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共兩黨捐棄前嫌，攜手共赴國難，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北方主力紅軍和南方紅軍游擊隊，先后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挺進淪陷區，配合國軍正面戰場，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
對中共抗日武裝在敵后的迅速崛起，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人士就有種種非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于1940年10月19日致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皓電”，該電公開誣蔑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為“不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誣蔑在敵后發展抗日武裝為“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誣蔑在淪陷區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為“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誣蔑有理有利有節的反磨擦自衛戰為“不打敵人專事吞并友軍”。
然而，在抗日戰爭勝利70年后的今天，我們仍能不時看到和聽到當年早就被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答何應欽、白崇禧“佳電”所指謬過的陳詞濫調。本文結合新四軍抗戰歷史，用國民黨自己的文獻檔案，對這些論調作出必要的澄清。
新四軍挺進敵后取得一系列戰績
抗戰烽火中誕生的新四軍，其戰略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挺進敵后，組織、領導淪陷區人民群眾，配合國軍正面戰場開展對日游擊作戰，擾亂敵后，削弱日軍，直至將日寇逐出國門。
新四軍各支隊集中后，首先從江南三個支隊各抽調部分干部和偵察員組成先遣支隊，由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粟裕率領，于1938年4月下旬開赴蘇南實施戰略偵察；接著第一支隊在司令員陳毅指揮下于6月中旬挺進蘇南茅山敵后；第二支隊在司令員張鼎丞指揮下于7月進入江寧、當涂、溧水、高淳地區；第三支隊在副司令員譚震林指揮下，經宣城、蕪湖開到銅陵、繁昌、南陵地區；江北的第四支隊在司令員高敬亭指揮下于4月中旬進入皖中舒城、廬江、巢縣、無為地區。各支隊東進之后，克服種種困難和不利條件，在敵我雙方力量十分懸殊的情況下，運用夜襲、奔襲、奇襲和伏擊等各種游擊戰術，取得了一系列對日作戰的勝利。
1938年5月12日，新四軍第四支隊九團二營一部在皖中巢湖東南蔣家河口設伏，全殲由巢縣縣城下鄉騷擾的小股日軍，取得新四軍組建后首次對日軍作戰勝利。緊接著，新四軍先遣支隊于6月17日在蘇南鎮江西南的韋崗伏擊日軍車隊，擊毀敵汽車4輛，斃日軍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澤武四郎等13人，傷日軍8人，取得新四軍蘇南敵后首戰的勝績。
在江北江南首戰的鼓舞下，新四軍第一支隊設伏竹子崗首俘日軍；第二支隊奇襲官陡門；第三支隊五次繁昌保衛戰；第四支隊安合公路伏擊日軍車隊；第五支隊三打來安城；游擊支隊竇樓殲敵；豫鄂游擊獨立大隊鏖戰余家店；“江抗”東進蘇常太，激戰黃土塘、夜襲滸墅關、火燒上海虹橋飛機場……
據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派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孟繁綸統計上報，新四軍在東進的第一年8個月中對日作戰171次，其中：第一支隊50次，第二支隊52次，第三支隊34次，第四支隊35次，共計斃敵官兵1417名，傷敵官兵1347名。1939年，新四軍對日作戰719次，其中：第一支隊124次，第二支隊166次，第三支隊192次，第四支隊108次，第五支隊80次，游擊縱隊49次，共計斃敵官兵3032名，傷敵官兵5093名。
