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我們啟動了八集文獻紀錄片《血染著我們的姓名》的拍攝，我在片中擔任總編導。為什么要拍攝這部紀錄片？說來話長。1997年，原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周子中、范執中、朱仁三位老戰士，醞釀創作一部反映我黨領導下的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電視連續劇《四明山》。三位老同志耗費了很大精力，完成了劇本的文學創作，并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但由于種種原因，尤其是經費問題，拍攝電視劇的設想一直沒有能夠實現。一晃近二十年了，當年浙東縱隊的老領導、老戰士不少相繼離世，作者之一的周子中同志也去世多年了。
抗日戰爭勝利已有71周年。我雖然是膠東的革命后代，1963年隨父母工作調動到浙江，但在學校里聽到了不少關于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感人故事。1989年浙江電視臺拍攝大型紀錄片《浙江四十年》，我擔任總攝像師，曾多次深入浙東革命老區，所到之處，無不被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跡所感動。在梁弄獅子山戰場舊址，我還揀到了八發已銹跡斑斑的手槍子彈。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用紀錄片的形式，反映浙東革命先烈和老一輩的光榮歲月，以表達后代對他們的無限緬懷和崇高敬意。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雙馬影視陳俊瑋總經理的支持，得到了杭州市文學藝術聯合會和上虞、余姚、嵊州三家革命老區電視臺的支持，決定共同出資拍攝。2014年國慶節那一天，在雄偉的四明山頂峰，我親自拍攝了紀錄片的第一組鏡頭……
我們克服了人員少、史料缺乏、經費不足等困難，用浙東革命前輩的犧牲精神，鼓舞著攝制組的每一位同志，圓滿地完成了這一艱巨的創作任務。據我所知，八集紀錄片《血染著我們的姓名》，是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完整地反映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文獻紀錄片。從2015年8月29日開始，該片在浙江電視臺教育科技頻道、黨建平臺和上虞、嵊州、余姚三家革命老區電視臺同時首播，一直播到9月3日勝利日大閱兵。國慶節期間，上海浦東新區電視臺也播出了此片。10月中旬，浙江電視臺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播出。11月23日晚上10點，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通過衛星播出平臺，以每晚兩集向全國進行了播出。
我黨領導下的十九塊抗日根據地中，浙東的情況非常特殊，斗爭更為艱苦復雜，尤其是與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怎么準確地把握尺度？原則性非常強。對于浙東的抗戰，我就聽到過一種污蔑性言論，說浙東的新四軍從來就沒有打過日本鬼子。我當時就拍案痛斥：1941年我黨領導下的浦東部隊到浙東不久，姜文光烈士、陸陽烈士就是在和日軍的作戰中犧牲的。后來又聽說，凡是在抗日戰爭中被國民黨殺害的，都不能評為抗戰烈士。為此，我一度非常困惑。
2015年7月30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這個講話一掃壓抑在我們心頭多日的陰霾，我們作為共產黨的后代，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宣傳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豐功偉績，反映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歷史真相，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質。
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浴血奮戰，抗日戰爭的最后結局是難以想象的。東北是怎么淪陷的？完全是“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政策的失敗。賣國的《何梅協定》是哪個簽署的？是何應欽和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的，這個協定實際上放棄了對華北的主權，為兩年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更大的隱患。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就通過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不久便組織東北抗日聯軍，抗擊入侵日軍。而國民政府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正式向日本宣戰。他們在干什么？國民黨一直在猶豫不決，期盼所謂的國際調停，投降論調甚囂塵上。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首先取得了“平型關大捷”和以后的“百團大戰”勝利，涌現出“狼牙山五壯士”“馬石山十勇士”“劉老莊連”“大魚山抗戰烈士群體”等一大批抗日英烈，他們寧死不屈，和日寇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人民從不向侵略者屈服的英雄氣概。
