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19歲時來到中國，在東亞同文書院讀書時，接受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隨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日本發(fā)動七七事變后，中西功為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上海情報組織，從事最危險的情報搜集工作。他不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戰(zhàn)術情報，而且還提供了日本“南進方向”的重大戰(zhàn)略情報，后因“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牽連被捕。中西功在獄中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史》一書。出獄后，他依然矢志不渝地堅信中國革命必勝，并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從而創(chuàng)造了傳奇的一生。
中西功
后名為侵華日軍特務部工作，實為在華日人反戰(zhàn)運動召集人
1910年，中西功出生在日本三重縣一戶貧苦人家，從小學習勤奮，19歲時進入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以下簡稱同文書院）讀書。這時的校長正是后來三任日本首相的近衛(wèi)文麿。九一八事件前夕，隨著日本外務省和日本軍方委托同文書院學生對中國情況調查的增多，使得同文書院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間諜活動”的色彩。正因為如此，中西功發(fā)現(xiàn)周圍的中國人常用異樣的眼光看著自己，再聯(lián)系中日兩國社會共有的巨大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他百思不得其解。后經王學文（中共黨員）老師的講解和對歷史的了解，中西功才明白這一切都是因日本入侵中國所致。為了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中西功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并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積極投身由日本朝日新聞社上海總局記者、馬克思主義者尾崎秀實領導的學生反戰(zhàn)宣傳運動。
1930年底，日本海軍士官生隊來上海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zhàn)場的。中西功得知內情后，立即趕印了反戰(zhàn)傳單，并向海軍士官散發(fā)。他在傳單上寫道：“日軍士兵弟兄們，你的長官在騙你們。你在外國打仗丟了命，家鄉(xiāng)父老就沒了依靠……”中西功散發(fā)傳單的事被日籍學生告發(fā)，隨后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警視廳特高第一課（以下簡稱特高課）警察將其逮捕。中西功被關押9天后釋放出獄，并勒令停學一年。
出獄后，中西功進一步認清了軍國主義統(tǒng)治的黑暗，決心以革命的方式反對戰(zhàn)爭。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了由該校學生安齋庫治組織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任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這一時期，中西功還參加了由中共黨員王學文領導的“日中斗爭同盟”。九一八事變后，中西功等又組建了“對支那不干涉同盟”，繼續(xù)投身學生的反戰(zhàn)運動。翌年，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發(fā)動一·二八事變，強令日籍學生參戰(zhàn)，中西功馬上以“不參加戰(zhàn)斗，要求回國，撤出侵滬戰(zhàn)爭”為口號組織反戰(zhàn)斗爭，迫使領事館同意他們回國。
1932年春，中西功在返回日本的輪船碼頭上，對前來送行的同學說：“請你們留在上海，替我完成學業(yè)吧。”說完，中西功告別同學，登上了輪船的踏板。正在此時，突然聽到有人打招呼：“中西君！”他回頭一看是尾崎秀實。在這次乘船返回日本的行程中，尾崎秀實同中西功談了很多事情。中西功從談話中得知，尾崎秀實此次回國是為了制止日本的錯誤國策，計劃從事國際秘密情報搜集活動。
