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秘密會見張學良，達成逼蔣抗日口頭協議
1936年4月9日之夜，在延安清涼山下的天主教堂，周恩來與張學良初次會見。兩人一見面，張學良便緊握著周恩來的雙手，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周恩來一聽忙說：“張將軍，好眼力啊！”張學良謙遜地說：“不，不！誰人不曉共產黨著名的美髯公啊！”說罷，大笑不止。
周恩來見張學良如此豪爽，不無感慨地說：“初次相見，有著一種故人相見的親切感。”張學良聽了一愣。周恩來解釋道：“張將軍有所不知，我少年時代曾做過你父親張大帥三年的臣民，對東北人的性格還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歡的。”張學良說：“難怪周先生如此痛快，稱得上是半個老鄉了！”
張學良又認真地說：“諸位可能還不知道，我和周先生還是同一名師的弟子！”在場的人都有點不知就里，就連周恩來也有點不解。張學良接著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既是你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周恩來問：“張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師？”張學良停了一下，如實相告：“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后來聽了張伯苓的規勸，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張伯苓為師。”周恩來道：“張伯苓先生一生愛國，迭次聲明反對內戰。我們這兩個弟子當遵從師教，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一次重要的歷史性會談，就在這十分親切友好、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開始。
會談的中心內容是抗日救國道路問題。張學良首先快人快語：“不瞞周先生說，兩年前，我認為中國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擁護蔣介石為領袖，把朝野各黨各派的意志集中起來，把全國各方面的力量統一起來，才能抗擊日寇、應付國難。但我現在已認識到過去那種想法錯了……”
周恩來耐心靜聽張學良的講述，臉上的表情和善而莊嚴，他說：“中國要抗日，要收復東北，必須實行民主，走人民群眾的路線，才能調動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抗日力量，把中國引向光明。搞個人獨裁，不要民主，不要人民大眾，只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
張學良贊同周恩來的看法：“周先生講的極是。但對于蔣介石，我本人和你們有不同看法。”“蔣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據我這兩年觀察，蔣介石確實有民族情緒，有抗日的可能。蔣介石目前處在岐路上，他錯在‘攘外必先安內’，把這錯誤國策扭轉過來，就可以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是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目前應當設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來沉思了一下，說：“張先生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本人同意張先生‘逼蔣抗日’主張，如果抗日戰爭爭取不到蔣介石這個集團參加，將是個大損失，爭取過來是有好處的。為了抗日救國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愿意爭取這個力量。”
而后在談判中，張學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愿參與醞釀此事。（二）同意紅軍集中河北，但認為紅軍在山西恐難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綏遠。（三）如紅軍堅持東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漢路西的東北軍與紅軍聯絡，可使駐陜甘的東北軍為紅四方面軍北上讓路。（四）蔣介石現在歧路上，但有可能爭取與其合作。目前他不能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進駐蘇區。周恩來也提出：（一）釋放被捕的共產黨人。（二）劃陜北區為紅軍后方。（三）抗日勝利后，共軍與國軍同等復員遣散。（四）準共產黨人為合法政黨，等等。張學良應允待機將這些條件向蔣委員長轉陳。
周、張初次會談，雙方都感到非常滿意。周恩來對同行的李克農說：“想不到張學良是這么爽快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張學良也說：“同周恩來會談之后，良甚感得意”，“我要早見到他多好啊！”
周恩來協助張學良實現逼蔣抗日
周恩來與張學良第二次見面，是在西安事變之后。
12月4日，蔣介石在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甲、乙兩個方案，逼張、楊選擇。甲案：服從命令，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赴陜甘前線剿共；乙案：如果不愿執行甲案，那么東北軍調福建，十七路軍調安徽，將陜甘兩省剿共任務讓給中央軍來完成。這兩個方案，張、楊均不能接受。張學良、楊虎城既不愿再打內戰，也不肯離開西北，于是下定決心走兩步棋：第一步苦諫勸蔣，盡量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蔣不聽，就實行第二步，兵諫扣蔣，將蔣介石捉起來，逼蔣抗日。
張學良主動承擔勸蔣工作。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五間廳蔣介石住處，聲淚俱下哭諫，蔣介石拍桌怒斥：“現在你就是拿手槍把我打死，我剿共政策也不能改變。”楊虎城從旁婉言勸蔣，蔣介石也不為所動。12月9日，蔣介石與“西北剿總”將領商定，12月12日頒布總攻陜北紅軍命令。如張、楊不從，就先解除張、楊的武裝。至此，張、楊已別無他法，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毅然對蔣實行兵諫。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立即電請周恩來到西安，共商決策。”
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和羅瑞卿、童小鵬一行18人，從保安出發，騎馬風雪兼程170多華里，趕到延安機場，坐上張學良派來的專機，于12月17日晚行色匆匆趕到西安。
為了穩定局勢，周恩來與張學良當即商定：在軍事方面，東北軍、十七路軍集中于西安、潼關一線，紅軍主力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替東北軍，必要時側擊甘肅的胡宗南以及支援關中。紅軍加入西北抗日聯軍。這樣，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形成了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局面，鞏固了西安的地位。
