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振羽
以“一支兵馬”喻之，可見呂振羽的價值
1941年3月，灰褐色的濃霧吞噬著山城重慶。大自然用它神奇的魔幻力量，掩蓋了本來十分清晰的事物，制造出一種灰蒙蒙、冷冰冰的氣氛。
在城中一條鵝卵石鋪成的小巷深處，著名的中共南方局所在地曾家巖50號赫然在目。這是一座臨山巖而建的三層樓房，透過樓上的木格窗欞，嘉陵江風光盡收眼底。因為這里是周恩來在重慶市區的辦公生活住地，故又被稱為周公館。
這天，呂振羽應周恩來之約準時來到周公館。此前，呂振羽已數次來過這里，聆聽周恩來指示，心殊愜意。然此次情況卻迥然相異，因為這是在“皖南事變”形勢異常緊張的背景下周恩來特意安排的一次談話。呂振羽知道，這次談話將決定他的未來。
其實呂振羽抵重慶，也是周恩來在兩年半前電示湖南省委直接點名要來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時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的呂振羽奉命南下。在天津駛往煙臺的海輪上，他與鄧穎超、王世英不期而遇。當時煙臺軍警盤查甚嚴，鄧穎超見呂振羽沒有行李，容易暴露，便將一只衣箱遞給他，裝扮成一道旅行的樣子，呂振羽始得以順利下船。在分手時，王世英介紹呂到南京找時任中共談判代表的葉劍英。不料，呂到南京后未能與葉劍英聯系上，于是便寫信給在延安的周小舟請示。周小舟此前曾作為中共代表率呂振羽在南京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時任南京鐵道部次長的曾養甫接觸，希望尋求一條國共談判的渠道。任務完成后，周小舟返回延安。
接到呂振羽信后，周小舟立刻復信云：“家父囑，盼兄速回湘開荒……”呂振羽知道這是黨組織要求他回家鄉湖南工作，便立刻啟程前往長沙。呂振羽在長沙接受了中共駐湘代表徐特立的直接領導，參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及“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的組織工作。在當時國共合作的情況下，呂振羽覺得一些工作的開展難免受到國民黨的掣肘，于是便向徐特立建議，在湖南以延安“抗大”的模式，辦一所共產黨人自己的學校，培養抗戰干部。經徐特立及中共湖南省委的批準，呂振羽擇長沙塘田寺小鎮辦起了“塘田戰時講學院”，并任副院長兼黨代表。對辦自己的抗日干部學校，呂振羽充滿著激情，親自寫了院歌歌詞：“我們是迎著大時代的巨浪！勇敢熱烈的青年共聚一堂。加緊學習，奮勇救亡，在這里鍛煉得意志成鋼，把思想武裝。實行抗戰建國的主張，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同學們起來，走向光明的路上！”
學院開學后，影響日漸擴大。但卻為當局嫉恨與不容。1938年冬，湖南國民黨報紙發表文章稱“教授呂某，于北平危岌時，貪生怕死，逃回湖南，糾集同類，以文化抗敵為名，進行陰謀活動”，同時稱“塘田戰時講學院”是共產黨的“西南抗大”。不久，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均電示有關方面，要求查撤“塘田戰時講學院”。面對惡劣的環境，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意下，學院被迫解散。時在重慶的周恩來聞知情況后，直接電示湖南省委轉告呂振羽，要求他立即轉道廣西桂林來重慶工作。
呂振羽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而且文學造詣亦深，尤善寫詩。在離開湖南時，他特地寫下小詩，抒發惜別之情。其詩云：“啟明出溪田，朝渡田禾津。艄公懇懇意，不負故山民。紅旗遙在望，但聽共產吟。”
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接到周恩來電報后，精心安排轉道而來的呂振羽前往重慶。當時安排呂振羽乘坐的汽車為宋慶齡從國外募捐來的醫療手術專用車，故沿途避免了麻煩。
山城重慶，又有霧都之稱。身臨其境，呂振羽感觸頗深。一是自然氣候形成的霧氣迷濛，而更主要的則是作為戰時陪都的重慶，在政治上亦給人一種迷離朦朧的感覺。
