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等人在安徽（1958年）
后排左起：黃巖、譚政、曾希圣、賀龍、桂林棲
前排左起：余叔、薛明、王長德
曾曉東是曾希圣、余叔夫婦的長女，在總政工作，授少將銜。
曉東很忙，常在南方。得知她將返京數(shù)日處理事務，我們隨即赴京采訪。
雖說只是短短的兩個多小時，況且也沒讓她有準備的時間，可她繪聲繪色，侃侃而談，把許多沉重的話題，演繹得輕松幽默，給人沉思與啟迪的空間。她爽朗的性格和演說的技巧，讓采訪者由衷地佩服。她講述父親曾希圣的許多故事，筆者也是聞所未聞。
1931年11月，曾希圣奉中央命令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qū)后，就挑起了中央軍委情報工作的重擔，任中革軍委偵察科科長。偵察工作主要依靠偵察員的膽識與智慧，但因偵察手段所限，敵方的重要活動，重大決策，難以偵知，曾希圣十分著急。情急之中，還真生出智來。一天他終于回憶起在黃埔軍校讀書時，有位校友說起“空中截獲”情報一事。遂向中央軍委提出建立情報部門，開展密碼破譯工作。這一建議，得到中央肯定。1932年初，中央軍委設立情報局，因其在總參下設部門中排序第二，又稱軍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長。周恩來后來一直稱他是中共情報工作“創(chuàng)業(yè)的人”。這一年，他不僅多次破譯了國民黨軍的密碼電報，還先后破譯了國民黨的兩個密碼本。此后，國民黨軍特聘外國密碼專家編制新的密碼“特別本”、“猛密”本等。可是使用不久，曾希圣和他領導的軍委二局就又將其破譯。
破敵密碼 挽救紅軍立奇功
1933年春，在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中，曾希圣和二局破譯了偵聽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敵軍所有密碼電報，而且還成功破譯了國民黨“圍剿”軍第十師李默庵師長用密碼發(fā)給他在上海的夫人顧林的一首詩。1936年12月，周恩來到西安處理西安事變時，見到這位黃埔軍校的學生李默庵時，稱贊李的詩寫得好，并隨口吟出他給夫人顧林的詩，剛吟首句，李很疑惑，吟至尾聯(lián)“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始干”時，李默庵大為驚訝。三年前的這首詩從未示人，又是用密碼發(fā)往時在上海的夫人的，周恩來何以得知？周恩來實言相告，紅軍破譯了你們的密碼電報，李默庵聽后大驚失色。在國民黨人眼里，紅軍只是一幫農(nóng)民、烏合之眾，既無電報拍發(fā)裝置，又無無線電方面人才，此時得此信息，故而驚詫不已。李默庵心中暗想：與這樣的對手作戰(zhàn)，焉能不敗？當然，曾希圣情報局長的身份，終究是瞞不住的。紅軍長征后，曾希圣與二局部分人員隨總部首長朱德、周恩來等行動。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破譯了對紅軍實施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的密碼電報，紅軍總部毛澤東、朱德等根據(jù)二局獲悉的敵情，選擇突圍的路線，盡量避免不必要的作戰(zhàn)和犧牲。
在四渡赤水之戰(zhàn)中，紅軍一度將重新陷入敵軍的四面圍攻之中，大家苦于難以擺脫當前險境時，曾希圣提出一計妙策。這就是利用已經(jīng)掌握的敵軍的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督戰(zhàn)的蔣介石，給正向紅軍猛追的國民黨軍周渾元、吳奇?zhèn)煽v隊發(fā)電，將兩部主力調(diào)開。這一著，符合蔣介石經(jīng)常朝令夕改、越級指揮的特點和弱點，有成功的把握。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大加贊賞，當即令其擬電拍發(fā)。此電發(fā)出后，曾希圣指示二局，專門注意敵周渾元、吳奇?zhèn)刹縿討B(tài)，發(fā)現(xiàn)周、吳兩部果然按“假蔣”之令行動，紅軍終于避免了一場嚴重的血戰(zhàn)，成功轉(zhuǎn)移。此舉之后，蔣介石發(fā)現(xiàn)紅軍似有進攻貴陽之勢，急令周、吳等部火速往貴陽保駕。此令與“假蔣”令行動方向大致相同。對紅軍的假電令，不僅周、吳未知其假，蔣介石也一直不知曾經(jīng)有此“假蔣”電。
