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
遼寧作家張正隆新作《一將難求：四野名將錄》中的《“好戰分子”鐘偉的沉浮人生》一文，在性格決定命運標題下，記述了鐘偉在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新四軍五師的前身）的一段經歷，原文是這樣的：
“1939年夏，鐘偉參加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到豫南四望山一帶開辟根據地。在朱堂店、憨山寺、新街等地打了幾個勝仗，斃傷日偽軍幾百人。一些人飄飄然了，決定將剛成立的三個團，深入敵后開辟新區。鐘偉、陶鑄等人不同意，認為根據地尚不鞏固，這樣做是冒險。后來實踐證明，三個團開到敵后不久，就被打散了。縱隊領導人認為鐘偉、陶鑄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大會小會批判。還說鐘偉妻子是‘特嫌’，父親是‘反動軍官’，鐘偉有口難辯。一天晚上，他帶上妻子、孩子和一個警衛班走了，去蘇北找陳毅。千難萬險，見到陳毅，陳毅感嘆：你這個‘逃兵’，是怎么‘逃’到這兒的呀？眼中揉不進沙子的鐘偉，是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
這一段文字，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鐘偉因為抵制領導的錯誤決策，受到豫鄂挺進縱隊領導人錯誤的批判，逼得“眼中揉不進沙子的鐘偉”帶上妻子、孩子連夜去蘇北找陳毅。這段敘述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顛倒了是非，誤導了讀者。作為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五師中原分會成員，有責任澄清史實，還原歷史真相。
不是縱隊領導錯了而是鐘偉錯了
文中說縱隊領導人大會小會批判鐘偉，整鐘偉。為什么呢？原因是鐘偉不同意挺進縱隊領導人帶著剛成立的三個團到敵后去“冒險”。歷史事實果真如此嗎？
1940年6月2日，國民黨軍1萬余人分數路進攻我大小悟山地區，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予以還擊。鐘偉擔任政委的第三團隊奉命堅守四方山山頭。第四天下午5時，鐘偉和團長上山把部隊撤下來了，僅留營教導員任子衡帶一個班要他們堅持到黃昏時分撤退。鐘偉下山后接到縱隊司令部命令，要第三團隊堅守四方山至午夜12時以后，以掩護第二、第八團隊轉移。接到命令后，他和團長既不帶部隊重返陣地，也沒有通知仍在山上堅守的任子衡。黃昏時分，任子衡帶部隊撤離了山頭陣地。正在這時，頑固派軍隊發起猖狂進攻，因未遇到攔擊，致使頑軍幾乎打到縱隊司令部指揮所前，使司令員李先念處境十分危險。幸虧周志堅帶領平漢支隊及時趕到，掩護李先念等和第二團隊脫險，才避免重大損失。
戰后，因四方山山頭部隊擅自撤離陣地，陷縱隊指揮部李先念等于危險境地，前方已將任子衡扣押，準備公審槍決。時任豫鄂挺進縱隊代理政治委員的任質斌派人調查，得知任子衡是奉命撤離，責任不在他。縱隊派人趕到第三團隊宣布撤銷懲處任子衡的決定。在調查過程中，第三團隊有干部反映團政委鐘偉在下面散布一些不利于部隊團結的話，特別是散布一些關于豫鄂挺進縱隊領導人李先念的一些謠傳。鐘偉甚至還找到同是從紅一方面軍來的豫鄂挺進縱隊代政委任質斌散布這些言論，這就證實了部隊干部反映的情況屬實，當即受到任質斌的制止。第三團隊有個姓蔡的老紅軍營長，也向縱隊領導揭發了鐘偉的錯誤。于是縱隊軍政委員會召開各團隊負責人會議，縱隊領導不點名地嚴厲批評了鐘偉的錯誤行為。任質斌說：在我們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里，目前確實存在著相當多的不良傾向需要糾正，如在上次攻打大小悟山的戰斗中，個別同志不服從指揮，幾乎造成嚴重后果，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這次會議以后，鐘偉不是好好地反省自己，檢討錯誤，相反與個別人商量，要脫離豫鄂挺進縱隊，單獨帶隊伍到鄂南幕阜山去活動。這是帶有分裂部隊性質的行為，是黨紀軍紀所不容許的。為此豫鄂挺進縱隊召開了兩次干部會議，批評解決鐘偉的問題。