中西功回到日本后，秘密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繼續(xù)參加反戰(zhàn)運動，并為尾崎秀實代寫論文和聯(lián)絡革命同志。1934年，中西功進入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工作。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正在進行對華政策大討論。日本右翼軍人認為中國是落后的封建社會，日本必須以武力將其變成殖民地；中間知識分子認為蔣介石正在建設資本主義，日本應該通過貿易方式進入中國，避免大戰(zhàn)；左翼共產黨人認為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力量，對華工作不必以蔣介石為對象。當時“左”派的中西功，正努力通過學術論戰(zhàn)批評右派并積極爭取中間派，而尾崎秀實則通過政策咨詢，試圖影響日本內閣的決策。這一年，經尾崎秀實介紹，中西功還出席了“太平洋研究會美國年會”。在會上，中西功因論文——《支那經濟現(xiàn)狀》而名聲大振，并成為日本學術界屈指可數(shù)的中國問題專家。
隨著中日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在中國的尾崎莊太郎急需了解日本的對華新戰(zhàn)略，而在東京的中西功則急需掌握中國對日動向。于是，1934年中西功再次來華。隨后，經尾崎秀實介紹，中西功進入了南滿洲鐵道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大連總部工作，從事中國問題、偽滿經濟和華北農村的調查研究。從此，中西功的公開身份就是滿鐵調查員，并開始用筆名“大村達夫”發(fā)表文章。
1937年冬，中西功和尾崎莊太郎等人在大連老虎灘聚會。宴會上，大家都說：龐大的中國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頭睡獅，你用侵略將其激醒，反而難保自己性命。這滅頂之災，源自日本的錯誤國策。作為理性的知識分子，我們必須出手制止。我們不但要保護中國，我們還要拯救日本。這時，中西功提議說：“我們的最佳戰(zhàn)場在中國。中國各地都有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yè)生，如果我們把思想進步的同學組織起來，足以形成一個反對侵華戰(zhàn)爭的秘密網絡！”眾人紛紛響應，以茶代酒，碰杯立志。在老虎灘的聚會上，大家推薦中西功為全國反戰(zhàn)運動的召集人，并成立了由尾崎莊太郎聯(lián)絡東北、白井行幸聯(lián)絡華北、西里龍夫聯(lián)絡華中的秘密反戰(zhàn)組織。隨即又有人提出說：“成立組織不難，大家向來志同道合。但這個秘密組織如何對中國戰(zhàn)局發(fā)揮作用呢？”中西功胸有成竹地回答說：“關鍵在于取得中共的領導。現(xiàn)在日共遭受鎮(zhèn)壓，組織渙散，同國際失去了聯(lián)系，無力指揮中國的秘密抵抗。而中共在全民抗戰(zhàn)中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在成為東方反法西斯戰(zhàn)線的領軍者。”大家一致同意中西功的觀點。
為了取得日本高層的信任和器重，中西功寫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其中，有的報告把中國抗日戰(zhàn)爭和中國社會性質聯(lián)系起來，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zhàn)力的消長情況，備受軍方關注并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1938年，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在南京成立。5月，特務部將中西功調到上海，提升為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
加入中共上海情報組織，打入日軍司令部，
控制軍部“調查委員會”，向中共提供大量戰(zhàn)略情報
中西功重返上海后，看到上海灘依舊歌舞升平。這時，中西功昔日的恩師洞井已升任日本駐滬總領事。為了讓中西功幫日本駐滬總領事搜集中國情況，洞井熱情地接待了再次來到上海的中西功。洞井還在宴席上主動說：“我可以幫你找到過去在同文書院的老師王學文，你要通過這個中國文人去搜集有價值的情報。”中西功將計就計，當即答應了洞井的提議。