曾希圣獻計假蔣電令一事，屬高層機密，一直不為人知，曾希圣也未對家人說過。1967年曾希圣病重期間，原任軍委二局副局長的宋裕和在看望曾希圣時，才對曾夫人余叔同志說：“老曾了不起，四渡赤水時，出妙策，立奇功，得到過中央嘉獎。”長征時曾任軍委一局局長的郭化若，也在1973年對余叔說過這件事。劉伯承說過：“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寶，看得準，贏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人”。毛澤東在黨的八大會議上，談起長征時，曾稱贊說：“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可見，曾希圣主持的破譯工作在毛澤東等領導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了。
曾希圣在紅軍時期就開始做情報工作，1931年12月起，到抗戰(zhàn)初期的1938年12月，一直擔任軍委二局“情報”局長。
曾曉東是長大之后，才逐漸知道父親的革命生涯的，她為有這樣的父親而自豪。
“因為父親的工作成效，一直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的贊賞，毛主席特別器重我父親。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父親一直想到作戰(zhàn)部隊去。1938年12月，毛主席最終同意他調(diào)離情報局，因為父親早已培養(yǎng)了接班的同志，他被調(diào)到中央社會部工作。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成立，書記周恩來又向中央建議，把他調(diào)到南方局軍事組，加強南方局的情報工作。2月，曾希圣秘密抵達重慶曾家?guī)r50號。”看得出，曉東對父親的這些經(jīng)歷，已經(jīng)非常熟悉了。
不久，曾希圣將情報工作打進了戴笠主管的國民黨軍統(tǒng)電訊總臺，發(fā)展了中共黨員，并在共產(chǎn)黨員張露萍從延安到達重慶后，成立了中共軍統(tǒng)電臺秘密支部，又建立了秘密聯(lián)絡點。此后，國民黨重要情報便不斷從這個聯(lián)絡點傳送到中共中央。情報連連泄密，國民黨開始警覺。九十月間，由于意外情況發(fā)生，而且處置經(jīng)驗又不足，秘密聯(lián)絡點遭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嗅出中共一定有重要的“神秘人物”在重慶活動。因為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初，蔣介石曾派考察團到延安，特意要看看屢屢破獲他們重要情報的中共中央軍委二局和二局那位“中共神秘人物”、情報專家。此時，他們懷疑中共情報專家曾希圣可能已在重慶。于是，派出特務蹲守、監(jiān)視、探聽。直至直接找到周恩來當面詢問：“你們不是大講國共合作嗎？怎么把你們的特務頭子也帶到重慶來了？這不是破壞國共合作嗎？”周恩來對此當然不予理睬，但事后便與葉劍英商量，讓曾希圣在周公館不要露面，不給國民黨以口實。不久，便讓曾化裝成警衛(wèi)人員擇機離開了周公館，暫避在八路軍紅巖辦事處。
曾希圣（中）與軍委二局的戰(zhàn)友在延安（1936年）
