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沒有一個已經掌握霸權的國家會歡迎并坐視新興大國的崛起。隨著中國快速發展的進程，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其全球競爭對手，強調中國對美存在潛在的重大戰略威脅。面對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調整其亞太軍事部署，頻繁舉行各種軍演，在戰略上防范與遏制中國，中國應如何積極應對？
善于利用中美之間在戰略上客觀存在的共同利益，力求合作共贏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中國的發展使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需求不斷加大。
首先是經濟上的巨大需求。一位美國觀察家指出：“此前，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崛起之時與那么多想遏制其發展的國家發生如此緊密的經濟聯系。”經歷過金融危機后的美國未來要想繼續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有賴于保持在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優勢地位，而全球能幫助其實現目標的梯級產業國際分工和市場容量，支撐點主要在亞洲。無疑，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舉足輕重的。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主要的債權國，中國的經濟規模、發展層次、產業化方向、市場前景等，使美國仍然將中國視為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地區動蕩不時發生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進一步開放的市場，強化了中美之間的利益捆綁，這對于美國經濟的復蘇與繁榮至關重要。
二是在保持亞太地區發展與穩定方面，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亞太地區有美國的重大利益。美國在亞太地區人為突出軍事安全議程，制造緊張氛圍，強化軍事存在和軍事同盟，不僅會損及亞洲給美國經濟帶來的直接利益，還難以為美國實現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上的全面合作提供機會。近期有關美國重新重視歐洲、修正重返亞太戰略的傳言，也許就是源于這種考量。中國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政策，為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美國仍然需要爭取中國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在亞太事務中發揮作用。
三是在解決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上，美國需要得到中國的積極配合。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發展，美國不得不在包括國際禁毒、防止核擴散、反恐、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協調等諸多方面爭取中國的合作。布熱津斯基曾說：“如果把中國的地區力量吸收到比較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中來，它就會成為保證歐亞大陸穩定的重點戰略資產——相當于歐洲，比日本的分量更重。”
中美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難舍難分的經貿合作關系以及社會制度、社會意識形態差異造成的各種矛盾并存。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一個新興大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非友非敵”，既要對美國戰略運作加強警惕、戒備與防范，也要看到中美之間的高度和深度融合，可以因勢利導、以靜制動地選擇對美戰略，保持和平交往。
一心一意謀建設求發展，并將自身發展寓于亞洲整體發展之中
中國的近代歷史告訴我們，弱國無外交。定位正確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沒有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強大的綜合國力，國家應有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也難以充分得到體現。美國以遏制中國為主軸的亞太戰略調整，目的并不是與中國立即開戰，而是阻止中國發展。因此，中國有效應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堅強后盾，歸根結底還是增強綜合國力。應當看到，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一如既往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擴展海外市場的布點。尤其是要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培育和支持中國的跨國企業、創新企業，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只有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把握時局、穩住陣腳，在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有效應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頻頻采取的措施。
另一方面，既要清醒、冷靜、客觀地認識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需要美國這個保護傘，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意圖得以落實與這些國家在軍事上依靠美國有關。同時也要看到未來一定時期內這些國家與中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會日益加深。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了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往來與合作。中國和東盟貿易區自由化發展勢頭正勁，中國已經超過美國而成為東盟、日本、韓國等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最重要經濟體之一，對亞太地區的經濟拉動力已大大超過美國。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意圖的矛頭是指向中國的，但也有美國害怕可能在亞太新的發展時期喪失影響力而加強對亞太政治經濟主導地位與作用的考量。這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越來越認識到，美國畢竟只是亞洲的一個外來者，由亞太盟國自己出錢、出力、出面以牽制中國達到美對華“安全再平衡”的戰略防范和遏制，已經使他們備受甘做美國附庸的詬病。而且，美國通過軍事交流、武器出售等手段向中國周邊地區滲透，會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關系。一旦中美出現對抗，他們將首當其沖成為美國的“馬前卒”，這對他們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中國應當充分認識到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國家自主的主流意識，大力倡導由亞洲國家自己來主導和控制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模式，共同分享區域經濟增長的紅利。以中國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客觀影響力使其他亞洲國家明白“和則兩利，斗則兩害”，與中國對抗沒有贏家，而且會付出代價。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緊扣機遇大于挑戰的戰略態勢
美國重返亞太，著力強化與亞太地區盟國間的關系，必然會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和影響力，增大對中國周邊環境的不利影響和戰略壓力。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主要是為了加強遏制中國，拖延中國的發展步伐，同時與中國爭奪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但遏制本身并不是直接對抗，中國應堅持睦鄰友好的周邊政策，從容應對中美兩國在亞太加劇的競爭。
綜觀國際國內大勢，中國面對美國重返亞太形成的戰略威懾，既要看到是“來者不善”，必須作出準確的戰略判斷，制定反制戰略，也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平發展的基本方針。在國際事務中，在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種手段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時，致力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展現出既有實力又負責任的大國風范。要讓亞太地區的國家認識到，中國既無意也無力在亞太建立一個排他性的地區秩序。這是解除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對中國和平發展懷有的隱憂和不安全感，突破美國針對中國所作戰略布局的重要因素。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外部發展環境在“懷疑中國”、“牽制中國”中面臨更多挑戰。挑戰前所未有，機遇也前所未有。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沒有變，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于我們和平發展，機遇仍大于挑戰。雖然美國重返亞太是試圖通過力量和資源的配置，在局部形成一種不利于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外部環境，從而遲滯中國的發展，但是只要中國以合作共贏的戰略思路全面把握機遇，就能向國際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獲得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國家的認同。
《環球時報》社評指出，“雖然中國綜合力量遠小于美國，但是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主場國，作為區內最大的經濟發動機，中國反對美國主導亞太所能調動的資源實際上多于美國為了推行他的亞太戰略所使用的資源”。因此，中國必須使用更為綜合、更為多樣的手段，重視與加強同周邊國家間的溝通與聯系，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秩序，促進亞太地區的互信、交流、合作，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形成一種進退自如的態勢，逐漸達到以雙邊合作帶動多邊合作的效果。
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推進軍事斗爭準備
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來，不斷以軍事動作挑釁中國，周邊一些國家炮制“中國威脅論”，以應對“中國威脅”的旗號加緊軍備，中國發展的安全環境更趨復雜，捍衛國家主權、維護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的任務更加艱巨。
中國無論是在歷史上的強大時期，還是當代，從來沒有武力侵略過鄰國。戰爭本身并不利于中國的持續發展，中國強調的是和平發展。但是在復雜的國際形勢面前，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加緊做好軍事斗爭準備，是有效應對美國戰略調整后中國國家安全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要求。實戰需要實力，威懾同樣需要實力。只有加強國防建設，具備穩固的軍事優勢，才能形成有效的威懾能力，顯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堅定性；才能在國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針鋒相對，在軍事較量不可避免時取得主動和勝利。
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歷經坎坷、曲折與苦難，但是中國已經不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已經逐漸發展強大起來了。進入世界中心舞臺的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要有堅強的信心，同時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把風險、困難估計充分，及時抓住機遇，正確應對挑戰，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為中華民族復興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實現偉大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