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銀行錢幣（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內使用）
1942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五年，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候。日、偽軍連續在華北地區推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反復掃蕩，集中強大兵力以“鐵壁合圍”、“篦梳清剿”等戰術，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
與此同時，嚴重的自然災害也無情地襲來。華北地區尤其是太行山地區蝗災蔓延，旱災肆虐，不少地方還流行霍亂、瘧疾等傳染病，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老百姓和抗日軍隊的生活極端困難。1942年5月，日偽軍集中2.5萬余人對太行區進行大規模掃蕩，八路軍左權副總參謀長犧牲，同時犧牲的還有八路軍司令部、中共北方局、新華社、黨校等單位不少干部。這是抗戰爆發后我軍遭受的最大一次損失。時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副校長的滕代遠因軍情緊急，沒有交代完工作，就隨來接他的一行人上路了。他的新職務是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兼情報處處長。
滕代遠一到任，除協助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太行軍民粉碎敵人的掃蕩外，主要抓精兵簡政，開展多種形式的生產自救活動，闖過1942年。
年初，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得知這里軍民度荒的情況后，發電報向彭總表示：我們蘇北、山東地處沿海，物產豐富，有糧食、海產品等，除我們自用外，可抽調一部分支援你們。隨后，陳毅又兩次給八路軍前總發電報，詢問是否接收支援物資？
彭總曾考慮過這批物資如何接收的問題。江南和太行山遠隔千山萬水，還有敵占鐵路、公路相阻，要想順暢地把大批款項和物資從新四軍地區轉運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困難可想而知，因此遲遲未復電。接到第二次來電催問，彭總與滕參謀長、羅瑞卿主任等商量后，給陳代軍長回電：接受新四軍方面的援助，希望派出得力人員與我方聯系。
彭總親自找邊區工商管理總局局長王興讓商談。王興讓30歲，1932年入黨，1941年任太行區第四專員公署主任，同年7月調任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管理總局局長，對邊區經濟工作的情況熟悉。由于他先天缺一只右臂，人們稱他“獨臂局長”。
彭總見到王興讓，把這次任務的大概情況和總部的決心向他作了交代。王興讓聽后感到責任重大，表示回去馬上了解一下情況，提出一個穩妥的方案后再匯報。臨走時，彭總囑咐他：“調款一事事關重大，絲毫馬虎不得。具體工作你去找滕參謀長。”
幾天后，滕代遠在辦公室約見王興讓。王詳細匯報了此次調款工作的初步設想。從整體上看，北方地區條件比較成熟，天津、青島兩地均有我們的商業網點，可充分利用現有的關系。而南方地區有些困難，需要在上海建立一處商業網點，還必須物色一位合適人選，坐鎮上海并能夠長期潛伏，負責接收和交接的聯絡工作。滕參謀長指示：原則上同意這個設想，派往上海負責聯絡工作的人選由總部情報處物色。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錢幣（平津日本占領區內使用）
此時的滕代遠心中已有了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此人就是晉冀魯豫區黨委研究室研究員吳青。29歲的吳青，1938年在抗大總校校部秘書處工作。吳青生長在上海一個富有愛國思想的家庭，父親是辛亥革命的一員戰將，中華民國成立后，被民眾推舉為上海舊城的第一任縣長，在當地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影響。滕代遠找來吳青，開門見山地說：“現在有一個重要任務，華中新四軍要支援華北八路軍總部一批款項和物資，需派人到上海接收后，轉運到太行山根據地。考慮到你是上海人，我們想派你去做一些聯絡工作，你看有什么困難嗎？”吳青沉思一會兒說：“我已離家六年，只要老母在，總可以掩護我住一個時期。我服從領導決定。”參謀長聽后十分高興，囑咐她去找情報處派遣科林一科長具體商談。
