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革命老區的金壇市朱林鎮黃金村，有個很不顯眼的地方叫王家墩。此地溝塘縱橫，水網密布，蘇北人相繼落戶，搭舍為生，繁衍后代。憶往昔，村民們的生活充滿艱辛與苦澀。看今朝，改革開放春滿園，幸福安康在人間。
看王家墩百變氣象新
我曾在王家墩工作過一段時間。不久前，得悉王家墩變了，我便乘車至唐王，轉騎自行車而行，沿著一條寬闊而平坦的水泥大道直達王家墩。路上沒有城市那樣的喧鬧，卻有大自然給人以盡情的綠色享受。變了，一切都變了！進入王家墩，便見粉墻黛瓦的民宅，分布得錯落有致。黃金村推進新農村建設，逐步集居，畫出了美麗似錦的藍圖。墩間池塘，楊柳垂掛，池水隨風起波，紅嘴鴨、大白鵝比翼嬉水；香樟、翠柏、玉蘭、桂花等栽遍四周，綠色的樹蔭與樓房相映成趣。
王家墩現有村民31戶84人。先后出了5個大學本科生、一個博士生。有3戶村民擁有了小轎車，戶戶用上自來水。除個別年老戶外，均裝上電話。老農周樂生風趣地告訴筆者，現在是“種田不彎腰，挖溝不用鍬,糧草不用挑”。更可喜的是“少年讀書有學校，老人養老有依靠，村民看病有報銷”。村上無閑人，賭博不沾邊，村民熱愛集體，村務按時公開，干群緊密團結，社會和諧相處，村民爭當文明戶蔚然成風。
居窮思變自有領頭人
1966年春節過后，筆者曾在大河南大隊蹲點，吃住在第八隊(即王家墩)。當時，全隊21戶，社員98人，土地105畝，人多土地少，在那吃大鍋飯的日子里，社員忙一天，年終分配只有幾分錢，曾流傳著“辛苦忙一工，不如屋后栽棵蔥”的說法。當時口糧的分配標準，全大隊是480斤，八隊貢獻少，只有470斤。很多社員過著瓜菜半年糧的日子。
生產隊長周桂芝是土改時的老黨員，一天晚上，他找到副隊長周德旺探索改變窮困面貌的路子，并商量出兩個辦法。第一，允許手藝人外出務工，日交一元錢，記12分工。第二，村西有個“九畝塘”，塘底較淺，如把它填平改田，一畝收500斤，人均可增一個多月口糧。隔日，召開社員會，社員們對“八隊翻身”的兩項措施完全贊成，并決定填塘計劃用10天時間完成。
這時，正處青黃不接之際，有幾戶社員已斷炊。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天不吃軟叮鐺”，當時，我吃住在副隊長家，對社員生活一目了然，絕大部分社員成天是胡蘿卜當飯，紅花草、青菜湯度日，最好的不過中午吃頓山芋干、胡蘿卜飯。劉金托一家5口，兩個小孩為舔缸盆不斷爭嘴，大的說：“都是你舔盆，今天該讓我了”。缸盆上粘著一層粥，小的不讓，劉上去一個耳光，掃在大的臉上，還說了聲：“沒出息，和小的爭。”此時此景，誰見了能不心酸？“無糧不穩”，小孩也受罪。黨支書顧堅群為解決口糧，硬著頭皮找到糧管所去借點糧。當然，所長也沒這個權，得要公社領導點頭。最后，由公社領導、所長、專管員研究在一個富隊中動用2500斤儲備糧。三天后，帶信給生產隊長去糧管所，隊長高興地捧著預借周轉證，像手捧“圣旨”回到村里。最困難的小麻子薛敖根拿到180斤糧后，當場激動得流下眼淚。他一家5口人住在兩間小草棚里，已好幾天沒米下鍋了。妻子是個瞎子，手提小水桶到塘邊背水煮山芋絲菜湯，水中的蝌蚪也被背了回來下鍋煮成菜湯當飯，此事在八隊中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新聞。
解決了糧食計劃，有娘(糧)沒爹(錢)怎么辦？支書顧堅群與隊委共同研究，對2戶特困戶，請求公社在民政救濟中解決一點，8戶困難戶請信用社給予貸點款，其余則自力更生，以解燃眉之急。過細的思想工作，奪得了民心的親和力，一個“窮則思變”的熱情化為挑土填塘的力量。每日清晨，除去雨天外，哨子一吹，連讀書的學生都先上早工，后去上學，群眾的熱情呈現排山之勢。挖土時取出的樹根、竹根、草根，記工員臨晚時分給社員帶回家當柴燒，一舉多得。不到半個月，遷墳8處，搬掉20多個墳墓，填塘整田凈增面積12畝，田塊平整后劃為三塊栽種水稻。
社員勒緊褲帶搞生產，稻子長得籽大粒飽，畝產568斤，獲得從未有過的收成，單產超歷史。社員口糧雖然稍微有點松動，可是預借糧、周轉糧，陳欠太多。在還不清的債面前，窮困仍然牽縈在王家墩人的心里，一年又一年地重復著能吃飽肚子的美夢。
沐浴春風后繼奔小康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像一聲春雷，喚醒了神州大地。上世紀80年代，黨中央連續五年下發一號文件，為全國農村改革定向把脈，解除束縛在農業經濟體制上的緊箍咒。農村掀起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生產責任制，成為改革開放交響樂的主旋律。王家墩作為這個交響樂曲中一個悅耳的音符，與全國遙相呼應。