由于新四軍人員少，武器配備差，餉彈又不濟，因此在戰斗規模、作戰力度等方面與擁有全國行政經濟物資以及外援等一切資源的國民黨數百萬軍隊確實沒有任何可比性。新四軍只能發揮自身的特長，與敵展開麻雀戰、伏擊戰、游擊戰，破壞敵人水陸交通和通訊設施，襲擊日軍據點，牽制和削弱敵人兵力，達到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的目的。1939年底，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副指揮粟裕在接受《申報》記者戰地采訪時曾強調指出新四軍的作用說：
“可是我們卻牽制了對方很多的兵力，過去整個東戰場只有七萬敵人，而現在南京到鎮江的一個地區里他們的兵力就有六萬多人。游擊隊主要是擾亂后方，雖不能即刻把他們整個消滅，但已相當的削弱了他們，使他們作戰情緒日益低落，戰斗力日益減小，這不是無因的。”
據統計，抗戰八年，新四軍與日偽軍作戰2.46萬次，斃傷俘日偽軍47萬多人，抗擊日軍16萬人，占侵華日軍總數的22％強，抗擊偽軍23萬人，占偽軍總數的30％強。為此，新四軍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共傷亡將士8萬余人，其中團以上領導的就有350多位。
新四軍在敵后抗擊日軍的同時，出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在日軍掃蕩時，還不惜付出極大的代價，力所能及地配合支援同在敵后抗戰的國民黨友軍作戰。如1939年一年中，新四軍第三支隊在皖南繁昌頑強抵抗日軍進攻，犧牲數百名指戰員，取得五次繁昌保衛戰的勝利，連國民黨繁昌縣長也不得不承認，“在淪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是靠新四軍的支持和幫助”。同年底，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徐海東抱病指揮所部抗擊日軍對皖東津浦路西的大掃蕩，將國民黨軍隊丟棄的皖東重鎮古河從日軍手中奪回，復又交還給國民黨友軍。1940年4月和10月，皖南新四軍配合國民黨第三戰區抗擊日軍發動的皖南大掃蕩。在10月反掃蕩時，葉挺親臨前線指揮皖南新四軍支援友軍作戰。對此，日本防衛廳檔案有如下記載：
“第十五師團主力在荻港周圍集結完了，走在其他兵團之前，先對師團作戰地區內進行掃蕩。10月5日開始前進，7日下午8時占領了涇縣一帶。接著，翌8日晨向著……宣城開始前進，但在下午2時30分到達涇縣東6公里附近時，前面出現約1萬敵軍，日軍前進受阻，損失也逐漸增加。下午3時，突然在后方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昨夜經日軍襲擊占領了的附近一帶，陸續出現新銳之敵。這些敵人是由涇縣西側山溝根據地來的新四軍及重慶第二十五軍組成的約1萬人的大部隊。優勢之敵從東西兩面逐步縮小包圍圈。第十五師團主力在東西只有二三公里的狹窄地帶，被約2萬之大部隊包圍。激戰2天后，利用10日暗夜在涇縣北面打開突破口，成功地擺脫敵人，13日到達宣城。”
戰后，為表示團結抗日，葉挺將從日軍手中奪回的涇縣縣城主動交還給棄城撤退的國民黨第五十二師。遺憾的是，就是這么一支同友軍并肩奮戰，共同御侮的皖南新四軍，卻在2個月后奉命北移途中，慘被第三戰區國民黨重兵圍殲于涇縣茂林地區。
新四軍的戰績得到國民黨當局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1938年5月12日，新四軍第四支隊一部在皖中巢縣蔣家河口伏擊小股日軍獲勝，是為新四軍建軍后東進對日處女戰。5月16日蔣介石給葉挺、項英去電嘉慰：“貴軍四支隊蔣家河口出奇挫敵，殊堪嘉慰，希飭繼續努力為要。”
1938年5月21日，蔣介石致電葉挺：“貴部挺進迅速，游擊得力，殊堪嘉尚。還望積極行動為要。”
6月1日，蔣介石致電葉挺：“該軍屢有斬獲，至堪嘉慰，仍希繼續努力，破壞交通，使敵兵力無法轉運，為要。”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新四軍先遣支隊取得韋崗伏擊戰勝利，打響了新四軍蘇南抗戰第一槍。蔣介石為此給葉挺發去嘉獎電：“葉軍長，所屬粟部，襲擊韋崗，斬獲頗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飭繼續努力，達成任務。”
1938年6月26日，蔣介石又專電表彰葉挺：“以有進無退之決心，召示部屬，足征精忠報國，至堪嘉慰。”
193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審閱葉挺、項英7月3日戰報后批曰：“該軍深入敵后，破壞交通，摧毀偽政權，殊堪嘉尚。仍盼督飭繼續努力，以竟全功。”
1939年1月30日，西南行營主任兼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致電葉挺：“貴屬屢挫敵氛，至堪嘉慰，仍仰督率所部，乘虛襲擊敵人，為盼。”
1939年2月4日，蔣介石致電葉挺：“該軍襲敵成果甚佳，殊堪嘉慰。仍仰督飭所屬繼續努力。嗣后關于戰績報告，加以整理為要。“