中西功與王學文重逢后，他立即對王學文說：“應盡快在日本人中建立中共的秘密情報組織。”此建議很快就匯報到了中共上海情報科，但情報聯(lián)絡員鄭文道(化名程和生)提醒負責人吳戢光說：“這個中西功雖然曾經思想進步，但6年歷史不清，誰知他是不是來演苦肉計的？”不久，吳戢光轉告鄭文道說：“高層領導已經批準上海情報科的工作計劃，決定發(fā)展中西功等日本同志，并組成日本人情報小組，由我直接領導。”鄭文道驚訝地說：“你來領導日本人？這不行！太危險！日本人不可信！”吳戢光堅定地說：“組織上已經批準了，你還不信？”鄭文道看已無法改變結果后，他便急中生智地說：“按照秘密工作的規(guī)則，你不能直接同日本人聯(lián)系，中間必須有個聯(lián)絡員。”吳戢光反問說：“你的意思是，萬一那些日本人誘捕我，可以犧牲聯(lián)絡員？”鄭文道激動地說：“就是這樣！”吳戢光說：“就算你說得有理，那我們找誰做聯(lián)絡員？”鄭文道關切地說：“一定要找個可靠的人，一個不會上當?shù)娜耍 眳顷忄嵵氐卣f：“那就是你了！”沒想到鄭文道爽快地回答說：“我接受聯(lián)絡員的任務。”
中西功同上海情報科的第一次秘密聯(lián)絡，被安排在了一家日本料理店，約定的時間是12點。中西功11點半就來了，他在店外的街面晃悠，觀察動向。首次見面，兩人都是西裝革履，中西功胸前佩帶的是滿鐵徽章，而鄭文道佩帶的是大華徽章，這是兩人的接頭暗號。他們相互打量片刻后，中西功首先深深地鞠了一躬，而鄭文道只是點了點頭。兩人落座后，中西功環(huán)視座位的四周后，便小聲對鄭文道說：“下次我們在中國飯館接頭。”“為什么？”鄭文道不解地問道。中西功回答說：“我像中國人，而你不像日本人。”鄭文道有些激動地說：“我怎么不像？”中西功微笑地說：“日本人見到尊者，鞠躬一定要比對方深。在別人看來，我比你的年齡大。而我鞠躬了，你沒有呀！”聽到這話，鄭文道有些慚愧了。告別時，鄭文道特意來了個90度的鞠躬。
1938年，中西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情報組織，化名為“大王”。第二年，中西功又參加了滿鐵調查部中國抗戰(zhàn)力調查委員會，并打入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把包括日軍統(tǒng)帥部的某些戰(zhàn)略決策、日本天皇御前會議內容、日軍占領武漢后已決定停止戰(zhàn)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日本和汪精衛(wèi)勾結情況，以至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滿鐵編《支那抗戰(zhàn)力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二冊、“將來日本海軍和美英沖突的主戰(zhàn)場在東京東方海面”等重大戰(zhàn)略情報，源源不斷地提供給了中共的地下組織。1939年秋，中西功還提供了日本對華特務工作分為4個系統(tǒng)的詳細情況：一是“梅機關”，即影佐機關；二是“蘭機關”，即和知機關；三是“竹機關”，即土肥原機關；四是“松機關”，即川本機關。而梅機關和蘭機關的“政治性”不同，影佐專門從事對汪精衛(wèi)派絕對支持的“和平工作”。
1939年秋，潘漢年對上海情報科的負責人和中共上海黨組織負責人柳紹文說：“根據(jù)自己的經驗，日本的同志不可靠，我們應斷絕和日本同志的關系。”柳紹文和李德生都說：“日本方面的同志，都是值得信賴的好同志，沒有可疑者。而且由王學文介紹，來歷清楚。我們愿以生命作保證。”隨后，中西功在吳戢光的直接領導下負責對日情報偵察。
1940年，國際風云變幻莫測。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大本營、陸海軍部、興亞院等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中西功又設法控制了名為滿鐵主辦實由軍部操縱的“支那抗戰(zhàn)力量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搜集戰(zhàn)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tǒng)治當局采納的高級參謀機構。1941年4月，滿鐵為適應加強搜集情報的需要，在中西功負責的特別調查室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專門負責搜集蔣軍、中共、上海租界上層的情報材料。中西功趁機安插了若干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這樣，中共不但能左右這個班的活動，并且可以開出合法的敵占區(qū)通行證，經過浙贛線去西南，經過津浦線去西安，為中共建立交通線提供方便。此后，中西功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并外出調查。