“大包干，康莊道”。老隊長周德旺的三兒子周金唐，被選為大河南大隊黨支書，一干就是12年。后來，原貧協組長的小兒李其洪接任黨支書，直至2001年大河南與黃金村兩個村合并。他們承前啟后，以改革為抓手，積極推行聯產承包制，農民發揮出從未有過的生產熱情和積極性，農業連年增產增收，呈現出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曾流傳著“大包干是搖錢樹，干了三年都能富”的歌謠，道出了當時農村的實際。實踐證明“責任制是個寶，用到哪里都見效”。農業承包、副業承包、一個“包”字，打破了大鍋飯的平均主義，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經濟呈現出芝麻開花節節高。
“要得富，必修路”。從古到今，修橋鋪路是行善積德之舉。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更是農民的熱切愿望。道路不通，信息閉塞，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
1987年，大河南大隊支書周金唐為連接西崗，溝通黃金至薛埠的大道，帶領村民起早摸黑，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建造了一條由東到西橫跨大河南的長3公里，寬6米的沙石路，完成土石方2萬多方。
1993年，新任黨支書李其洪借助茅山老區開發之機，投資1.5萬元，鋪石子，平路面，形成現代公路網絡。1995年加強水利設施基礎建設，建造防滲渠道500米，涵閘3座，使水利與道路配套，使大道連接各個村組，便利了村民出行。2001年又在茅山老促會的支持下，新建了黃金大橋，拉近了通向周邊地區的距離，徹底改變了以前“四不通”的封閉狀態。
交通的便捷帶來更多的人流、物流，大卡車、小汽車快速穿越，以前村民上薛埠要繞道10多里，現在幾分鐘即可到達，讓群眾真正受益得實惠。
“調結構，農增效”。農民要增收必須讓農產品變成商品轉化為貨幣。隨著市場的變化，國內外需求的產品也不斷改變。村委會及時地調整農業產品結構，使之與開放的大市場相對接，農民增效得益。2001年黃金村依托晨風集團龍頭企業的帶動，500畝蠶桑園落戶王家墩，實栽面積523畝。村民楊敖齊既是蠶桑技術員，也是養蠶大戶，承包23畝桑田，春蠶飼養20張種，收入2萬元以上；秋蠶飼養25張種，收入在3萬元左右。村里還有水產養殖、食用菌、無公害優質水稻等特色項目，每畝產值由1998年的900元，上升到2200元，10年翻一翻還拐個彎。是黨的富民政策為他們創造了發展的空間，是帶頭人把他們帶上了共同致富的金光道。老百姓從中得實惠，從發展中找到了致富的感覺。
“大開放，顯神通”。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王家墩人勇立潮頭，乘風破浪，發揮極大的智慧和力量。村民周小明憑借自己的睿智卓識，第一個洗腳上岸闖市場，落腳華城開發區，先是開個小吃店，然后開飯館，賺錢后建起一幢小樓房，掛起了“小明飯莊”的招牌，生意越做越紅火。
瓦木工是王家墩的強項。俗話說：“荒年餓不死手藝人”。在那生活困難的歲月里，他們憑借自己的手藝增加了一些收入。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正推動著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今天，他們利用各種關系，親帶眷，朋帶友，把村民逐年帶進北京從事建筑業務。這不僅促進了富余勞動力的轉移，而且經濟收入也十分可觀。
賺錢之后，村民們回家建新房，砌別墅，一幢幢小樓拔地而起。村民徐金城在山西太原帶個木工隊，一干就是20多年，承包項目一處又一處，工程信譽越來越高，需要的人也越來越多，他的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劉國華務工新加坡，掌握了電子技術，回國后，在城里買了房，還購了輛汽車。他們以不怕苦的精神，掙外國人的錢壯自己的腰包。
改革開放30年來，給了王家墩人勇氣和方向，終于告別昔日的貧窮，邁步走上了小康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