由于曾希圣在重慶已經(jīng)暴露身份，而華中新四軍正需要充實干部，周恩來與葉劍英慎重商討考慮，并請示中央后決定將他轉(zhuǎn)移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去。恰好此時在重慶的葉挺軍長將動身回軍部，周恩來遂將曾希圣的情況和工作安排，介紹給了葉挺和專程來接葉挺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1940年7月9日，曾希圣與葉挺、袁國平以及經(jīng)濟學家錢俊瑞、音樂家任光等人一起離開重慶，7月底抵達皖南新四軍軍部。
“聽媽媽說，皖南事變發(fā)生后，中央要爸爸把打散的部隊收編起來，這些部隊后來組建成了新四軍第七師，張鼎丞伯伯任師長，我爸爸擔任政委。張由于其他工作原因一直沒有到位，所以那時爸爸就成了七師的軍政一把手。”曉東說，“這次爸爸實現(xiàn)了直接帶兵打仗，打擊日本鬼子的愿望。”
屢次“犯上” 身正心正路子正
曾曉東講述的故事，有許多精彩片斷：
大約1990年，我在總部因有事想見李先念叔叔，就先發(fā)了一封信給他：“李叔叔，我有事要見您……”第二天上午，他的秘書就來電話了，說“李主席說：你要有時間，今天下午就來。”我真的很高興，下午早早地就到他的秘書室等候。一會兒，秘書進來說：“好像李主席沒有睡午覺。”我輕輕推開門，李先念端坐在辦公桌前的大靠椅上，果然沒有午休。我輕聲叫了一聲：“李叔叔，您好！”“你來了！快坐！”他高興地站了起來。“沒想到李叔叔坐在里面等我，我一直在外面等，沒敢打擾您。”說著我就在李叔叔辦公桌右側(cè)椅子上坐下了。
“知道東東要來，我就沒睡午覺。我這么多年，就一直在找你們家的孩子呀！”看出來，他很興奮，可見他與我爸爸的感情是很深的。
“你父親同我們不一樣，他是一個能干大事的人，是一個能成就事業(yè)的人。”聽李叔叔這樣夸獎我爸爸，心里真的很高興，很自豪。
“你看吧，紅軍時期，他第一個搞情報局，了不得呀。
“抗戰(zhàn)時，你爸爸七師在皖江地區(qū)，皖江第一個銀行大江銀行，就是他辦的。
“建國以后，你爸爸在安徽，又是第一個搞責任田的人。你爸爸就是走得不順呀，他的有些觀點，有些‘犯上’了。”
我對李叔叔說‘犯上’的含義心里是很清楚的，父親為了工作上的事敢于跟比自己地位高得多的爭論，甚至拍桌子。顯然，李叔叔對我爸爸曾經(jīng)做過的工作，非常地肯定，對他的經(jīng)歷，又有同情與惋惜之意。
其實，我爸爸的“犯上”真的是有些“歷史”了。我們子女成年以后，媽媽曾經(jīng)對我們說過一些爸爸的往事。爸爸去世前兩年，偶爾也說點自己的故事。知道爸爸更多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是“文革”結(jié)束、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事了。
紅軍時期，爸爸的情報部門受到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為了保證情報部門全天候24小時的正常工作，當時最緊張的物資——煤油，是不可短缺的。煤油除了繳獲來的，就是國統(tǒng)區(qū)地下黨搞來的，經(jīng)常是冒著生命危險購買，冒著艱險運輸來的。我爸爸當時對煤油的使用管得很嚴，強調(diào)節(jié)約，那真是惜油如金啊。
新四軍七師部分領導干部在陶莊。右起：曾希圣懷抱曉東、熊應堂、林維先、李步新
有一次，爸爸讓局里一位同志到后勤部門去領煤油。劉少奇當時分管后勤工作，就對那位同志說：“為什么你們領那么多煤油？全軍就這么些煤油，你們二局用的最多。”就沒給領。我爸爸聽說這個情況，很著急，領煤油是為了發(fā)動機器，為了收聽敵方電報，沒有煤油怎么行？于是親自跑到劉少奇那里去交涉，由于話不投機，雙方爭論起來。我父親后來拍了桌子說：“我領這些煤油干什么？不是喝，是為了工作！”說完這句話，轉(zhuǎn)身出門就走了。劉少奇一看，這么大脾氣，又拍桌子又發(fā)火，這還得了，非常生氣。后來經(jīng)過周恩來副主席協(xié)調(diào)，煤油最終還是發(fā)給了二局。長征中所有的領導都非常關(guān)心二局的工作，在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毛主席除了把自己的馬給二局使用，還親自囑咐要保證二局的供應。周恩來、朱德經(jīng)常到二局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困難。這大概是爸爸在革命隊伍里的第一次“犯上”。
