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初，剛到北京履職的肖勁光以海軍司令員身份第一次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研究打撈“重慶”艦。
“重慶”艦原是國民黨海軍的一艘輕型巡洋艦。1949年2月25日在上海吳淞口起義，開到解放區煙臺。該艦艦身長154米、寬15.5米，滿載排水量7500噸，最高航速32節，續航力4000余海里。艦上不僅火炮、高炮、魚雷齊全，而且均由雷達控制指揮，炮彈自動裝填。
這種戰艦在軍事技術先進的西方國家雖不屬先進行列，但在國民黨海軍中是絕無僅有的。對剛剛起步的人民海軍來說，當然更是不可多得的寶貝，所以從起義后，它就受到百般的呵護。先是錨泊在煙臺港外，由于國民黨空軍不斷派飛機偵察轟炸，3月4日移至遼寧錦西葫蘆島港。為了使“重慶”艦免遭國民黨飛機炸壞，東北軍區組織駐地部隊與“重慶”艦官兵一起就地取材，以漁網、松枝、麥秸稈等對艦體進行了偽裝，同時調了三個重型高炮連在碼頭外側駐守。就是這樣，它還是被國民黨飛機發現了。3月18日、19日，國民黨空軍派出多架飛機輪番到葫蘆島港轟炸。“重慶”艦留守護艦官兵和前來護艦的高炮部隊，對敵機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在護艦戰斗中，沈桂根、韓志銘等6名士兵壯烈犧牲，17人負傷。“重慶”艦艦體也多處中彈，嚴重受損。為防止“重慶”艦遭受更大損失，經上級批準，官兵拆除了艦上的一些重要設備，于3月20日打開海底門，將其自沉在葫蘆島碼頭外側。一年過去，新中國成立了，正在組建的人民海軍急需軍艦，打撈“重慶”艦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過去的這一年的時間里，“重慶”艦雖然沉在了水下，但中央軍委沒有忘記。1949年8月，軍委派張學思為籌建海軍院校赴蘇聯考察時，就指示他向蘇聯海軍部提出請派專家來華協助打撈“重慶”艦的要求。在海軍領導機關成立之際，軍委又專門召開會議具體研究打撈“重慶”艦問題。會議由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主持，總參謀部、總后勤部有關部門，重工業部、鐵道部等部門，均派人參加。解放軍總司令員朱德出席會議，并在會上作了重要指示。他說：“這是一件大事，要組織一個統一的機構，集全國的力量來辦理。所需經費可由作戰費內開支。”聶榮臻說：“把準備工作做好，技術方面的事情，可委托蘇聯專家辦。”經過研究，最后決定，由海軍司令部、總后勤部和重工業部、鐵道部，及遼西省政府、某部一○七師等單位，分別派干部組成“‘重慶’艦打撈委員會”。由“重慶”艦起義后曾在艦上擔任過政委的朱軍任主任委員，負責領導、協調整個打撈事宜。
作為初上任的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尤其重視“重慶”艦的打撈工作。會后，他根據此次會議決定致函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希望能在1950年年底前將“重慶”艦打撈上來。周恩來接受肖勁光的建議，親自致電蘇聯國防部長布爾加寧，提議請蘇聯于同年8月份以前派專家來華，啟動“重慶”艦打撈工作。
1950年6月下旬，周恩來告訴肖勁光，布爾加寧已正式回電，表示同意協助打撈，但時間要往后推——年底前摸清情況，準備材料，明年春天才能正式投入打撈。此前，首先要由兩國貿易部簽訂一個合同，中方須向蘇方支付打撈費約55萬盧布。
考慮到海軍建設對裝備的急需，海軍和外貿部通過多種渠道一再向蘇方爭取按我方計劃打撈“重慶”艦，并如數交付了打撈費。最后，蘇方終于同意按中方要求啟動打撈工作。當年8月1日，由打撈隊長弗·恩·格里高利也夫率領的蘇聯各方面專家、工程人員一行205人抵達葫蘆島，開始進行現場勘查、準備。
10月11日，開始潛水檢查。“重慶”艦沉于葫蘆島港2號碼頭北側，右舷傾斜90度，右后側臥于8至11米深的海底。打撈時采取邊扶正、邊上浮的辦法，各個崗位上的絞車、浮筒協同動作。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翌年6月初，進入打撈的最后階段。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各方人員共同努力下，“重慶”艦終于于6月13日被打撈出水。接下來，艦體清理施工組即登艦進行測試、清掃等工作。
14日，朱軍和格里高利也夫分別代表中、蘇雙方簽訂了《關于結束艦上工作之證書》，隨后，“重慶”艦被順利地拖到了大連海港。
6月20日，為感謝蘇聯政府的支持，肖勁光親自給蘇聯海軍部長尤馬謝夫哥洛夫將軍發了感謝電：“在你們關懷和幫助下，已將重慶號輕巡洋艦順利地打撈起來，并安全地拖抵大連港。特此致謝并祝閣下健康。”之后，海軍裝備部門與蘇聯專家一起就“重慶”艦的修復問題，進行了多次論證研究。由于一方面缺少配件，二則技術方面有難度，同時考慮到真正修復起來，花費經費數額也相當大，“重慶”艦最終未能修復。
這件事給肖勁光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談起來仍然噓嘆不已：“重慶”艦打撈上來卻未能修復，我非常遺憾。但中央和軍委領導對海軍建設的關心、參加打撈工作的指戰員和職工們為此付出的辛勤勞動，卻讓我感動不已，銘記終生，鼓舞著我為海軍裝備發展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