到了1941年下半年，上海已成了國際間諜最活躍的地方。公共租界的咖啡館，日本租界的料理店，大小間諜到處都在交換情報和熱議“遠東慕尼黑陰謀”、“德國東線戰(zhàn)略”和“日本前進戰(zhàn)略”三大情報。由于5月中共中央公開揭露了美國、英國、蘇聯(lián)以及中國的重慶與日本秘密媾和談判一事，“遠東慕尼黑陰謀”已經破產。6月22日，德國突然向蘇聯(lián)發(fā)起全線攻擊，第二大戰(zhàn)略情報謎底也被揭穿。現(xiàn)在，三大戰(zhàn)略情報唯獨“日本前進戰(zhàn)略”尚未結果，而第三大戰(zhàn)略情報必由日本發(fā)動，所以各國間諜都瞄準了日本人。
這天，鄭文道把中西功約到一家小酒館。兩人坐定后，鄭文道迫不及待地說：“中央指示，你不搞戰(zhàn)術情報了，只搞戰(zhàn)略情報。”中西功沉思片刻后說：“只搞戰(zhàn)略情報，這我理解。現(xiàn)在沒有比日軍前進方向的戰(zhàn)略情報更重要的了！”還沒等鄭文道回答，中西功又進一步解釋說：“日軍的前進方向將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略格局。如果日軍北進，與德軍東西夾攻，蘇聯(lián)將兩面作戰(zhàn)，難以為繼。也許你們會問，那與我中國何干？干系甚大！你們蔣委員長不是正在壓迫共產黨北上嗎？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八路軍開往黃河以北。一旦日軍北進，國民黨大軍也會全線北進，攻擊中共駐地延安！國際反蘇，中國反共，日軍北進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東方大黑暗！如果日軍南進呢？太平洋諸島和東南亞各國因是歐美殖民地，日軍南進必將迫使美英參戰(zhàn)！這樣，國際上就會形成蘇聯(lián)與英美合盟，在中國就會繼續(xù)國民黨同共產黨合作。日軍南進的后果，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線的形成。”
接著，鄭文道小聲追問道：“你能判斷日軍的戰(zhàn)略方向嗎？”中西功回答說：“不能！日軍是北進還是南進，這也是日本統(tǒng)治集團很難下定決心的選擇。北進試過，日軍在張鼓峰、諾門罕曾慘敗于蘇軍。不過，現(xiàn)在中國東北部署了強大的關東軍。南進要用海軍，甲午海戰(zhàn)以來，有勝無敗的日本海軍，憋足勁要和陸軍競賽，并組建了強大的聯(lián)合艦隊。軍隊兩派爭執(zhí)不下，文官系統(tǒng)也有分歧。外交界反對南進，認為國際上不宜樹敵太多。經濟界主張南進，因戰(zhàn)略資源在南方。現(xiàn)在日本內部舉棋不定，局外人卻判定日本一定要北進。可我認為，日本南進的可能更大。目前，日本的經濟決定日本必須南進。因為日本占領中國東北有了煤炭和鐵礦，可石油和橡膠的產地卻遠在東南亞。現(xiàn)在不管你陸軍派還是海軍派，不管你北進派還是南進派，日本經濟要求持續(xù)供應能源，戰(zhàn)爭機器也要求南進啊，否則就沒有出路！”沉默一會后，鄭文道說：“組織上也要求我們，盡快準確掌握日本下一步的戰(zhàn)略動向。”中西功表示說：“我一定能拿到情報，請組織放心。”
這時，中西功在日本國內的密友尾崎秀實已經擔任了近衛(wèi)首相府的顧問。然而，在日本特高課抓捕到日共領導人佐野學后，又追查到了由蘇聯(lián)紅軍情報部派來東京從事情報搜集的佐爾格，以及他所領導的“拉姆扎”情報小組所有成員，其中就有尾崎秀實。1941年10月初，尾崎秀實為提醒在中國從事情報搜集的日本人，他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給中西功發(fā)來了一份“速西去”的緊急密電。其意是要中西功迅速離開上海，前往中國西部的抗日根據(jù)地。中西功接到電報后，陷入了進退兩難的選擇困境。
有一天，鄭文道按照約定來到靜安寺。他在后院禪房里看到中西功穿著寬袍正在瞑目打坐。鄭文道走近中西功小聲地說：“東京出事了！”中西功仍端坐不動。鄭文道又說道：“‘國際諜報團’肯定就是你說的東京小組，那首相顧問尾崎秀實肯定就是你的秘密內線，東京大案很快就會牽連我們上海，你怎么辦？”中西功沒有回答，只是從口袋里摸出一張寫著“速西去”的電報紙，遞給了鄭文道。看完電報，鄭文道急促地說：“不管這人是誰，東京發(fā)來的電報表明，你已經受到佐爾格案件的牽連了！按照秘密工作的規(guī)則，一旦有同志被捕，所有與其聯(lián)系的人員必須立即撤離。你現(xiàn)在必須立即行動！”這時，中西功睜開眼睛緩緩地說：“現(xiàn)在蘇德戰(zhàn)爭正處在關鍵時刻，情報工作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如果自己轉移，整個情報網也可能會立即暴露。而且東條英機上臺后，會導致什么戰(zhàn)略轉變，我們需要盡快知道。”鄭文道關切地說：“我說你，你卻說他？那東條英機上臺，帶來什么戰(zhàn)略變化我不知道，但他會追查你我卻毫不懷疑！這都什么時候了，你再不走就會被捕！”中西功憂慮地說：“尾崎秀實如被捕，東京小組就拿不到內部情報了。我得想想，必須找到別的情報渠道。”鄭文道斬釘截鐵地說：“你就是最珍貴的渠道，你必須立即向西走！”中西功若有所思地說：“我們是個整體，整體是第一位的，個人第二位。據(jù)我判斷，東京小組成員雖然被捕，但不會叛變。尾崎秀實更不會出賣我，所以我目前尚無危險。我應該向東走，去東京才能拿到情報。”這時，鄭文道焦急地說：“可他們已經懷疑你了……”中西功卻篤定地說：“不用很長時間了，日本撐不了許久了，我只要再堅持一個月，就能完成任務。”