紅軍時期，爸爸還有一次“犯上”行為。從五次反“圍剿”到紅軍長征中，爸爸的軍委二局整天忙著破譯敵方密電，一天24小時不間斷工作，為的是讓軍委領導同志及時掌握敵情。軍委領導也迫切需要知道敵情的變化和動向，好及時統(tǒng)籌指揮部隊的作戰(zhàn)行動。所以，當二局正在緊張地工作時，他們也經(jīng)常焦急地等在一旁，等候著破譯出來的敵情。有一次，因幾天以來敵情一直很嚴重，破譯工作也是爭分奪秒，大家非常著急，紅軍總司令朱德伯伯干脆就等在他們的破譯室里。一會兒輕輕地問一聲：“出來了嗎？”沒有回答。再過一會兒，又問一聲：“出來了沒有？”仍然沒有回答。此時，周圍寂靜無聲，只有爸爸和二局同志的思緒，在剛抄收的敵方電報密碼中遨游。著急的朱德伯伯，又輕聲地問了一句：“還是沒有出來？”我爸一聽，“啪”地一聲，巴掌拍在桌面上，把周圍同志都嚇了一跳，“咳！你這樣催，還叫我們怎么工作？你還是出去等吧！”朱總司令理解地點點頭，微微地擺著雙手，小聲地說：“我出去，我出去，我在外面等。”邊說邊退出了破譯室。朱老總就這樣等在寒冷的屋外，一直到電文破譯出來。
我第一次聽說爸爸的這段經(jīng)歷時，就覺得爸爸怎么這么橫呀！朱德伯伯不僅是你的頂頭上司，而且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輩，哪能這么對待他呢？其實，這就是爸爸的性格。對待工作，一向認真，非常執(zhí)著。他在工作狀態(tài)中，誰都不能干擾他。他拍桌子訓斥人的時候，他的意識里并沒有對方是一位首長的概念。后來我們才知道，父親事后是非常后悔的，他平時非常敬重朱總司令，他找朱老總道了歉，朱老總也根本沒有把這件事當回事，他與父親的關(guān)系仍然非常親密。我母親后來說，多少年了，每當一提起這件事，父親總是很內(nèi)疚。
爸爸的“犯上”，大多能得到領導同志的理解和諒解。因為他們太了解爸爸了，爸爸一貫忠于黨，忠于革命，爸爸的品行、人格，爸爸的為人處事，都受到同志們的敬重，爸爸是一個沒有私心的革命者。
主政安徽 率先推行責任制
然而，李先念叔叔說的爸爸“犯上”那件搞責任田的事，就不一樣了。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期，爸爸在安徽省任省委書記，為了使農(nóng)村、農(nóng)民能夠早日擺脫貧困、能夠吃得飽，1961年3月在廣州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父親向主席提出搞分田到戶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也就是責任田。毛主席當時說可以試一試，能增產(chǎn)就是件大事，出了問題就檢討嘛，我們倆各負一半的責任。所以，上世紀60年代初，父親首先在安徽農(nóng)村搞起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當時就叫責任田，并且很快就從實驗范圍擴大到安徽80%的地區(qū)。這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由于實行了責任田，農(nóng)民的積極性得到了鼓勵，安徽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很快扭轉(zhuǎn)了局面，糧食增產(chǎn)，農(nóng)民得到了實惠。1961年12月，毛主席把父親叫到無錫匯報工作，他對父親說，現(xiàn)在生產(chǎn)恢復了，責任田是不是不要搞了。父親對主席說，農(nóng)民剛剛嘗到一些甜頭，生產(chǎn)局面也剛剛好轉(zhuǎn)，還是再讓我們搞下去吧。毛主席沒有表態(tài)，但顯然是不同意再搞下去的。父親回來后并沒有停止責任田的推廣，而是繼續(xù)推廣和完善責任田，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受批判離開安徽。父親走后，責任田在安徽被糾正。
