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前，我在學校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的活動，那時我十二三歲，很多事情我并不知情，只是跟著他們去開會和會見其他同志，后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地下黨員。
抗戰爆發后，日軍飛機常來轟炸，我們學校不能上課了，我迫切想參加一些救亡運動。1938年，我在浙江省參加了抗日救護隊，那時日軍飛機轟炸過后，我們就背著急救包去街頭搶救受傷的人。沒有搶救任務的時候，我們被安排學習簡單的止血、包扎、抬擔架等基礎搶救知識。后來因為經常打擺子（生瘧疾），我離開了浙江的外婆，回到上海的父母身邊。
外面戰事緊張，我在家坐不住，父母怕我再去參軍，就把我送到無錫姨媽的家中。他們沒想到的是，我的姨父竟然是共產黨員。我最終跟著住在姨媽家的一位上海申新紗廠女工一起，在姨父的指引下輾轉到了常熟，參加了江抗三支隊，那年我17歲。
有一天指導員突然找我談話：“和你一起來的那位申新紗廠的女工，原來是漢奸，現在已經逃回了上海！你看你是繼續留在部隊還是回上海？”我聽后又驚又怕，心想難怪這些天碰不上她。我毫不遲疑地說：“她走她的，我不會走的，我一心革命不怕吃苦，我要留下！”后來一次行軍路過一個村莊，在路邊給我們送水的群眾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我趕快跑去質問她怎么當了漢奸。她看我怒氣沖沖，笑著拍拍我：“他們那是考驗你，我怎么會是漢奸呢！”原來是因為她近視太嚴重，行軍途中老是摔跤，組織上無奈，才把她調到地方做民運工作的。
皖南事變以后，我們部隊轉移到無錫，番號改成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我因為有在衛生隊工作的經驗，被派去后方醫院。后方醫院條件簡陋，用過的紗布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籠來消毒。戰時我做好護士工作，努力搶救病人；閑時除了學習醫務知識，我還不時跑去駐地的大眾劇團看他們排練。夏光的愛人趙哀琴就在大眾劇團，見我去旁觀，她總是招呼我說上幾句話。
部隊軍供科下屬有被服廠和榴彈廠，兩個廠里沒有一個醫護人員，我這時剛從抗大五分校學習結束回到部隊，組織上就把我派了過去。這兩個廠并不靠在一起，出診時我兩頭跑，有空我還跟被服廠的女工學習踏縫紉機。
榴彈廠除了做子彈手榴彈，還自己搞炸藥，靠的是兩個上海來的大學生，其中有一位姓孫，還是位女同志。一次我回醫務室拿藥時，將背包落在了化學室，我回去取時，覺得氣氛不對。到達駐地后，我才發現正在開追悼會，是那位女大學生犧牲了。原來榴彈廠要轉移，當地的民兵提出留些地雷給他們。女大學生在壓制地雷時，不慎被炸身亡。那位女大學生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腦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