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臺灣的雨季。
來臺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概是65年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感動了蒼天，昨天雨停歇了，雖然仍是陰云濃霧，但總算可以達成半個多世紀魂牽夢縈的夙愿了。
從1949年10月到2014年5月，哪一家至親骨肉能夠分離65年！
70歲的戴筱萍雙手緊抱著杏黃色綢緞包裹的大理石骨罐。他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來到桃園機場，他和妻子、妻妹及妹夫是專程來臺灣迎回父親的遺骨的。為了光明和進步，父親英勇就義，埋骨異鄉。今天，他們將陪伴父親乘坐春秋航空的班機返回上海。
滄桑的臉上露出了少有的輕松。他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使命，他找到了父親，他可以告慰九泉下的母親了：“媽媽，爸爸回來了，回到你的身邊了！”
為了這一天，戴氏家族的許許多多人翹首以盼。潮漲潮落，春去秋來，催白了青絲，催老了歲月！
陳處長任命他為高級情報員。交給他五封密信。指示他立即潛入臺灣
五星國旗映紅了黃浦江?？亟犯浇淮崩鲜綐欠康男】蛷d里，兩個女人和四歲的孩子急切地盼望他們的兒子、丈夫和爸爸回家。孩子的爸爸是軍人，他在進軍大上海的隊伍中。
下午，門推開了。進來一個穿黑西裝的中年男人，三個人定睛一看，便一齊擁上去，驚喜地呼叫和問候。來不及喝一口水，他說：“部隊上很忙。為了解放全中國，我有任務，所以不能在家久待。”他要老母親保重身體，他深情地對妻子說：您辛苦！他抱過兒子親了又親，熱淚盈眶地說：“爸爸要走了。”
他走了，他回轉身，向站立在門口的親人揮手。
望著遠去的背影，妻子王家軒驚疑地想著：他要到哪里去？他在哪個部隊？他為什么不穿軍裝呢？他們結婚十多年了，她了解這個叫戴龍的軍人，為了抗日救國，他投筆從戎，南北轉戰。后來，他當過縣長，當過警察局長，當過警校處長和聯防主任。不久前，他參與了江陰要塞起義，后來參加了解放軍。無論他干什么，妻子總是默默地支持他。因為她相信，丈夫是忠誠善良的，是深明大義的。
戴龍是熱血沸騰的愛國軍人。1930年在江蘇警官學校學習時，經共產黨員李璞介紹入黨，后來聯絡中斷。1947年1月，解放軍華中軍區敵工科長于濟民以警校老同學的身份和戴龍接上關系，恢復聯絡，并領受組織的任務。上海解放時，已任華東軍區海軍部秘書科長的李璞驚喜地遇見了戴龍，并調他來海軍部聯絡處報到。處長陳嘯奮任命他為高級情報員，指示他立即潛入臺灣進行地下活動，為解放臺灣搜集并提供軍事情報。陳處長交給戴龍致王瀛成和孟啟文的五封密信，并交代他們一起行動，情報小組由他負責。
在勝利的紅旗迎風飄揚的時刻，戴龍堅決服從命令，深入虎穴，蹈海遠行。
和戴龍一樣的，還有父母子女也在上海的共產黨員王瀛成，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上海空軍飛機修理廠的中尉檢驗師。他跟隨敗退的國民黨軍，于1949年春天就去了臺灣。戴龍到臺灣后，首先與王瀛成聯絡，并轉交組織給他的密信。這兩個互不相識的同鄉和同志，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多后，他們為執行同一任務而同時被捕，同時在臺北英勇就義。
1949年，中共派遣了大約1500名黨員干部扮成敗兵、商人、教師和工人混入去臺的人流中。他們分赴臺灣各地，在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開展活動。領導這支紅色特工隊伍的，是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干部蔡孝乾，臺灣人。
諜海搏殺，驚心動魄。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那是更為險惡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驗，更為嚴酷的信仰和忠誠的較量！