在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周恩來贊同張學良的對蔣方針，并就事變的性質、前途和處置辦法發表意見。周恩來指出，事變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形成舉國一致的抗日局面；一是蔣介石拒絕談判，那就公審他，宣布罪狀，予以處置。但這將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制造有利條件。我們應該爭取好的前途，避免壞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說服蔣介石的方針。只要蔣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同意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
翌日上午，周恩來又拜會了楊虎城，交流了他與張學良商談的情況和中共和平解決的方針。由于張學良和周恩來意見一致，因而楊虎城沒有表示異議，但他很擔心蔣介石陰險毒辣，被釋放后會翻臉不認人，實行報復。周恩來對楊虎城的顧慮表示理解，但他認為，現在抗日已是大勢所趨，蔣介石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只要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團結一致，力量強大，蔣介石想報復也報復不成。
共產黨不計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國家根本利益為重，不僅使張學良、楊虎城折服，也推動了西安群眾接受和平方針。西安的和平方針又有力地支持了南京政府內主和派的斗爭，迫使主戰派頭子何應欽派宋子文、宋美齡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談判。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齡飛到西安，即代表蔣介石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進行談判。周恩來代表張、楊和中共“三位一體”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雙方同意以此作為基礎，談判相當順利。蔣介石雖不參加談判，但以“領袖人格”擔保實現諾言。
談判雖然有了結果，但雙方在何時放蔣介石及撤軍問題上仍有分歧。張學良擔心夜長夢多，怕蔣出了閃失，于國家民族不利。于是他在25日下午3時，既未同楊虎城商量，也沒同周恩來通氣，獨自決定立即放蔣，并親自陪蔣飛回南京。
周恩來念念不忘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功臣張學良
周恩來與張學良相聚，前后加起來總共只有8天9夜。但就是這短短的8天9夜，卻使二人建立起恒久彌長的革命友情。周恩來不止一次地稱贊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鐵血男兒”，張學良也說：“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來”。
張學良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幽囚歲月里，曾避開戒備森嚴的看守特務，親筆給周恩來寫過兩封密信。周恩來也一直惦記著囚禁中的張學良。1937年1月10日，周恩來曾有一信致張學良，信中寫道：“漢卿先生，自兄伴隨蔣先生入京后，此間一切安然，靜候蔣先生實踐諾言，由兄歸來主持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發表，愈是使大家認識蔣先生信義和寬宏。乃事未及周，蔣先生休假故里，中央軍竟重復壓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惶惑憤懣不可終日。……臨穎神馳，佇候明教，并希為國珍攝萬歲！”
同年2月17日，囚禁于奉化溪口的張學良，背著戒備森嚴的看守，給周恩來寫了第一封密信，交東北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帶給周恩來。信的全文是：“恩來兄：柱國兄來談，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于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請代為向諸同人致敬意。”張學良在信中對周恩來“一本初衷”挽救危局的“大無畏精神”表示“欽佩”。
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作為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恩來發言，他說：“我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們在這里談團結，這個人對團結的貢獻最大，這個人就是促成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張漢卿先生。我們懷念他，誠懇地希望他能早日獲得自由。”這時整個會議廳異常沉寂。這番話使在座的一幫國民黨軍政要員們一個個閉目闔眼，滿臉羞愧，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同年4月19日，囚禁于貴州桐梓的張學良，又給周恩來寫了第二封密信：“恩來兄：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有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作紅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視想也。近日友人慘死（指葉挺等飛機失事遇難），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盡一”。
1946年12月，在延安紀念西安事變10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嚴正指出：“歷史應該公斷，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蔣介石抗戰是張、楊兩將軍順應人民公意逼成的，張、楊兩將軍從此就獲得人民的諒解和擁護，不是偶然的。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一年多了，然而，張、楊兩將軍卻被蔣介石幽囚了10年。這段公案，人民會起來給以正當裁判。也只有人民，才會真正堅持釋放張、楊。那些擔保張、楊無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們，卻早已忘恩負義，食言而肥了。”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座談會上，周恩來指出：“西安事變是值得紀念的。由于西安事變，張、楊兩將軍是千古功臣，這點是肯定的。”
1975年9月，周恩來病情已非常嚴重。但此時此刻，他仍然關注著臺灣的張學良。當他從一份《情況反映》上得知張學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險，就立即提起筆來，用顫抖的手寫下批示，要有關部門查清具體情況，想辦法給予幫助。周恩來還不放心，又在批示上連加了三個字：“托！托！托！”這是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在北京病逝。那時張學良已定居在美國夏威夷。當他獲悉鄧穎超病逝的噩耗時，曾經以掩飾不住的悲哀語氣對身邊的人說：“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見周先生一面，……沒能再見到周先生和夫人，這是我的終生遺憾啊！”張學良給他在香港的侄女打電話，要求她一定前往北京，替他給鄧穎超送一個花圈。
7月14日，就在鄧穎超遺體即將火化的前一天，張學良的花圈終于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鄧穎超的靈堂前。花圈的雪白緞帶上寫著：“鄧大姐穎超千古張學良趙一荻敬挽。”
如今，張學良將軍也在美國作古了，但是，周恩來、鄧穎超和張學良之間的革命友情，卻仍如他們生前的事跡一樣，長留于天地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