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的倡導和帶動下，黨內軍內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創新發展氛圍。上自黨中央，下到各中央局、各級黨組織和部隊，都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從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的十年間，特別是經過八年抗戰的洗禮實踐，中國共產黨運用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優良作風，走出了一條創新發展之路。新四軍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謀創新、求發展的。
創新發展源自對華中敵后戰場的準確定位，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在蘇北平原水網地區安家
新四軍最初的作戰地域，是國民黨劃定的“三南”(皖南、蘇南和淮南)地帶。這里是侵華日軍重兵把守的南京近畿及長江兩岸地區，在地理特征上是無險可守的低山丘陵地帶。陳毅對蘇南茅山曾有一段名言：“以前盤旋腦際、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擺入眼簾，心中驚喜交集，喜的是部隊安全挺進到達指定地區，吃驚的是茅山完全是一個童山，在游擊戰的地形意義上完全不合乎我們的要求。”新四軍正是在這樣的戰場位置上拉開了抗日游擊戰的序幕。盡管武器簡陋、兵力單薄，可從一開始，以山地游擊戰見長的新四軍就以“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基本原則，不斷創新游擊戰術，給日本侵略軍以殲滅性的打擊。
在蘇南，1939年10月8日，新四軍第二團采用圍點打援戰術，在蘇南的鎮澄公路上發起陳巷橋戰斗，焚毀敵軍車7輛，斃傷日軍大隊長以下180余名。一個月之后，新四軍新六團、第二團又在丹陽延陵的賀甲村重創前來報復掃蕩的日軍，殲滅日軍168名，生俘3名。當時上海等地的報刊以《偉大勝利在江南》予以報道，稱之為“延陵大捷”。
在淮南，羅炳輝創造了以伏擊與運動游擊為特色的“梅花樁戰術”。它的戰術要點一是部隊宿營按三角形駐地部署，使任何一部分都能機動，并對敵實施反包圍；二是便于部隊疏散隱蔽，便于偷襲敵人；三是對來犯之敵實施多點打擊。當敵人進到梅花樁式的陣地時，新四軍可從兩面、三面甚至四面同時攻擊。羅炳輝運用“梅花樁戰術”與敵人激戰數十次，充分顯示了游擊戰的威力。僅在南京北部的金牛山反襲擊戰中，新四軍就斃傷日軍200余人、偽軍300余人，俘日軍2人、偽軍30余人，繳獲重機槍4挺、輕機槍5挺、步槍40余支、擲彈筒2個及大量彈藥。
在皖南，新四軍直接承擔了銅陵至繁昌一線正面戰場的防務，協同國民黨友軍作戰200余次。從1939年11月8日至12月21日，日軍出動數千兵力，對繁昌縣城先后發起五次進攻。新四軍進行了五保繁昌的戰役，共殲滅日偽軍1000余人。新四軍還以陣地防御和運動防御堅決阻擊日偽軍對皖南的多次掃蕩，不僅鞏固了皖南的抗日前哨陣地，而且屏障了皖南重地徽州城。
但是，新四軍挺進敵后英勇抗日的行動，卻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嚴格限制。概括起來是“三不準”，即：不準跨界越境活動，不準組織民眾武裝，不準建立地方政權。它猶如套在新四軍頭上的“緊箍咒”，要把新四軍置于孤立無援的絕境。如果新四軍囿于國民黨的限制，那用不了多少時日，新四軍就將在與日軍的浴血奮戰中消耗殆盡，又何談持久抗戰!
正是出于對新四軍現狀的清醒認識，1939年二三月間，周恩來親臨皖南，與新四軍領導人商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還提出了新四軍在敵后發展的三條原則，即：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那個地方發展；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哪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那里發展。
1939年5月，深刻領會敵后發展三原則精髓的陳毅，率先實施了“江抗”東進抗日的行動。以新四軍第六團為骨干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沖破國民黨的限制，把抗日游擊戰爭推向蘇南的蘇錫淞滬地區。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江抗”從1000余人發展到5000余人，武器裝備也煥然一新。其間，陳毅還冒著風險造訪泰州地方實力派李明揚、李長江，與“兩李”達成新四軍在長江北岸抗日的默契。1939年10月，新四軍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相繼渡江北上。分兵東進北上，本是軍事上常用的戰術，可是，新四軍在此邁出的兩大步，卻標志著新四軍的創新意識，已由戰術層面邁向戰略高度。
這時，劉少奇來到華中敵后地區。他通過對敵我友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作出了“有大發展希望的地區是在江蘇北部”的科學論斷。劉少奇精辟指出，蘇北地域遼闊，全屬敵后，有馳騁回旋的廣大地盤。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欺壓百姓，人民痛恨。群眾歡迎新四軍東進領導他們抗日。蘇北又靠近山東，可以同八路軍相互依托和策應。因此，蘇北是我們的戰略突擊方向，應集中力量向這一地區發展。劉少奇還主持召開了三次中原局會議，從理論的高度回答了人們在統一戰線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上的疑慮，讓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和獨立自主建立抗日根據地的總方針，成為新四軍指戰員的共識。此外，劉少奇還最先向黨中央建議，從華北抽調八路軍主力南下華中，以改變敵強我弱的態勢。
