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與辜振甫
“汪道涵先生”，是1993年4月下旬首次“汪辜會談”，共同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項協議之后，海內外人士對汪道涵的尊稱。“汪辜會談”舉世矚目，標志著兩岸關系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青年學生時期的汪道涵就已投身革命，他在抗日戰爭中成長、成熟，成為職業革命家，而這一切又與他有一位進步的、崇尚現代教育的父親切切相關。
因愛國而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15年3月27日，在安徽省嘉山縣(今明光市）明光鎮，又誕生了一個男嬰，他的第一聲啼哭與其他嬰兒并無不同，所不同的是，他有一位與眾不同的父親—明光鎮著名人士汪雨相，清末秀才 、同盟會元老，早年投身民主革命，1904年留學日本，曾任孫中山先生的文書。汪雨相回國后從事教育，是中國現代基礎教育奠基人之一。他為兒子取名汪導淮（后改名汪道涵），對其人生志向和人生轉折有重大影響。汪雨相對愛子寄予厚望，年幼時，便送他到自己創辦的明光小學讀書。汪道涵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成績優異，13歲就進入明光中學初中班學習。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群情激憤，抗日呼聲遍于國中。消息傳到明光中學，學生立即上街游行。汪道涵和同學秦其谷、李正恩等19人還上街宣傳抗日，抵制日貨，聲淚俱下，十分感人。當年10月，他們扒火車到南京參加了對國民政府的請愿示威，要求立即出兵東北，抗日救國。
1931年底，汪道涵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高中部。在南京期間，他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下半年，18歲的汪道涵從南京考入上海交大機械系學習。在此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書籍，思想不斷進步，同中共地下組織有了聯系。
1933年1月，汪道涵參加革命工作，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中共上海交大黨支部宣傳干事、中共法南區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等職務。11月初，他帶領幾名同學上街散發傳單，向群眾宣講抗日救國。突然，不遠處傳來刺耳的警笛聲。為了掩護其他同學撤退，他站在石階上向夾在人群中的同學喊道：“你們快跑，不要管我。”說完，他跳下石階向和同學們相反的方向跑去。其他同學脫險了，汪道涵被國民黨軍警逮捕了。在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監獄中，他大義凜然，不屈于淫威，嚴守黨的秘密。汪雨相得到兒子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變賣家產，東挪西借，終于籌措5000元大洋前往上海營救。三個月后，汪道涵由父親保釋出獄，之后，被聘為明光初級中學教師。他以此職業為掩護，在家鄉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34年7月，汪道涵與秦其谷、李正恩等人在明光中學校園內秘密成立了一個讀書會，組織青年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宣傳革命思想。因時為民國二十三年，故命名為“二三讀書會”。
1937年春，汪道涵考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理學院數理系，插入本科二年級繼續讀書。是年暑假，他由上海回到家鄉，與原讀書會的幾名成員在汪家協商，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戰時服務團”，由李星北任團長，汪道涵任副團長。同時，還創辦了《抗日快報》，組織了“抗日救亡劇團”等，以各種方式宣傳抗日救國。 在家鄉期間，汪道涵還組織成立了中共明光臨時黨支部，發展黨員。秦其谷、李正恩、李純儒、戴皋汝、汪乃樞等五位青年學生先后入黨。汪道涵為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書記，李純儒負責組織工作，李正恩負責宣傳工作。汪道涵派李純儒、汪乃樞到南京尋找中共組織。他們在南京轉悠幾天，因未能聯系上，只好返回。
汪氏父子毀家紓難奔赴延安
汪雨相是進步人士，憂國憂民，汪道涵等人的活動瞞不過他的一雙慧眼。他明瞭青年們的追求，并由同情到支持。一天，他對汪道涵說，要抗日救國，光在家鄉搞不出什么名堂，必須走出去，學好本領才行。汪道涵聽了父親的話，試探地問：“您的意思是到哪里去呢？” 汪雨相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汪道涵明白父親的意思，高興地問：“去延安？”汪雨相堅定地說：“對，去延安！我決定帶領全家到延安……” 汪道涵說：“太好了！不過，我還想把臨時黨支部的成員都帶走。您看怎樣？”汪道涵的意見和志向得到父親的贊同和支持。于是，他們決定奔赴延安。
1937年10月9日晚，汪家開了全體成員會，汪雨相正式公開了要帶全家人投奔延安的計劃，汪道涵具體講了去延安的理由和打算。10月10日晚，汪雨相、汪道涵父子帶領全家、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成員及家屬，共28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當時投奔延安的人很多，但基本上是青年學生和熱血青年，像汪雨相、汪道涵父子帶上全家及親友的，還是第一個。汪氏父子為抗日毀家紓難，奔赴延安，后來傳為佳話。
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緊緊握住汪雨相的手，激動地說：“歡迎！歡迎！我代表邊區人民歡迎您的到來。我要在延安為您擺酒接風洗塵。”在林伯渠、葉劍英等同志的幫助下，汪氏父子等終于到達了中國革命圣地延安。
中共中央領導聽說明光的汪雨相一家到了延安，親切地接見了他們。林伯渠親自設宴給汪雨相接風，并向他敬酒。當林伯渠聽說他們為防止意外，在西安將孫子、孫女和另兩個孩子送進了西安育嬰堂時，感動地流下了眼淚。到了延安后，汪雨相被安排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任秘書長，工作任務不算太重。在延安，老人看到，人人平等，自由、和睦，相親、相愛，人人有書讀，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老人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他從內心佩服毛澤東，佩服共產黨。他為長子汪道涵的選擇而自豪、慶幸。
