍部與重慶、軍部與延安、延安與軍部的來往電報，弄清楚請求蔣介石批準殺高的電報是何人從何處所發，白崇禧電是發給誰收的，以及延安來電和項英復電的全文內容，弄清上述情況，高案的真相不白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