豫鄂挺進縱隊黨委作出關于鐘偉問題的處理意見上報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關于鐘偉問題，我們已公開地開展了斗爭。在斗爭會上，到會干部又進一步地揭發了鐘偉的許多錯誤，而鐘偉同志在斗爭的火力的壓迫下，也不得不最后承認了自己的各種錯誤，如違反了黨的路線、軍閥思想、政治動搖、破壞組織信仰等。因此，我們決定：將他開除黨籍一年，并即分配他到隨(營學)校去當教員。”劉少奇鑒于鐘偉是員戰將，沒有同意開除他的黨籍，要求把鐘偉交他來處理。根據中原局的指示，豫鄂挺進縱隊派了一個連把鐘偉送到華東。并不是張正隆寫的那樣鐘偉自行帶一個警衛班走的。
怎能把陶鑄與鐘偉事件扯到一起？
文中說：“鐘偉、陶鑄等人不同意”1940年6月大小悟山的自衛反擊戰，“被批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反黨集團”。說鐘偉“不同意”有可能，說鐘偉和陶鑄一起不同意就不可信了。陶鑄1940年4月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路西指揮部指揮長、中共鄂中區委軍事部部長，鐘偉是第三團隊的政委，兩人沒有在一起搭檔過，在挺進縱隊確定向敵后發展時，怎么可能發生“鐘偉、陶鑄等人不同意”的事？而且陶鑄已于1940年5月就調赴延安了，在1940年8月豫鄂挺進縱隊召開軍政干部大會，開展反不良傾向時，怎么可能跟鐘偉一起受批判呢？至于把他倆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更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隨意編造。
處理鐘偉問題是縱隊黨委集體的決定
處理鐘偉問題，始終是在縱隊黨委的集體領導下，始終是在中央、中原局的指導下進行的。李先念是紅四方面軍的，鐘偉是一方面軍的，對處理鐘偉問題感到為難，同是一方面軍的任質斌主動主持，和陳少敏、政治部副主任王翰一起處理了鐘偉問題。為處理鐘偉問題，豫鄂挺進縱隊與中央和中原局先后有五次電報聯系。而絕不是文中所表露出的是豫鄂挺進縱隊領導的個人行為，是故意整鐘偉。
任質斌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實事求是地評價了這件事。認為對鐘偉的批評處理總體是正確的，是及時的。但處理方式和處理意見有不夠妥當之處。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處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對于統一部隊的思想和行動，加強組織紀律性，保持部隊的高度集中穩定，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以后新四軍五師再沒有發生不服從統一領導、破壞部隊團結的現象。
鐘偉作為開國將軍，立過很多戰功，特別是后來他在彭德懷事件上的鮮明態度和表現，都令我們肅然起敬。然而，瑕不掩瑜，鐘偉在歷史上也有過過錯，這也是難免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這絲毫不會損害他的光輝形象。問題是我們回顧和研究歷史，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功是功，過是過，不能因為歌頌他的功績，就把過錯也當成功績，甚至歪曲歷史事實，編造虛假情節。這種文過飾非的做法，只能喪失歷史文章的可信度，也損害了鐘偉將軍的形象。對鐘偉這一問題，先后發表的回憶錄、回憶文章已經不少，事實是非常清楚的，黨史界和組織上也已有明確結論。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黨史工作一定要尊重歷史，實事求是。該文作者既然從事黨史軍史的寫作，本應該去做基本的調查了解，不能僅憑道聽途說，就胡亂動筆。這是一種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是研究和宣傳黨史軍史之大忌，也是研究工作中的不正之風。讓我們共同努力，凈化黨史研究這座神圣的殿堂，把黨史的宣傳和研究工作提高到新的境界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