準確預報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時間，被捕后堅貞不屈，
加入日共，專心研究中國問題，為中國革命奮斗終身
自德國進攻蘇聯(lián)后，日本南進還是北進已成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關心的問題。到了1941年10月，蘇聯(lián)急需了解日軍的確切動向。于是，中央情報部指示全黨各情報系統(tǒng)，要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偵察日本的戰(zhàn)略動向！這時，潘漢年也從香港回到上海，設法盡快搞到日本下一步的軍事動向與進攻方向。因佐爾格小組已被破獲，潘漢年只能將這一任務交給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為了拿到第一手情報，中西功隨即離開上海，乘船回到了日本。
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的中西功立即打電話給尾崎秀實，沒人接。再打，接電話的是一個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只說是打錯了電話。隨即，他又打電話給尾崎秀實的一個助手，并從電話里得知尾崎秀實已于1941年10月15日被捕的消息。中西功在孤立無援的絕境中，以找朋友的名義，大膽闖入軍方的報道部。他坐在記者中聽那些記者高談闊論，并從中得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大連進行大規(guī)模軍事演習的同時，日海軍艦艇己經在瀨戶內海集結完畢，只等日美談判的結果。而日軍內部對日美談判沒有信心，日本當局還把日美談判的最后期限定為11月30日為止。接著，中西功又找到一個在東京銀座開小書店的朋友，此人的姐夫在海軍軍令部當通訊參謀，知道的內部消息很多。中西功通過這位朋友打聽的信息進一步證實了日美談判一旦破裂，日本即將對美開戰(zhàn)的情報。中西功在東京還親眼看到：時近冬季，國內駐軍卻在配發(fā)夏裝，而且還有短褲；另外，向來相互競爭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還并肩參拜了伊勢神宮，表現(xiàn)出了空前的團結。中西功根據(jù)這些異常跡象判定，日軍戰(zhàn)略意圖極有可能是要南下。
隨即，中西功返回中國大連。這時，大連滿鐵的同事告訴他說，從日本來的輪船，其實都是空載，返回日本卻裝滿了關東軍的士兵。中西功在大連、旅順港口還了解到：一方面大批日本軍艦駛回國，并隱蔽去向；另一方面，雖然東北的關東軍在大連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軍事演習，但演習的課目不是陸地進攻，而是搶灘登島。日本陸軍記者認為這是針對蘇聯(lián)開戰(zhàn)的前奏，而中西功卻認為，進攻蘇聯(lián)不需要演習灘頭登陸。這場所謂的演習很可能是一出聲北擊南的演戲。
隨后，中西功又返回上海。他在路過南京時，西里龍夫在火車包廂里將一份日軍南進的情報交給了他。中西功看完這些情報后，就對西里龍夫說：“日本的戰(zhàn)略方向已經基本判定是南進，我們的情報任務完成了！我們贖罪了！我們以自己的秘密行動，代表善良的日本人民，支援了苦難的中國人民。”這時，西里龍夫乘興說道：“完成這項戰(zhàn)略任務，你可以向西走了。”聽到這話，中西功又猶豫了起來，他說：“戰(zhàn)略方向是有了，可開戰(zhàn)的時間呢？襲擊的地點呢？我還是不能走！”
中西功回到上海后，立即去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資料室查閱資料，他在綜合分析各種資料和情報后判定，日軍即將南進，并迅速將這一情報向上海情報科作了匯報。隨即，潘漢年在給延安的電報中寫道：日軍南進作戰(zhàn)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遲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同時，上海情報科又通過軍統(tǒng)在上海的秘密機關“21號”中的程克祥、彭壽兩名特工，將這一重要情報發(fā)給了重慶，并轉給了美國大使詹森，但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1941年12月7日，果然日軍向美國的珍珠港發(fā)動了突然襲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
