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反復告誡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準備進行許多具有新特點的偉大斗爭。朱文泉上將在《島嶼戰爭論》中提出的“準戰爭”方式，就是充分反映并適應“新特點偉大斗爭”的重要軍事思想。這一軍事思想，對指導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軍事斗爭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是當代十分難得、值得深入探討和拓展的軍事大智慧。
“準戰爭”是貫穿《島嶼戰爭論》的重要軍事思想
在《島嶼戰爭論》“瞻論”中，作者對“準戰爭”方式作了重點深入論述。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克氏之論”已經時過境遷，暴露出很大的歷史局限性。認為，盡管當代戰爭仍然是政治的繼續，引起戰爭的原因更加復雜多樣，已經突破了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對戰爭演變過程所作的著名認知和定義。
作者指出，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未必只表現為“流血的政治”一種情形、一個階段、一個過程，而是出現了“非武力斗爭”這一新的情形、新的過程和新的階段。換句話說，戰爭作為流血的政治，在其爆發前會出現一個“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斗爭情形、過程和階段。因此，雖然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直接演進為戰爭，通常表現為“政治一戰爭”兩個階段的情形仍然存在，但是，由政治矛盾引發的“政治一非武力斗爭一戰爭”三個階段的情形已經頻繁出現，“非武力斗爭”作為戰爭的新情形、新過程、新階段，已經日益成為世界關注并且非常注重運用的政治斗爭的新方式和新手段。對這種情形、過程和階段，并不能簡單看成“非戰爭軍事行動”，在本質上仍然屬于戰爭，具有極其強烈的人為的對抗性、威懾性、征服性，只是沒有達到戰爭那樣最激烈、最殘酷的程度，對此可以簡稱之為“準戰爭”。
出現“準戰爭”方式，是當代社會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和各國國家利益既相互沖突而又相互依存的必然結果。因此，“準戰爭”這個政治階段和過程不僅獨立存在，而且成為一種常用的政治斗爭以至軍事斗爭方式、手段；其作為政治和戰爭的一種獨特表現，不僅與政治緊密關聯，而且與“戰爭”緊密關聯，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的前景和戰爭的得失。因此，“準戰爭”必將對國際政治、軍事斗爭特別是戰爭指導帶來新的巨大變化和影響。
“準戰爭”思想是全書主要創新亮點之一。作者除了在“瞻論”中明確提出并對“準戰爭”方式作出專門論述外，還在各個相關重要章節對這一軍事思想作了必要的陳述和鋪墊。例如，在第一章“勢論”中，就明確指出：“研究島嶼戰爭，必須關注世界總體軍事大勢。”既要“全力維護和平，時刻警惕戰爭”，又要“以充分的戰爭準備制止戰爭，以磨礪甲兵擁抱和平”。又如，在第二章“因論”中，作者對島嶼戰爭產生原因的分析，在指出其源于資源爭奪的同時，更深人分析了其所產生的復雜的政治、經濟、安全、宗教等各種主要社會原因，實際上是在強調島嶼戰爭產生原因的復雜性對島嶼戰爭方式方法多樣性和可選擇性的深刻影響和規定性，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島嶼戰爭，就其激烈、毀傷程度看，必然地會以更多的斗爭方式出現，其中“準戰爭”現象的出現和增多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理論邏輯作用下，所以作者在第三章論述島嶼戰爭戰略指導的“略論”中，全面充分考慮到了應對現代島嶼戰爭的“準戰爭”與“戰爭”所具有的復雜性和敏感性，特別強調了戰略指導尤其要把握的要領要則，告誡人們“莫拿國運賭戰爭”，要“反復權衡戰爭該不該打、能不能打、怎么打和戰后怎么辦等重大戰略問題”，同時要善于“對戰爭進行精心設計”“拓展和創新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做足‘借天下’的文章”，特別是要加強“以‘間’為核心的情報、離間、策反等手段的運用”，同時還要重視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達成“文治與武治”的結合。類似的有關論述在第六章“戟論”、第九章“心論”、第十章“法論”、第十一章“備論”中也有體現，特別是在“備論”中作者明確指出：“軍隊要打贏兩種戰爭：準備的戰爭和真實的戰爭”，且特別強調“準備就是戰爭”，在這里“準戰爭”的概念已經昭然若揭。