汪道涵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陜北公學學習。在寶塔山下、延河水畔的窯洞里，汪道涵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列主義和統一戰線理論，學習游擊戰爭等戰略戰術。經過半年時間的學習，他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參加新四軍到淮南敵后去
1938年春，汪道涵在陜北公學畢業后，受黨組織派遣，從延安到達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七里坪，參加了新四軍第四支隊，先后任四支隊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團長等職務。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軍四支隊戰地服務團（7月改為五支隊戰地服務團）20余人，隨蘇皖省委委員、津浦路東臨時前委書記方毅和朱紹清指揮的新四軍四支隊八團二營，到達津浦路東嘉山縣名鎮自來橋。這個鎮因在歷史上有一段神奇的傳說和在群眾中流傳的一個歇后語“有病不請醫生—自來瞧（橋）”而得名。自來橋位于明光東南約40公里的群山之中，和滁縣、來安、盱眙接壤。他們到達這一地區后，立即喚起廣大民眾抗日救國的愛國熱忱，積極發展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
1939年6月，汪道涵發展自來橋青年積極分子周正渭、金石、劉仲民、梁化農等4人入黨，并成立了中共自來橋黨支部，金石擔任支部書記，劉仲民任組織委員，周正渭任宣傳委員。這是嘉山縣第一個正式的中共黨支部。此后，汪道涵又派人到白沙王活動，首先成立了“青年抗日協會”，并發展陳功、張玉昆、孫學林、陳永才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共白沙王支部。還派人到張浦郢一帶開展工作，在那里發展了進步青年宋再潮、楊如新、汪傳勝、胡道勝等人入黨，并成立了中共張浦郢支部。抗日烽火在皖東盱來嘉邊界地區迅速點燃，漸成燎原之勢。
10月，新四軍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政委郭述申率支隊部到津浦路東。在羅司令指揮下發動了來安戰斗，打擊了日軍的威風。11月間，汪道涵邀請羅炳輝率特務營和話劇團從半塔到自來橋參加軍民抗日聯歡大會。羅炳輝在會上宣傳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言行。隨后，話劇團為群眾演出了精彩的節目，激起了群眾的抗日熱潮。
12月底，劉少奇率中原局機關到達皖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他主持召開三次中原局會議，傳達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強調江北新四軍要東進，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
1940年3月17日，皖東地區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之后，皖東各縣相繼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3月中旬，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聚集10個團的兵力進攻路東中心區半塔集，當時羅炳輝率五支隊主力正在路西配合四支隊反擊桂頑，半塔軍民在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五支隊政委郭述申等領導下，堅守七晝夜，最后在兄弟部隊馳援下打退韓德勤頑軍，取得勝利。半塔保衛戰勝利前后，路東各縣頑縣長都跑掉了。嘉山、來安、六合、儀征、天長、高郵、盱眙、淮寶八縣先后建立政權。4月，成立了路東八縣聯防辦事處。不久，中共中原局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從路西遷到路東。
主政民主政府，領導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
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月中旬在自來橋鎮宣告成立，汪道涵出任縣長。他負責組建了縣政府民政、文教、財政、糧食、軍法等辦事機構，建立了區鄉政權。還組建了縣人民武裝“嘉山縣總隊”，親自兼任總隊長，縣委書記江平秋兼任政委。總隊下轄一個獨立營，有4個連的武裝。各區設區大隊，鄉成立中隊。到1942年，全縣民兵發展到2300余人。民兵根據主力部隊作戰需要，化整為零，打擊日偽軍。還配合主力部隊參加澗溪、白沙王、中嘉山、東西徐、獨山、白米崗等近百次戰斗。到1942年，參戰3800余人次，斃傷敵計500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18挺，長短槍23支，以及彈藥、電臺等大批軍用物資。1940年7月初，汪道涵還組織民兵平息了周屯倉、自來橋一帶的地主暴亂，繳獲40多支長槍，1支短槍，并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苗五、易懷本等首惡分子。
在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時，還組建了嘉山縣各界抗敵協會總聯合會。這是工、農、青、婦等群眾抗日組織的領導機構，主任為丁明志。主要任務是動員和團結各抗日階級、階層及民眾團體進行對敵斗爭。接著，嘉山縣農民抗敵協會、工人抗敵協會于1940年春成立。嘉山縣青年抗敵協會、嘉山縣文化界抗敵協會于1941年1月宣告成立。1941年春，嘉山縣婦女抗敵協會成立。
戴錫可是汪道涵的夫人。她出身名門，知書達理，思想進步，于1940年2月參加革命，曾任中共自來橋區區委書記。1940年夏，汪道涵與戴錫可結婚，成為革命伴侶。
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汪道涵認真抓統一戰線工作，和澗溪、自來橋、白沙王等地的一些地主、開明紳士、幫會的頭面人物建立關系，使其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1年4月，為團結和爭取各階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汪道涵主持召開嘉山縣第一次參議會。參加會議的代表有縣工抗、農抗、青抗、婦抗的代表，參議員有張雪徵、周正渭、許克俊、雷國勛、李賢杰、周鶴元，宋干卿、孫新甫、吳相臣等。汪道涵當選為參議長，何壽之、周鶴元當選為副參議長。