這時，日本東京警察廳根據(jù)破獲的“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的線索，立即派出了多名特高課成員來到上海、南京等地，對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進行秘密偵察監(jiān)控。1942年3月，有人告訴中西功，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軍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來審訊”的要求。5月，日本駐上海的第十三軍與駐武漢的第十一軍配合，發(fā)動對浙贛線中國軍隊的進攻，中西功已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身份與證件，原本打算到了浙江前線后尋機前往抗日根據(jù)地。但日本特高課搶先一步，于1942年6月16日派員在杭州逮捕了中西功，并押往東京。隨后，中西功被關在東京都內的巢鴨拘留所。
在獄中，中西功經受了漫長的審訊，也受到了嚴刑拷打，甚至內臟出血不省人事，但中西功始終不肯說出接頭人，只承認自己是出于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報的。他在東京警視廳的審訊中說：“我們直接參加中國革命斗爭的行列，是因為現(xiàn)代的日本遭受著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酷統(tǒng)治，日本的革命活動受到嚴厲鎮(zhèn)壓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并促使日本侵華失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中西功還利用掌握的大量數(shù)據(jù)，說明侵略戰(zhàn)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zhàn)敗，他說：“再過三年，日本將敗。然后我就會大模大樣地(從拘留所)出去。”1943年，中西功被以外患罪、違反治安維持罪起訴，判處死刑，等待執(zhí)行。宣判書以驚嘆的語言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于帝國圣業(yè)、國家安全、大東亞戰(zhàn)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zhàn)栗。”在獄中，中西功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史》一書。
日文版《中國共產黨史》封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經歷了漫長的審訊之后迎來第一次公審。在東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說：“制止日本侵華戰(zhàn)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xiàn)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執(zhí)行。僅僅一個月后，根據(jù)美國占領軍釋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釋放出獄，繼續(xù)從事著革命活動。第二年，中西功即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并創(chuàng)立了中國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為日本共產黨員，參加了第一次參議院議員選舉并當選。1958年至1963年，中西功任神奈川縣委員會委員長。期間，他因領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斗爭曾于1960年被捕。
自1966年后，中西功專心研究中國問題，著有《中國革命與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史的再探討》《來自死亡的墻壁中》《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在中國革命的暴風雨中》《在革命的上海》等。1973年，身患胃癌的中西功，在彌留之際還對夫人說：“我真想去看看上海……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辦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