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作者不僅對現代島嶼戰爭新內涵有著十分清晰的界定和把握，而且已經站在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個新的時代高度來認識現代島嶼戰爭，進而使其無論是對“準戰爭”還是“戰爭”的認識和把握，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軍事思想境界。
“準戰爭”軍事思想的時代價值極其重大
歷史上大凡重大軍事思想的出現，必定都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是時代的產物。《孫子兵法》誕生于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春秋時期，是兩大社會形態轉換的產物?！稇馉幷摗穭t是在總結以往戰爭經驗特別是拿破侖戰爭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是19世紀西歐資產階段革命時期的產物。毛澤東軍事思想，則是中國人民近現代反抗封建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的產物?？梢哉f，是時代的需求呼喚了這些軍事思想的問世，同時這些軍事思想的問世又推動了時代的進步。
“準戰爭”軍事思想的提出，何嘗不是如此?？傮w來看，“準戰爭”軍事思想的提出，是當今和平發展時代的產物，對于實現人類的和平發展以至最終消滅戰爭，具有極其重大的時代價值和意義。其實，“準戰爭”行為，在戰爭產生后就已經出現，如《孫子兵法》中的“間戰”和歷代戰爭中經常出現的“先禮后兵”“圍而不打”現象等。但是由于當時人類文明進步還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因而這一戰爭方式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應用。即使是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也曾經采用“準戰爭”行動方式，但是在總體上仍然沒有將其提高到應有的政治斗爭重要地位。
然而，在《島嶼戰爭論》作者看來，“今天的時代，雖然存在諸多矛盾與問題，但和平發展是時代主題，世界各國都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既不希望自己卷入戰爭，也不希望周邊地區乃至國際社會出現大的動蕩。與這種需求同時出現的，是愛好和平力量的壯大、國際法規范的日漸普及、價值觀念的逐漸調整等，它們共同強化了和平與發展的正能量，而戰爭的破壞性巨大、耗資劇增的現實，則從反面抑制了走向戰爭的野心與欲望，在這種情況下，相關國家在處理矛盾與爭端陷入僵局之后，都較為自覺地選擇非武力斗爭的方式，而不是直接走向戰爭，即使是非武力斗爭可能耗時較長、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仍然不會輕易選擇戰爭，除非出現了戰爭瘋子!”正是作者洞悉了當下時代的特征，把握了時代的脈搏，看清了時代的前進方向，所以才能得以高屋建瓴，破天荒地將“準戰爭”提高到極其重要的政治斗爭地位并予以深入研究。
當代宏觀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一系列情況在繼續有力地印證作者這一軍事思想的正確性并更加彰顯其巨大的時代價值。目前，雖然美國仍然不愿放棄全球霸權主義，并積極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是鑒于中國實力的壯大和美自身與中國的各種切身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深度依賴，其既不敢發動對中國大規模的軍事打擊，又不愿輕易放棄對中國的遏阻和顛覆，在許多領域以至軍事領域還不得不繼續深化與中國的合作。因此，盡管其在南海、東海、臺灣等問題上拿“航行自由”等問題大做文章，在“網絡安全”“太空安全”“軍備透明度”等問題上對中國借口說事并做動作，然而其所采取的行動卻不是“武力戰爭”，而是非武力斗爭的“準戰爭”。
就亞太主要國家關系以至國際關系看，盡管相關國家矛盾尖銳，但卻存在許多可以交換、牽制、共同的利益空間，這些也必然為運用“準戰爭”方式提供廣闊的政治舞臺。例如，美國既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和一些東盟國家的軍事同盟，唆使、縱容這些國家對我國找事、攪事，但又不愿這些國家為了自身利益將其拖入與我國的大規模戰爭。美國雖然對日本軍國主義采取“綏清”政策，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給予日本更大范圍的軍事行動權，然而其對日本的控制基本沒有改變，既沒有賦予日本自己立憲的權力，更沒有撤走駐日美軍基地且未支持日本聯合國入常，其與日本的關系還遠遠沒有擺脫“占領與被占領”關系的范疇。特別是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美國還有許多在中日之間可打的王牌，且變數很大。在臺灣和南海問題上，中美之間在臺海“和平統一”問題上，“原則”上也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因此還存在著很大的合作余地和利益空間。