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二月于湯村合影（右起鄧子恢、羅炳輝、國民黨張聯絡員、袁國平、不詳、戴濟民）
袁國平叔叔比我的父親羅炳輝小九歲半，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一直把他視為心中的英雄。
十幾歲的時候，媽媽給我講述了袁國平叔叔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的故事。那是慘烈悲壯的皖南事變發生后，袁國平叔叔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指揮戰士們浴血奮戰。在突圍中，袁叔叔不幸身中四彈，衛士連的戰士輪番背他繼續突圍。第二天，到了江邊章家渡，但敵人仍窮追不舍，為保存實力，他多次命令戰士們丟下自己，但戰士們死也不丟下他。這時，他毅然掏出手槍，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扣響了扳機，踐行了自己“如果我有一百發子彈，九十九發射向敵人，最后一發留給自己，決不當俘虜”的諾言。
媽媽還說，袁叔叔是有名的軍中才子，軍內外常有文章發表。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軍中才子，有一種不唯上的勇氣。有一次，黨內的一位上級領導暗示袁叔叔通過黨的會議整倒某某同志，但袁國平叔叔仍然堅持組織原則，沒有按照其意見辦，這種不畏權勢只唯真理的做法令我更加欽佩。
袁叔叔和父親羅炳輝紅軍時期就已是戰友，他們在長期的革命風雨中建立起了能夠經受歲月考驗的革命友情。爸爸欽佩袁叔叔的一身才氣，袁叔叔也欣賞爸爸豪爽干練的儒將作風。
父親在江西吉安起義后不久就認識了袁國平叔叔，他們作為黨的一員武將和文將，常常同時出席黨和部隊的一些重要會議。在1931年5月底召開的五次總前委會議中，他們共同參加的就有三次。他們同時參加了“二蘇大”，同時被大會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在1933年頒發“紅星獎章”時，他們共同獲得二等獎章。他們在革命戰爭歲月中逐漸地相識相知了。
抗戰爆發后，袁叔叔受黨委派到新四軍任政治部主任。在他到達皖南軍部后不久，父親也從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南下抵達云嶺。分別不久的袁國平叔叔與葉挺、項英、周子昆、鄧子恢等一起歡迎老戰友的到來。父親到皖南軍部后，袁叔叔常常陪著父親視察部隊，這使父親在皖南的這段時間過得充實而豐富，對參與領導鐵軍部隊抗戰救國更成竹在胸。
到皖南不久，父親即受命奔赴蘇南敵后與陳毅一起指揮一支隊作戰，不久又隨葉挺軍長奔赴江北指揮作戰，他們相聚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但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戰友情，袁國平叔叔更關注爸爸在前線的情況。從袁叔叔在為紀念“七七”三周年而作的《三年來為堅持大江南北敵后抗戰的新四軍》一文中即可看出他對父親及所率部隊動向的深切了解，他指出：“在江北之蘇皖邊境，那里有……羅炳輝、郭述申同志領導之第五支隊……，他們在江北指揮部的直接統率之下，迅速開辟了皖東平原及津浦路兩側的游擊戰爭。他們曾經以最頑強的戰斗收復過定遠、來安、盱眙和田家庵。不時破壞津浦鐵路，并阻止淮南鐵路的打通，經過無數次戰斗，打退敵人對天長、六合、儀征等縣游擊區的進攻，并在這里創立起與皖東平原連成一片的游擊根據地。北與八路軍聯系造成游擊戰爭圍困徐州、淮陰的形勢，皖南與江南諸支隊配合，造成夾江作戰，威脅著南京和蕪湖。”
誰知，不久，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袁叔叔身陷國民黨頑固派圍困。父親和戰友們心急如焚，與陳毅等聯名電呈蔣介石，要求解除對新四軍的重圍，嚴懲禍首，保障新四軍安全。
“皖南事變”發生數日來，父親一直寢食不安，對袁國平叔叔等戰友的愛和對國民黨頑固派無恥行徑的憎恨都強烈地燃燒著他的心。他在日記中無限悲痛地說：“這種慘痛是國家民族之不幸，革命之慘痛損失。得此消息，悲憤填膺，凡具有良心血性的正義感的人們均有誓吞丑類，不除此妖孽不休之決心，何況共產黨是革命的同志，應有表示。”在袁國平叔叔犧牲不久，他就親自主持召開了皖東部隊悼念袁叔叔等皖南死難烈士的大會，為死難革命戰友予以追悼。父親把對戰友深切沉痛的懷念化為決勝疆場的力量，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自己也在袁叔叔犧牲后的1946年因積勞成疾而星隕疆場。
黨給爸爸和袁國平叔叔的歷史功績都已有了公正的評價，他們的革命經歷已經成為激勵后人不斷進取的豐碑。他們雖然都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英年早逝，但他們都將永遠活在后人心中，成為我們真摯永恒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