對責任田中央很多領導是贊成的，并且希望大力推廣的，如鄧子恢等一些領導同志。不過，一些領導干部認為是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在七千人大會安徽組的會上，劉少奇說父親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和路線錯誤。爸爸在揭發(fā)批判他的會上，兩次檢查了自己在安徽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但他對農(nóng)業(yè)“三改”、水網(wǎng)化和“責任田”仍有保留。他說：“至于三改、水網(wǎng)化、責任田到底錯在哪里，我自己要進一步檢查……在弄清是非的基礎上，本著有錯就改的原則來改正。”
爸爸是抱著為安徽人民迅速擺脫困境的愿望去工作的，沒想到他的這次“犯上”之舉，還是惹得“龍顏大怒”。其實正是推行了責任田，安徽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才恢復得這么快，困難局面才得到了控制，中央的一些領導還親自或派人到安徽考察，大多數(shù)的結(jié)論都是贊成的。然而，這一切都沒能改變對爸爸的處理。這次“犯上”，爸爸被中央免去了安徽省委書記的職務。
好在歷史總是在進步發(fā)展的，15年后的1978年秋季，安徽農(nóng)民又想起了當年的責任田，在全國率先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成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先鋒。1982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安徽時專門談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問題，他說：“對‘責任田’的認識有先有后，當時我對這個辦法是不贊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筆債，我這次來安徽是來還債的。”他還稱贊道：“曾希圣同志是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先驅(qū)。”歷史最終證明，父親的“犯上”，不為自己，他身子正，心術(shù)正，路子也走得正。
求實好學 心中永遠的偶像
當我問起“你爸爸對你的成長有哪些影響”時，曉東很幽默地說：“小時候，其實我并不很佩服爸爸。”
接著，她給我們講了一些相關(guān)的往事：
我小時候認為，老革命應該是那種威風凜凜，瀟灑飄逸的形象，可爸爸不是。
讀小學時，有同學的家長到學校做報告，講到紅軍長征，吃草根吃皮帶。我就很佩服。
我回家就問爸爸：“你參加過長征嗎？”“是的。”“你吃過皮帶草根嗎？”“吃過，皮帶煮了，吃起來還是蠻香的。”我這時就很欣慰：我的爸爸也參加過長征，也吃過草根皮帶。
“你受過傷嗎？”“沒有。”我又不佩服了，打仗怎么會不受傷呢？我覺得，爸爸作為軍人，總得有個傷疤給我看看。他沒有，我就不那么佩服他。
有一次，我的同學說：“曉東，你知道嗎？毛主席有次負傷，你爸爸背過毛主席。”那時我們都不知道爸爸是從事破譯情報密碼工作的。
我后來就又問爸爸：“你是不是背過毛主席？”爸爸笑了：“你看我這個樣子，能背得動他嗎？”好像這個英雄也不是他。所以，小時候我并不佩服他。