就中日關系看，主要障礙是日本政府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和釣魚島問題。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主要關系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但從美國對日控制和日本內部諸多情況看，雖然軍國主義復活程度不斷增強，但還遠遠沒有達到讓日本輕易開戰的程度；至于釣魚島問題，雖然日本有“購島”舉動并不斷加強防衛演習，不承認與我存在領土爭議，但釣魚島毗鄰沖繩，而沖繩只是由美國交給日本臨時管理，并不是國際法認定的日本領土，且目前沖繩獨立運動開始興起，我在保衛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方式方法上還有著很大的政治空間。總之，一系列的情況表明，當今世界，即使是世界關注的中美、中日之間，雖然大規模戰爭的威脅仍然存在，但是威脅更加現實的將是非武力斗爭的“準戰爭”。積極準備與實施“準戰爭”，已經成為時代政治斗爭方式方法的迫切需要，對此我們應有客觀清醒的認識。
任何戰爭方式，都必須具有對政治的獨特功效，否則，也就失去意義，失去存在的價值和生命力。因此，“準戰爭”到底具有什么樣的政治作用，是《島嶼戰爭論》作者特別關注和深入研究解答的核心問題。為此，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作了十分精辟深入的分析和論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烈宣示政治利益的作用。相對于一般的外交抗議、聲明等行動，“準戰爭”是政治宣示主張的又一種新的手段。其既可使政治主張的宣示超出常態，具有一定的對抗性、威懾性、堅決性，展示堅定的政治決心和明確的利益底線，又可不使政治立即表現為“流血”的激烈對抗沖突和大規模毀傷。二是迫使政治思維調整的作用。政治思維的核心是明確利益、謀取利益、獲得利益。但是任何利益的謀取和獲得都必須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各種條件不允許謀取和獲得，或者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得不償失，那就會失去政治斗爭的價值和意義?！皽蕬馉帯弊鳛樽呦驊馉幍那白?，正是為政治思維提供了一個可思考、可選擇、可改變的過程和空間，通過這個過程和空間，可以使政治思維作出更加明智的、可行的、正確的選擇。三是解決問題和戰則必勝的作用。“準戰爭”具有解決問題和戰則必勝的雙重功能。首先，“準戰爭”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如果不能解決政治利益沖突問題，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并被人們廣泛運用。大量事實表明，正是通過經濟制裁、?？辗怄i、軍事演習、網絡攻擊、偵察與反偵察、策反和反策反、和平軍事占領，甚至所謂的“顏色革命”，使得許多的國際政治斗爭收到了兵不血刃、不戰而勝的效果，達成了重大政治矛盾問題的有效解決。另一方面，“準戰爭”又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唯一手段，戰爭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最終手段。所以，任何“準戰爭”手段的運用必有戰爭手段支撐?！皽蕬馉帯钡倪@種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得其既是當今時代的產物和新的政治斗爭方式，又是對戰爭手段運用的積極前伸和必要前提。
因此，《島嶼戰爭論》作者所提出的“準戰爭”方式，不僅深刻揭示了當代島嶼戰爭以至整個戰爭演變發展的新的特點規律，而且更加適應了以國家總體安全觀為指導確保中國崛起過程中我國總體安全的新的政治需要。從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新的安全形勢特別是軍事安全形勢看，雖然敵對勢力對我實施大規模軍事介入與打擊的戰爭引而不發，但是“準戰爭”特別是由國家海洋權益和島嶼主權爭議引發的“準戰爭”早已實際展開。所以，要實現中國夢，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善于認識、掌握、運用“準戰爭”手段。
“準戰爭”運用應把握的要旨和要領
既然“準戰爭”作為一種新的斗爭的方式手段必須予以掌握運用，那么在組織實施“準戰爭”時應當特別關注和解決好哪些問題呢?對此，《島嶼戰爭論》作者不僅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且為我們拓展軍事思維、創新軍事斗爭方式方法，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概括其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特別值得深思和把握。