戴元齡泄露了機密：臺灣有六個偵察電臺。軍車和官兵臂章上有昆侖山符號
和王瀛成赴臺路線不同的是，戴龍是從陸上經廣州轉香港，再從香港到達臺灣的。他在廣州見到了黨的辦事處負責人呂錚，在香港見到了辦事處主任張君然。他們向戴龍布置了入臺的具體任務及見面方法，還有電信密碼、暗號化名等聯系方式，并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培訓。他領取了4000元的港幣作為活動經費。他的入臺通行證是在臺灣國民黨聯勤總司令部擔任測量學校政治部主任的哥哥戴元志幫他代辦的，通行證上的職務是測量學校的教官。
利用在臺灣的親朋好友的關系開展工作，是當時組織上的要求。除了哥哥，戴龍還有叔叔等好幾個親戚在臺灣居住。
戴龍是1950年3月5日到臺北的，寄住在信義路三段的本家叔叔家里。叔叔是臺灣省立師范附中的教員，叫戴培之，比戴龍大五歲。憑著這個關系，他以王恭陶的化名領取了身份證。
富饒美麗的寶島因為戰事而顯得混亂和緊張，到處是敗退下來的官兵和家眷。物資缺乏，匪特橫行，社會動亂，人心惶惶。國民黨政權立足未穩，他們企圖用一道海峽來阻擋人民解放軍進軍的步伐。為了穩定局勢，蔣介石發布和強化執行《勘亂時期檢肅匪特條例》《懲治叛亂條例》和各種戒嚴法、戒嚴令，控制人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
面對嚴峻的形勢，戴龍冷靜處之。他和王瀛成聯絡后，確定了工作計劃。兩人分頭行動，隨時碰面。戴龍從尋訪老同學老同事著手，以來臺尋找工作為借口，開展收集情報的工作。在臺北街頭，他遇到了原“重慶艦”的海軍下士劉鳴鍾，久別重逢，兩人越談越投機。劉鳴鍾曾被送往英國受訓，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他當了逃兵，后在臺北成了天利實業公司的會計。他告訴戴龍，他住在中山北路二段，可以隨時找他。根據劉鳴鍾對現實不滿的狀況，戴龍啟發他認清大勢，緊隨潮流。聰明的劉鳴鍾不停地點頭。建立信任后，劉鳴鍾向戴龍提供了臺灣海軍的艦船數量和裝備的有關情況。
作為共產黨員，戴龍忠實于自己的信仰。為了祖國的統一和社會的進步，他雖然身在敵營，但有組織的指示，有同志的配合，他有信心完成任務。通過訪老友、敘舊情，他打聽到了許多熟人的近況和地址。他一個一個地走訪，了解社情，了解敵情。40歲的黃磊是江蘇老鄉，戴龍得知他在空軍高炮司令部任職，便前往臺北郊區的三重鎮，正好碰見黃磊的同事劉自強，三人喝酒吃飯，暢談時局。兩個國民黨軍的軍人一邊發牢騷一邊大談軍中情況。戴龍問及軍車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侖山符號，黃磊告訴了代字。戴龍不動聲色，一一記在心中。
在叔叔家中，戴龍巧遇了同鄉戴元齡，他是五十四軍第八師政治部的少?？茊T。談及社會情況，戴龍說報紙上刊登國軍偵察電臺破獲了一樁黃金走私案，真厲害。戴元齡順口就泄露了機密：“臺灣有六個偵察電臺?！?/span>
當過江蘇省警官學?？崎L的戴龍在臺灣的同行中有不少老朋友，他借機去尋訪看望。在臺南，他見到了任警察局長的同鄉朱亞擎。朱亞擎留戴龍在家住了十多天，提供了附近九十二師、關廟五十三軍、嘉義二零六師的駐訓情況，以及80多個美國技術顧問的特長。到高雄，在港務警察所見到了老同事錢夢明。錢夢明還兼任著高雄防務團的副團長，他熱情地招待戴龍，介紹了高雄海軍力量及陸軍五十二軍二十五師由舟山撤退后的布防。打聽到蘇北老鄉王蔚龍調到了基隆市警察局，戴龍來到港口，通過王蔚龍了解軍港情況……
情報工作不僅需要英勇無畏的膽量，更要有縝密周詳的策略和綜合分析的能力。有時侯，把互不相干的兩件事聯系起來，或許是一個重大消息。有時候，一句話可以分解成好幾種意思。戴龍把從四面八方收集來的信息，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經過仔細的判別、研究和歸類，整理成有價值的情報。