不久，我約吳青面談。我和吳青1941年都在八路軍總部秘書處工作過，這次見面感到特別親切。我說：“你回到上海后，先妥善安置住下來。會有新四軍地下交通員與你接頭，他把有關款項物資交給你，由你再轉交給天津派駐上海的人員。此款有多少接多少，有多少交多少，雙方接觸時不必過多交談。你看還有什么問題和意見？”吳青說：“我身體雖然有點小病，現已好了。請組織放心，我會設法完成任務。”兩天后，吳青調到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處派遣科給她照了相，以便進入敵占區用在“良民證”上。
前面提到的天津方面的負責人，“獨臂局長”選擇的是剛從敵占區天津回到太行山根據地的趙有德，39歲，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1943年4月入黨，是一位經驗豐富，對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
9月10日，滕代遠參謀長在辦公室接見了趙、吳兩同志。他首先提綱挈領地把調款任務闡述了一番：“你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到上海、青島兩地分別將那里匯總起來的款項，分批提取出來匯到天津。然后再想辦法分批匯回太行山根據地。具體工作你們找邊區工商管理總局王局長詳談。”接著，王局長同他們一起研究了一些具體事宜，他對吳青說，一、從現在起，你不能與周圍同志來往接觸，不能讓認識你或不認識你的人知道你將去何地；二、你需要自己制作一套可以去敵占區穿的衣服；三、離開邊區時不能攜帶根據地的用品，片紙只字都不能帶；四、有交通員伴你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把你介紹給新四軍的交通員，你把在上海的聯系方法告訴雙方交通員；五、你除了接交款項的任務外，沒有其他任務，不同上海地下組織聯系。
1943年夏秋之際，經過周密策劃的、有近百人參加的東款（新四軍）西調（太行山八路軍）工作有序地展開。
王興讓，坐鎮河北省涉縣索堡鎮，全面指揮；
曲介甫，代表王興讓去新四軍軍部接頭，轉告接款安排；
趙有德，敵占區調款負責人；
王磊然，協助趙有德做好接款準備；
姬忠忱，先去上海與新四軍交通員聯系并為吳青探路；
吳青，以闊小姐身份為掩護，潛回上海準備接款；
曹中樞，林縣任村德興貨棧經理，等待接款、接貨；
李汝修，武安縣陽邑德慶隆貨棧經理，準備收款、收貨。
在根據地里，為配合這次“戰役”行動，雖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是絕大多數人是不知道內情的。在敵占區里，可以利用的社會關系和交易場所不計其數，但都是各種款額和貨物的交易，根本想不到這是新四軍支援八路軍的抗日救災款。
趙有德火速回到天津后，急忙約見“晉泰昌雜貨莊”的總經理蘇繩武（化名宋慶祥）、經理馬振華。趙向他們傳達了八路軍前總的重大決策，提出了調款任務和具體安排。他布置說：“我們的任務是到上海、青島兩地收款。上海是重點，時間長，款項多，還要倒換銀行和幣種，由宋慶祥親自去。為掩護起見需要在上海開設一座門面，也由老宋主持。青島方面因款額較小，可派伙計蘇丕芝去。馬振華留在天津，負責接待處理上海、青島方面來人、來電、來函。”任務分工明確，大家分頭行動。
宋慶祥即刻動身前往上海，經過朋友舉薦，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開了一家“慶豐號貨棧”，等待接款。派去青島的蘇丕芝，打著為東家接收一筆財產的旗號，在一個朋友的店里設立內莊，取名“隆泰號”，自任經理，負責把收到的現鈔就地采購成雜貨，囤積待運。
陳毅（左）和滕代遠在一起
不幾天，他們收到情報，稱山東地區派出的人員已到天津。趙有德隨即與來人見面，對上接頭暗號后，趙有德讓他即刻返回，到青島找“隆泰號”經理蘇丕芝，當面交清錢物。幾天后，蘇丕芝傳來喜訊：“青事順利，款肥物豐，不日到津。”
10月初的太行山，秋高氣爽，云淡風輕。王興讓局長派交通員姬忠忱護送吳青去上海。二人經林縣任村進入安陽敵占區，把假“良民證”換成真的“良民證”后，登上南下的火車，經徐州、南京，奔往上海。
吳青回到闊別六年的故土，按響門鈴后，一位女傭打開院門：“你找誰？”“我是四小姐！”“哎呀！真是四小姐回來啦！”吳青快步進到屋內，見到久別的母親，心情萬分激動。
吳青簡要向母親講了近年來的情況，說她現已結婚，家在河南安陽，丈夫是個教書的，人很老實，對她也好（實際上她的愛人新華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何云同志在1942年5月反掃蕩中已犧牲，她為了安慰老母，才編造出這段話）。這次回家是特意為母親祝60大壽的，順便到上海醫院看看婦科病。老太太聽了不住地點頭。家里除母親外，三個姐姐早已出嫁，只剩一個比她小五歲的弟弟吳天蔭，在一個私人開的“企工銀行”任職。