自1941年起，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在全縣范圍內發動農民廣泛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實行“二五減租”、“三七分租”等，調動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積極性。1942年1月，為發展經濟，繁榮市場，穩定物價，嘉山縣決定成立供銷合作社。它是群眾性的集體組織，群眾入股，買貨優待，每年分紅兩次。每區都設立一個供銷合作社。此后，縣內各集鎮都興辦了供銷商店。汪道涵還通過他父親的舊交、大辛莊的富戶辛老先生借了5000元大洋，在自來橋創辦了一個國營商店，取名利華商店。店門前親撰一副對聯：“利國利民國民宜利，華夏華族夏族光華”，使商店的宗旨更明確。利華商店開業后，物價開始平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深受廣大群眾歡迎。
為了克服困難，發展生產，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還要求各區鄉組織變工隊、代耕隊等。1942年3月，在澗溪、自來橋等地組織了互助組。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得到發揮，生產發展了，群眾生活改善了。
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縣長汪道涵對根據地教育十分重視。他組織一批人到各鄉鎮調查了解教育現狀。1941年4月8日，在自來橋召開教育動員大會。他在會上就復蘇和發展根據地教育事業作了報告，要求在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每鄉一校或兩校”活動。課本一律使用新編的文、史、地、算和農業知識等新民主主義教材，進行文化科學知識和愛國主義教育。會后不久，恢復了澗溪、白沙王、自來橋、劉郢、仇集等9所小學。
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東區委任命汪道涵為中共嘉山縣縣委書記，并繼續兼任縣長。同年底，擔任津浦路東八縣聯防辦事處副主任、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副主任，協助方毅主任工作。1941年12月初，縣委、縣政府在大許郢主持召開全縣新文化動員大會，提倡新民主主義文化，反對封建主義文化。中共嘉山縣委書記兼縣長汪道涵講話，號召各鄉有小學，村村辦冬學，人人要識字，大辦識字班，廣泛開展冬學運動。之后，根據地教育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嘉山縣創辦了大徐郢、官山、張浦郢、煙口橋、石壩、桑大郢、戴巷、舊縣等8所小學，1600多名少年兒童入校學習。
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還組建了“自來橋抗敵劇團”，汪道涵親自兼任團長，鄒玉龍任副團長。劇團緊密配合中心任務開展宣傳活動，創作和編演了大小節目近百個，不僅在縣內演出，還到淮南抗日根據地中心區半塔集等地進行演出，發揮了喚起大眾、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作用。
1943年2月，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后，他仍擔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兼任津浦路東專署專員。1943年8月，汪道涵調華中黨校學習，一年后續任原職。汪道涵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汪道涵先后任蘇皖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建設廳副廳長，華東軍區、山東軍區軍工部部長兼政委，膠東行政公署代主任，安徽省財辦主任，杭州市軍管會副主任兼財經部部長，浙江省財辦副主任、省財政廳廳長兼商業廳廳長等職。在后勤、商業、金融、物資等諸多方面努力工作，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新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不遺余力
新中國建立后，汪道涵先受命赴上海任華東區財政經濟委員會工業部部長，1950年4月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兼任華東文化用紙管理委員會主任。1951年5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他參與接管官僚資本工廠，整頓工業秩序，恢復、鞏固和擴大華東工業基本建設，為華東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時，汪道涵的夫人戴錫可擔任上海益民工業公司總經理。通過戴錫可，汪道涵認識了年輕的江澤民。從此，他們建立了忘年交和親密的革命友誼。
1952年8月，汪道涵奉調北京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此后不久，他建議將江澤民從輕工業戰線調到機械工業戰線工作。在一機部的12年間，汪道涵主管機械工業生產、科研院所和對外合作等工作。曾經陪同周恩來總理訪問蘇聯，加強同蘇聯、東歐等國家的技術合作與項目引進。他為順利實施以156項大型建設項目為核心的“一五”計劃，為機械工業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4年10月，汪道涵調離一機部，任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但他仍心系機械工業的發展。他先后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和榮譽理事長，積極開拓民間科技交流渠道，組織學術交流，引進先進技術，繼續為我國機械工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間，汪道涵蒙受冤屈，遭受迫害。1972年初回京后，在一機部情報所工作。當時在一機部工作的江澤民同志，仍時常看望尚未恢復工作的汪道涵。重新獲得工作機會的汪道涵，此時尚未正式平反，但他以豁達的胸懷和極大的工作熱情致力于機電工業科技情報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參與主持編寫的《機械工程手冊》和《電機工程手冊》，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78年8月，汪道涵恢復領導工作，先后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等職。他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積極推動者，也是經濟特區的積極支持者。他以極大的工作熱情廣泛調查研究，為推動對外開放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他協助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制定我國發展進出口貿易、技術引進、利用外資和對外經濟合作的方針政策；他關心和支持經濟特區的開辦與發展；他根據我國首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組織制定實施條例和有關管理辦法，推動了國內外經濟技術的合作與發展。