1939年2月18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向上峰報告：“新四軍葉挺部游擊頗為努力，迭有斬獲，已傳令嘉獎，并獎洋壹千元，乞備案。”
1939年2月26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致葉挺電稱：“英勇殺敵，斬獲奇巨，至堪嘉許，尚希再接再厲，以奏大功。”
1939年3月26日，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致電葉挺稱：“貴部奮勇殺敵，壯烈犧牲，不勝欽佩，悼念之至。”
1939年4月24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當我各戰場正在積極反攻敵人之際，該軍能相機策動，予敵以重大打擊，殊堪嘉獎。仍仰轉飭所屬繼續努力，以竟全功為要。”
1939年5月31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該軍游擊屢有斬獲，至堪嘉慰。仍希繼續努力，破壞交通，使敵兵力無法轉運為要。”
1939年12月11日，在第三支隊取得第五次繁昌保衛戰勝利后，顧祝同致電葉挺稱：“查該部游擊努力，繳獲獨多，應予傳令嘉獎，以資鼓勵。”
在臺北“國史館”保存的蔣介石當年帶到臺灣的“大溪檔案”中，保存著顧祝同關于新四軍各支隊伏擊日軍呈蔣介石的大量戰況電報。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第三戰區呈蔣介石、何應欽、軍令部關于新四軍戰績的周報、年報、嘉獎也不勝枚舉。誠如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不久聲討國民黨頑固派時所言：“上峰前后嘉獎電文數十余通，即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貼耳，甘拜下風，屢電馳賀者再，此固事實之昭然，非可以浮詞粉飾者也。”
新四軍的游擊戰術以及取勝之道贏得軍委會高層的重視
1939年3月，新四軍軍部將進入江南敵后抗戰一年的戰斗總結報告送呈軍委會，何應欽閱后于5月10日批轉軍令部：“此報告頗有價值，可供我軍戰術研究之資料，如軍令部無此同樣之報告，可將此全份送軍令部。”
報告轉到軍令部后，軍令部次長劉斐于6月6日批示：“報告內容系依據實戰經驗得來，可供我游擊各部之參考，擬摘要列入教令。又其補給困難一項，似亦不可忽視不理。”然后他將報告簽呈委座。
蔣介石于第二天審閱報告后也給予了充分肯定，6月7日即簽發手諭給葉挺、項英：“涇縣，新四軍葉軍長挺、項副軍長英：3月10日工作報告暨說明書均悉。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至于補給一項，已飭顧長官予以改善矣。”
上述史實，一方面說明抗戰初期國共關系的主流是融洽的，另一方面也足以證實新四軍敵后抗戰確實作戰有方，功勛卓著，殊堪嘉勉。
然而蜜月短暫，好景不長，從1939年秋天開始，國民黨在其內部文電中便逐漸出現對新四軍“制裁”、“剿辦”、“以遏亂萌”等偏激用語。1940年夏天，華中摩擦日趨緊張，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在抄送給軍令部《新四軍概況》“對策之建議”一節中，為避免出現制裁新四軍時宣傳方面的被動局面，建議“對該軍獎勉電文宜減少，措詞亦宜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擴大宣傳”。從此以后再也不復見到對新四軍的嘉獎電文。
歷史早已證明，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敵后廣大民眾的擁戴下，馳騁江淮河漢，轉戰大江南北，經過8年的浴血奮斗，發展成為華中敵后抵抗日本侵略軍的一支主要武裝力量。到日軍投降抗戰勝利，新四軍已從下山時的上萬人、槍6000余支，發展壯大到主力21.5萬余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另有民兵自衛隊96萬余人，先后光復國土25.3萬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蘇、皖、鄂、豫、浙、贛、湘7省的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8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了7個行政公署，1個辦事處，20余個專員公署，140多個縣政府，解放人口3420余萬，為抗日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