一場“兩軍配合，三面行動，一舉打開蘇北局面”的偉大斗爭在中原局領導下展開了。淮北的新四軍第六支隊、淮南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和蘇南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都從各自的位置向蘇北進軍，而陳毅、粟裕領導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以統戰工作和軍事斗爭的創新，成為打開蘇北局面的重要突擊力量。
陳毅不僅確定了“擊敵、聯李、孤韓”的方針，而且可貴之處是在郭村事件突然發生后，陳毅堅決破除“戰斗開始即統戰結束”的觀念，派遣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赴泰州和談，釋放被俘官兵，發還部分槍支，歸還郭村防地，使“兩李”幡然醒悟，與新四軍重修舊好，并協助新四軍東進黃橋開辟新區。統戰工作的創新還體現在對待黃埔生的態度上。在陳泰運的稅警總團里，連以上干部都是黃埔生。陳毅敢于破除“凡國民黨軍中的黃埔生均為頑固派”的思想禁錮，在陳泰運部進攻新四軍受挫后，陳毅如數遣返俘虜，歸還槍支，并通過書信往來，解釋誤會，終于使這支以黃埔生為骨干的部隊在黃橋決戰中保持了中立。陳毅還團結爭取了包括韓國鈞、朱履先為代表的社會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從政治上孤立了反共頑固派韓德勤。
新四軍堅持“停止內爭，團結抗日”的立場，并以退讓姜堰、委曲求全的舉動，贏得了人心，爭取了“兩李”、陳泰運的中立。當韓德勤一意孤行，大舉向新四軍進犯時，陳毅、粟裕又以大無畏的精神，獨立部署黃橋自衛作戰。新四軍以黃橋為軸心，誘敵深入，斷其后路，在運動中各個殲敵。歷時四天的黃橋決戰，新四軍以少勝多，出奇制勝，共殲韓軍主力1.1萬余人，連下海安、東臺，一舉開創了蘇北抗日的新局面。1940年10月10日，乘勝北上的新四軍與南下增援的八路軍在鹽城、東臺之間的獅子口勝利會師，共同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開辟華中抗日戰場的戰略任務，實現了蘇北安家的戰略目標。
創新發展源自對經略華中的堅強決心，反掃蕩、反清剿、反清鄉，打一場平原水網地區的持久戰
就在新四軍、八路軍共同打開了華中抗戰局面之時，皖南事變發生了。為了打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并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統一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此時，華中敵頑我三角斗爭的局面依然存在，而斗爭的重心已移向新四軍與日偽軍對華中敵后戰場的爭奪與控制上來。從1941年到1943年的3年間，日軍對華中抗日根據地頻繁發起進攻，掃蕩規模愈來愈大，并從季候性掃蕩，發展為駐扎清剿，直至利用偽軍、偽政權實行“總力戰”和分期分區清鄉。新四軍雖然已在平原水網地區安下了“家”，但能否勝利地堅持抗戰？抗日的“家”能否興旺發達？這將是一場嚴峻的挑戰。
1941年7月，日軍出動包括獨立混成第十二旅團全部、第十五師團和第十七師團各一部及偽軍共17000兵力，對蘇北、蘇中抗日根據地發起了第一次大掃蕩。日軍下這么大的賭注，滿以為可以一舉殲滅新四軍鹽城軍部和華中黨政領導機關。可是，沒想到只占領了鹽城、阜寧等幾座空城和交通要道。而新四軍一師、三師以密切的戰役協同，在蘇北、蘇中兩大戰略區痛擊敵人。尤其是新四軍一師主力以“圍魏救趙”之計在南線攻城掠地，全線出擊，迫使日偽軍抽兵南調。新四軍三師乘機在北線發起五路反擊。日偽軍幾度折返，疲于奔命，大掃蕩在虎頭蛇尾中以失敗告終。新四軍不僅取得了豐碩戰果，而且收獲了平原水網地區反掃蕩斗爭的寶貴經驗。
日軍從失敗中嘗到了新四軍的厲害，于是收縮戰線，重點對蘇中抗日根據地發起進攻。為了控制這一前哨陣地，日偽軍一方面增設據點，加強封鎖，分割壓縮蘇中根據地；一方面以“鐵壁合圍”、“梳篦拉網”等戰術輪番進攻，企圖摧毀蘇中根據地，圍殲新四軍一師主力。新四軍一師從堅持原地斗爭著眼，以看守好軍部南大門為己任，對全區武裝統一作了有縱深、有層次地部署。在與新四軍鹽城軍部鄰近的蘇中二分區，以建立相對穩定的基本區為目的，采取積極爭奪、堅決反擊的方針，不讓敵人分割、封鎖和侵占根據地的陰謀得逞。為此，新四軍一師以各種有效戰法與敵人爭奪重要基點，成功組織了著名的“五保豐利”、“七保三倉”的戰斗，終于挫敗了敵人的企圖，保證了指揮機關、軍需生產和醫院、學校的安全。在沿江的蘇中三、四分區及沿運河的一分區，敵人平均每星期就有一次四五百人的掃蕩，半個月就有一次千人規模的大掃蕩，其中最激烈的是1942年夏秋兩季發起的三次駐扎大清剿。新四軍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加強內外線配合，實施機動作戰，向敵人的后方和弱點發起攻擊，先后舉行了石港攻堅戰、海門襲擊戰、如西反擊戰、二窎殲滅戰等戰斗，同時把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結合起來，加強日偽軍工作，接連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大清剿，勝利堅持了原地斗爭。在大運河東岸的里下河地區，為了對付敵軍汽艇的突然襲擊，抗日軍民掀起筑堤打壩、改造地形的群眾運動。他們在河道上筑起明壩、暗壩、交通壩，在堤岸上拆橋、破路、設機關，使敵軍的汽艇到處碰壁，岸上的鬼子寸步難行。在蘇中沿海地區，新四軍一師組建了海防縱隊，下轄三個團，控制了沿海港口和濱海地區，開辟了海上交通線，成為根據地的又一個后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