一是要轉變戰爭運用觀念，不要排斥“準戰爭”。一方面要看到“準戰爭”的客觀存在，不能一說戰爭就只是對抗性、毀傷性程度最高的“武力戰爭”；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準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行動和戰爭軍事行動的區別和聯系，“準戰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爭，但又與真正意義上的戰爭緊密聯系。如果我們不轉變戰爭觀念，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戰爭運用觀念上，就可能導致用戰爭和非戰爭的一套行動原則和方式方法去簡單地代替“準戰爭”的行動原則和方式方法，就不可能更好地運用并組織實施好“準戰爭”并達成特殊的政治目的。特別是在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內，我國發展的基本特征是由大向強，有著許多的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的問題需要通過“準戰爭”手段來解決，這更需要我們牢固樹立“準戰爭”觀念，并深入探討研究解決其運用及組織實施的一系列問題。
二是著眼“準戰爭”的政治要求，明確目標和原則。為什么要采用“準戰爭”的方式手段?說到底是尋求一種新的解決政治矛盾沖突的方式方法，也就是說是為了盡可能地降低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災難，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再實施戰爭。這就決定了“準戰爭”的戰略目標和指導原則不是“戰勝”“打贏”，而是“促進合作”“謀求共贏”，避免走向戰爭，主要是通過“準戰爭”行動，使對方進一步看到進行戰爭的風險和代價，看到自己的實力差距和達成預定戰略企圖的難度，看到不可改變的事實，看到可以得到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進而不得不調整戰略思維和戰略目標，作出必要的收斂、妥協、讓步，為通過政治談判謀求合作共贏創造條件?？梢哉f，這是運用和組織實施“準戰爭”的基本要旨和要領，離開了這一點，也就失去了運用和組織實施“準戰爭”的政治價值和意義。在這個問題上，盲目地以“戰勝”“打贏”為目標和原則，或者忽略發揮其在確?！皯饎佟焙汀按蜈A”中的重要作用，都是錯誤和有害的。
三是注重“準戰爭”效果，創新行動方式和指揮藝術。能否達成“準戰爭”最佳效果，直接關系政治運用得失。因此，必須十分關注對政治矛盾焦點的掌握，聚焦“準戰爭”的具體“熱點”，出其不意地采用最利于實現政治目的的行動方式方法，科學合理地運用軍事和非軍事力量，善于捕捉并充分利用實施行動的最佳時機，嚴格遵守并靈活運用國際法，確保行動有理有利有節，緊密配合軍事行動，及時有效地展開輿論、心理和法律攻勢等等。此外，為了提高“準戰爭”能力，還應根據新形勢下軍事斗爭的需要，建立健全國家安全領導和管理機制，建立便于采取“準戰爭”行動的特種力量并形成合理的結構，建立并完善軍民融合的聯合行動組織指揮體制機制，開發研制配備必要的軍事裝備和特種器材，進行必要的行動能力訓練，特別是要通過演習切實提高有關力量遂行任務的能力和指揮水平，尤其要培養造就高素質的將官隊伍。這方面，美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有著許多成功的實踐經驗和具體做法，我國近些年來也積累了許多經驗，必須深入地加以研究總結，借鑒和運用。
四是認清“準戰爭”的局限性，堅持以打贏為支撐。我們重視并強調充分發揮“準戰爭”的作用，但絕對不能把“準戰爭”看得無所不能。事實表明，“準戰爭”作用的發揮是與國家綜合實力特別是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實戰能力成正比的，打贏能力越強，“準戰爭”的行動效果越好。否則，則相反。因此，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國家綜合實力特別是軍隊實戰能力越是不斷增強，就越是要高度重視“準戰爭”的運用，尤其是在其作用效果不能立即顯現的情況下，更要有必要的戰略耐心；另一方面，要始終把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特別是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能力放在國家發展的“兩個基石”的重要位置，著眼當代戰爭變革所出現的網絡化、無人化、空天一體化、高超音速全球瞬時打擊的發展新特點新趨勢，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努力快速縮小我軍與強國軍隊的差距，為更有效地運用“準戰爭”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最后，衷心希望《島嶼戰爭論》的創新的軍事思想，能夠得到更多的人們的領會、認同和運用，在實現中國夢中發揮其應有的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效益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