1980年10月，汪道涵任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代市長。1981年4月當選為上海市市長，成為1949年以來上海的第五任市長。直到1985年6月，汪道涵卸任，由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市長。在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長期間，他主持制定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匯報提綱》等一系列事關上海重大發展的戰略性決策，先行提出了浦東開發、申辦世博會、建設航運中心等重要主張和意見，為上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做出了突出貢獻。1985年，美國塔夫茨大學授予他公共管理學名譽博士稱號，以贊揚他在上海市長任內的政績。芝加哥市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
汪辜會談開啟海峽兩岸關系新篇章
1985年7月汪道涵退居二線后，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顧問、上海市經濟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等職務。同年12月28日，上海市臺灣研究會誕生，他又被一致舉薦為名譽會長。在此期間，他心系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繼續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獻計出力。
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在京成立，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提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會長重任托付給年高德昭的汪道涵。1992年，他成為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參與中央對臺工作的重大決策與部署。汪道涵晚年擔重任，譜寫了他一生中最為華彩的篇章。
1992年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香港會談后形成“九二共識”，凝聚著汪道涵的智慧和心血。1993年4月27至29日，汪道涵受權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共同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汪辜會談”舉世矚目，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首次公開接觸商談，標志著兩岸關系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闡述了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并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即著名的“江八點”。
汪道涵努力貫徹江澤民提出的八項主張。他站在民族和歷史的高度，探索解決兩岸關系中的重大政治問題。為擴大兩岸關系的政治基礎，爭取臺灣同胞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理解，他提出了“86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應邀率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和北京，與汪道涵再次會晤，并受到江澤民總書記的接見。汪道涵與辜振甫在上海會晤期間達成四項共識，開啟了兩岸政治對話。
2005年5月，汪道涵在上海抱病先后會晤來大陸訪問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他強調指出，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脈相通，骨肉相連，和平發展難能可貴，民族振興彌足珍貴。
2005年5月2日，汪道涵在上海會見國民黨主席連戰
2005年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汪道涵身體力行地貫徹中央“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不辭辛勞地廣泛會見臺灣各界人士，有政界人物、民意代表、退伍將領、企業家、學者、記者等，人數之多，難以計數。臺灣各界人士通過與他的會見，增加了對大陸對臺政策的了解，增加了對大陸高層人士的敬佩，也增加了對祖國大陸的感情。
汪道涵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受到兩岸同胞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2005年12月24日7時12分，汪道涵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0歲。他的英名與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與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緊緊聯系在一起。
華夏子孫永遠不會忘記人民功臣汪道涵！
作者小傳
劉以順，中共安徽省委黨校研究員，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安徽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長期從事黨史黨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的研究和宣傳工作。已發表出版作品共300多萬字。發表的主要論文有《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后后》《曾希圣與安徽的責任田》《鄧子恢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前后》《60年代初安徽農村責任田始末》《萬里和安徽的“大包干”》等200多篇。參與編寫了《和青年朋友談鐵軍精神》《新四軍在安徽》《馬長炎傳》《鄭抱真傳》等十幾部有關新四軍歷史的著作，并出版專著《勤政反腐的巍巍豐碑》《外戰中的內戰》（兩人合著）《人民代表大會工作辭書》等。作品曾在省內外獲獎2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