兩個多月了，王瀛成也收集了許多信息。
通信暗號：1472。焦靜秋發出了信號。一張黑色的大網撒開了
戴龍很急。他明白，他們的工作，關系到解放臺灣的大局。當務之急是如何把情報送出去？在自已的電臺暫時沒有條件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只有利用公家電臺拍發電文了。
經過再三觀察和試拍，6月的一天，戴龍從臺北來到屏東，若無其事地跨進了電信局的大門，向發報員遞過去一份抄寫工整的電文。電文不長，內容是親友近況和現住地址，收報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號福成莊潘修，電報掛號是1472，這是規定的通信暗號。
反復推敲的電文是極其復雜的，既要把情報內容報告上級，還必須簡短明了。這就要靠密碼來編譯。上級交代給戴龍的密碼有成密和周密兩種，并規定了標指和換碼的方法。涉及到陸?？哲姷膬热荩怯秒[語代替的。陸軍叫綠茶，海軍叫花茶，空軍稱紅茶。美國人叫王先生，澳門叫金門，東京是定海等等。
由于電報字數不能太多，戴龍在屏東和高雄拍發了三次。為了解除外人的疑慮，后兩次的電報收件人分別是潘淵和謝明。
他總想多干一些工作，為黨多貢獻一份力量。他不斷擴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對象大都在軍隊。
由于情報較多，除了緊急的情報，他還將大部分內容密寫成書信，投寄到香港黨的秘密聯絡站，收信人是沈琳。這樣的信投寄了兩封。
就在戴龍全力以赴開展情報工作的時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過來。
這個人叫焦靜秋。戴龍和他是江蘇警校的同學，他后來還是戴龍的部屬。戴龍來臺后，兩人常有交往。焦靜秋雖在軍中就職，但他對現狀不滿，經常發泄對抗政府的情緒。戴龍先是靜聽他說，后來隨聲附和幾句。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他認為這是個可以發展的對象。在以后的接觸中，他更加堅定了這一認識。當焦靜秋透露了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擊，同時批準他去上海接家眷來臺的消息后，戴龍覺得這是一次極好的機會。他和王瀛成商量，都認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收集到的重要情報送到上海東海艦隊的直接領導手里。想到這里，戴龍欣慰地笑了。
焦靜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蔣介石的情治機構。戴龍的活動，早就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懷疑，焦靜秋按照幕后人的指使，贏得了戴龍的信任。敵我雙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計劃設置陷阱。
終于，焦靜秋發出了信號，他告訴戴龍，他已拿到了去大陸的通行證，近日即將離臺。他問戴龍有何事要辦，盡可吩咐。
戴龍故作鎮靜說，沒有太大的事，麻煩你帶一封便信給做生意的朋友。
戴龍將早已用化學藥水書寫的臺灣陸?？哲娗閳?，折疊成一小卷交給了焦靜秋，收件人寫的是“上海齊齊哈爾路浦江中學交姜明遠接收”。姜明遠是化名，實際收件人是陳志貞。陳志貞是解放軍華東軍區海軍部聯絡處的科長，他是戴龍的直接領導人。
拿到了密信的焦靜秋，立即將它交給了上司李士珍。
一張黑色的大網撒開了！1950年7月，戴龍和王瀛成、劉鳴鍾等被逮捕審訊，被國民黨國防部軍法處列為“匪華東軍區海軍部潛臺匪諜戴龍叛亂案”，涉嫌23人。
受盡酷刑的戴龍，被軍警打斷了雙腿和雙手，他堅貞不屈。刑前游街時，他是被匪徒們用繩子吊在卡車上示眾的！
同時被判處死刑的，還有王瀛成和劉鳴鍾。1951年1月18日凌晨，臺北南郊馬場町的刑場上，響起了一陣又一陣密集的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