在拍攝期間，我到歷史檔案館查找資料時，無意之間翻到了當年的一份國民黨《中央日報》，時間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不久。《中央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蔣介石的一篇署名文章，大標題是《以德報怨》。文中大談中日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要求全國軍民以孔孟之道的寬恕之心，正確對待日本侵略者，善待日本戰俘，重新構筑所謂的中日和平。對于侵略者，蔣介石大發慈悲，而對于積極抗日、為了國內和平奉命北撤的新四軍浙東縱隊，蔣介石卻視為“心腹之患”，稱為“奸軍”，命令第三戰區就地消滅。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及其反動政府繼續與人民為敵，直至1949年被人民推翻，趕到了臺灣和幾個小島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其者昌，逆其者亡”，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的。我非常贊同這句話：可以遺忘仇恨，但不能忘記歷史。
創作過程是非常艱辛的。在我們拍攝的關鍵時刻，中國新四軍研究會會長朱文泉同志、副會長王清葆同志給予了我們許多重要指示，并決定由中新會直接領導這部紀錄片的創作，承擔政治上的一切責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楊彬同志，親自擔任紀錄片出品人之一，并一直密切關注著我們的拍攝工作。92歲高齡的浙東新四軍老戰士楊光同志，為我們籌集資金四處奔走，老人家那剛毅的背影，至今仍不時在我眼前浮現。我們和北京市新四軍研究會浙東分會的兄弟姐妹們，沿著當年的紅色路線，重走了前輩們流血犧牲的戰場。楊抗美同志為我們紀錄片光盤在國家總局和軍隊的審批，操了不少心。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浙東分會的何竟生、黃明明同志，為了紀錄片的文字稿創作，先后召集了兩次專家和后代的座談會，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寧波新四軍研究會的王泰棟同志，對浙東根據地的歷史非常熟悉，他不厭其煩地向我介紹歷史情況，幫助我梳理拍攝的思路。義烏新四軍研究會的吳聯隆同志，親自陪同我到當年伏擊日軍的蕭皇塘戰場拍攝外景。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諸多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與支持，我們的創作要取得這樣的成功是難以想象的。我常懷有一顆感恩的心，回憶著這些并不遙遠的往事。
根據我們預先設計，紀錄片要出版光盤向全國公開發行，浙江電子音像出版社義不容辭地承擔了這個重要任務。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委托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把關，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的專家審看了全片，最后的評語是：“紀錄片創作者的政治觀點正確，采用外景拍攝和口述歷史的形式，充滿著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正能量，有較好的史料性和藝術性。”這是對我們工作最好的褒獎。
殘酷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想滅亡一個國家，首先消滅其歷史，進而混亂其思想，蘇聯的解體就是最好的例證。郁達夫烈士滿懷憤懣地說：“一個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當前，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打著“揭秘”“爆料”的幌子，用他們編造出來的所謂真相，抹黑我們黨的歷史、抹黑軍隊的歷史，抹黑領袖形象、抹黑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輩，離間我黨我軍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坦率地說，這些年來，我們思想戰線的工作做的不夠好，讓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鉆了空子，沉痛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
在創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經常獨自坐在剪輯臺上，每每看到片尾字幕那一份浙東抗日根據地血染著的烈士名單時，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在激動和感動后，冷靜地想一想，我們為那些永遠沉默的先烈們做一些什么？我們今天歷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么？怎樣才能使我們的鐵軍精神代代相傳？怎樣才能使我們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怎樣才能使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的鮮血不會付諸東流？如何針對青少年的特點，對他們進行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的教育？這些都是刻不容緩、迫在眉睫的大事情。我認為，歷史研究再糾纏于“多少人？多少槍？”的某些歷史細節，已無多少實際意義，陶醉于父輩輝煌中的“自我感覺良好”更不可取，我們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為現實服務中來。現在爭奪下一代的斗爭非常激烈，已經呈現出“白熱化”的狀態，看不見的戰線上處處是刀光劍影。沉重的命題擺在我們的面前，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歷史在“恰似無情卻有情”地拷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