爸爸是個特別忙的人，好像總是在工作，小的時候，與他見面也很難。他特別愛動腦筋，走路時都在思考。
我們小時候，好與爸爸鬧，知道爸爸回家了，就躲在門后面，當他進門時，突然“哇！哇！”地大叫，想嚇他一跳。可總是嚇不著他。因為他總是聚精會神地思考問題，對我們的喊叫無動于衷，好像根本沒聽見，他的思考太投入了。有一回，我終于嚇著他了，他生氣地說：“你干什么呀？”我這才知道，當他沒思考問題時，也是會被嚇著的。
曾曉東（中）與本文作者劉順發(fā)（左）及特約記者黃進琪（右）合影
爸爸是個好學的人，爸爸被罷官后，我家搬到了上海，一位高中同學到我家來玩，就這么一次，卻改變了他對老革命的看法。那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一些同學到我家來玩，有位同學和我爸爸聊起了天。爸爸問：“今天考哪一門呀？難不難？”我同學說：“考化學，總體不太難，最后有道選擇題，算是有些難度的題。”爸爸聽完題，就拿了根樹枝，在地上劃來畫去，過了一會兒，“唉，你看，這樣解題”，他把式子列了出來，“是不是就得出答案來了？”同學看了爸爸的解題方法，大吃一驚，化學他也懂呀？這位同學成績很好，他考取了清華大學。很多年后他對這件事依然記憶猶新：當時我就很佩服你爸爸，也改變了對老干部的看法。老干部也不光只會打仗，高深的學問他們也懂得。其實，我知道爸爸對許多學科都很鉆研，很有造詣。
他還喜歡邀請科學家到家里來做客，農(nóng)業(yè)專家、化學專家、機械學專家等等，涉及學科很廣泛。我們在上海住的房子是原先的法國領事館，里面有些古董。記得那一年，爸爸在一個大銅鼎里面搞起了秧苗栽種實驗。后來讓管理人員發(fā)現(xiàn)了，向他說明，別把它搞得泥糊糊的。結(jié)果呢，爸爸說出了古董的名字，制造的年代，還有歷史上的價值。說得大家都笑了，“我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呀，下不為例！”當然，實驗的結(jié)果有了，實驗也終止了。
媽媽告訴過我一件事。記得是1956年，爸爸在安徽任職時，就想在黃山建個纜車。一次開會，他說，年歲大的人爬黃山是很難的，黃山能不能搞一根鋼纜，搞一個纜車供游人上山觀景。當時國內(nèi)沒有纜車，他也沒見過，不知爸爸是受到了什么啟發(fā)，他就想到了這個辦法，出了這個主意。還派人設計過，后因鋼材不過關(guān)而作罷。
上世紀60年代初爸爸調(diào)到華東局，住在上海，實際上是賦閑。他只向市里提了一個要求：能不能派一個木匠師傅給我，兼職的也行。原來，爸爸自己設計，讓木工按圖制作，他是在試制插秧機。“文革”期間，爸爸遭批判，挨批斗，身心肉體都遭到迫害摧殘，但他的試驗還是沒有停止，他做過多種方式的試驗。他被調(diào)西南局時，就又把一些工人從上海帶到西南。后來上海在這臺樣機的基礎上制造出了第一臺播種和插秧機。“文革”結(jié)束后，這第一批的廠長、工人到北京，專門找到我們家，在爸爸的靈前，他們泣訴：“曾老，我們來看你了，我們來向您匯報來了，您當年的試驗，我們?nèi)〉贸晒α耍 ?/span>
爸爸是個能人。吳運鐸叔叔說過“你爸爸很能干，愛鉆研，當年指導我們制造槍支子彈，他也很在行。”賀綠汀叔叔還說過：“你爸爸是個很有才華的人。”李先念叔叔告訴我：“你爸爸真是個能成就事業(yè)的人。當年他領導新四軍第七師，抓經(jīng)濟特別有辦法，七師也最富有。那時提供給新四軍軍部的給養(yǎng)、武裝等，七師是最多的。有一回我對你爸爸說‘老曾啊，我們都穿土布服裝，你們倒上下裝都是卡嘰布的。’你爸爸就說：‘那我就給你們的團以上干部每人做一套卡嘰布服裝，行了吧？’這件事我自然高興做了。”我爸爸抓經(jīng)濟工作大概就是從新四軍時期開始的，他曾派員到香港去做生意。他也曾向延安送過金條。
爸爸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爸爸永遠是我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