吳青回家后就換了服裝，無論是旗袍還是手飾，都是大上海流行的式樣。
時隔一日，吳青乘三輪車到大東亞旅館找到同來的交通員姬忠忱，告訴了自己家中的電話號碼，囑咐他有人來聯系時，一定要先用電話聯系，以便約定見面地點。
幾天后，新四軍軍部派出的聯絡員陳祥生，打電話約吳青見面。陳祥生把新四軍匯總的第一批款子當面交給吳青，說明這批款是華中根據地邊沿地區的商號向根據地稅務機關交納的稅款。商號與上海的銀號、錢莊有經濟往來，所以用的是由錢莊簽發的莊票，憑這個票可到指定的錢莊提取現款。
吳青想到，這種莊票來歷與新四軍根據地有關聯，容易引起日、偽人員注意，不如換成與根據地無關的銀行支票更為保險。她借助弟弟在“企工銀行”任職的便利，說這是丈夫生意往來中的款項，暫存“企工”幾天，等待合伙人來取。
幾個月之中，吳青多次在各種不同時間、地點和新四軍聯絡員陳祥生見面接款，及時請弟弟在銀行存、取，并轉換成支票，再將支票交給天津方面派來駐上海的“慶豐號貨棧”經理宋慶祥。就這樣運作了八個月的時間，由于工作細心謹慎，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為了掩人耳目，吳青還為母親辦了60大壽，去醫院治病等。
2005年6月，林一（88歲）與吳青（91歲）在一起
調款行動中規定的兩個交款地——上海、天津均交接順利，外地的款項源源不斷匯入天津。上海方面為穩妥起見，把敵占區內“中央儲備銀行”的鈔票兌換成華北通用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貨幣。青島方面又接款，又收貨。除匯款外，還有大批貨物運到，有大料、白糖、紙張等。這些貨物帶著新四軍及華中人民對華北地區抗日軍民的深厚感情，源源不斷從青島運往天津。
從1943年秋至1944年秋，新四軍先后給太行山區匯來敵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偽幣和部分貨物約折合800萬元。按當時敵占區物價5元購40斤一袋面粉計算，此款可購買160萬袋面粉。
1944年10月，根據上級指示，總指揮王興讓發出命令：調款行動勝利結束。
大調款行動除八路軍、新四軍領導和幾個做具體工作的人員知道外，抗戰時期從未向外宣傳過。八路軍、新四軍互相支援，共渡難關，情深誼厚。
1943年11月，新四軍代軍長陳毅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1944年1月下旬到達八路軍前總所在地——晉東南左權縣麻田鎮。滕代遠參謀長向陳毅通報了接受新四軍款、物的進展情況，最后說：“太行山軍民真誠地感謝新四軍的支援。這些錢、物對太行山抗日軍民將起到極大的作用。”陳毅還接見了指揮這次調款行動的王興讓局長，王局長代表太行軍民送給陳毅一件用最好的羊羔皮做的坎肩御寒。（滕久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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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興讓，新中國成立后，任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副部長、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正部級）。1997年7月去世。
趙有德，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對外貿易經濟學院外貿系行情教研室主任（局級），1992年1月去世。
吳青，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專員、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司長、對外友協常務理事。1982年底離休。
曹中樞，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監事會監事。2001年10月去世。
曲介甫，曾擔任北京商業學院副院長，1972年9月病逝。
林一，河北武邑人，滕代遠夫人。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鐵道部干部處處長、勞動工資處處長，北京鐵路分局副局長，北京鐵路管理局副局長、政治部主任、黨委第二書記，北京鐵路局顧問。1984年離休，2007年8月病逝。此文是林一2005年撰寫的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