見到呂振羽，周恩來非常高興。他說：“你來得正好，現在理論戰線上的斗爭很激烈，調你來重慶，就是讓你來參加戰斗的。”當時在政治部第三廳，以郭沫若為首，集中了一大批知識界、文化界進步人士，其中有翦伯贊、侯外廬、杜國庠、胡繩、華崗等人，呂振羽很快便融入了這一戰斗集體，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呂振羽同時還在搬遷至重慶的復旦大學歷史系兼職任教。由于呂振羽在當時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侯外廬說：“振羽的到來，政治上，我們多了一位知己，學術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馬。”
以“一支兵馬”喻之，可見呂振羽的價值。
1940年10月，第三廳被國民黨當局取消后，呂振羽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又參加了隨后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繼續利用合法身份，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呂振羽在重慶，可以說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周恩來的外交才華、人格魅力以及親切和善的態度，均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慶幸能有機會多次聆聽周恩來的教誨。一次，他參加了周恩來召開的文化界人士座談會。會后異常興奮，激情噴涌，遂賦五言詩一首：
溫泉會群彥，北斗明路碣。
形勢析明暗，方針條晰揭。
明徹若朝暾，深秋似春節。
談笑寓褒貶，同聲斥魑魅。
諄諄一席話，愚懦可感格。
歸途相與語，黑夜逢明哲。
盛會不可忘，咸愿獻一得。
然而，呂振羽沒有料到，時間不長，他就不得不離開一向敬重的周恩來。原因是“皖南事變”后重慶形勢的日趨緊張。為了保護部分革命力量和文化骨干，周恩來決定將一批目標較大的同志撤出重慶，名單上即有呂振羽。當時文化人的撤離選擇地主要有兩處：一是香港，因為在那里可以擺脫國民黨的迫害。當時茅盾等人已去香港，在那里還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域環境，開辟第二條戰線的斗爭；二是蘇北鹽城，那里是新四軍新軍部所在地，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中心。
十多天前，周恩來送走了與呂振羽同在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的胡風。胡風既是作家，又是文藝理論家，與呂振羽雖不同行，但相同的政治觀點、相同的愛國熱誠以及率真坦誠的性格，使他們相處得十分投契。當時周恩來決定胡風到香港是有特殊考慮的。此前，周恩來從日本東京報紙上獲悉日共中央遭到了破壞。為此，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學習時即與日共有聯系的胡風，能夠在香港、南洋一帶通過日本僑民尋找日共關系。于是胡風成為繼歐陽山、艾青等人后又一位撤離重慶的文化人。
胡風離開重慶后，周恩來便考慮到呂振羽，于是約請他前來一談。
當呂振羽疾步來到曾家巖50號周恩來辦公室時，只見周恩來正臨窗眺望。順著他的視線，呂振羽看到那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頂以及遠方的峭壁，看到嘉陵江那渾濁的江水正奔騰不息，傾泄而下。
見呂振羽到來，周恩來緊鎖的眉頭略有舒展。他對呂說：“重慶的形勢你也知道了，我們估計國民黨當局在日甚一日的反共氣焰中，會迫害一些進步的左翼文化人士。為了保存力量，決定讓一些有影響的文化人撤出重慶，你亦在其列。”繼之，周恩來仿佛有些抱歉地接著說：“此前請你來重慶，是想我們在一起多做些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的工作。但現在情況變化了，我們要未雨綢繆，提前應對，以防不測。想必你能理解。”
眼見身邊的一些朋友已經撤離，呂振羽也早有思想準備。但當神情嚴肅的周恩來正式通知他后，他還是覺得有些突然和茫然。
周恩來對呂振羽說，組織上已決定他前往蘇北根據地。隨后，周恩來便詳細介紹了蘇北的情況。他告訴呂振羽，新四軍新軍部已在蘇北鹽城重建，劉少奇、陳毅正在那里統率華中軍民堅持抗戰。作為新建根據地，那里急需大批人才。因此，周恩來要求呂振羽先去那兒工作，以后再伺機考慮前往延安。
周恩來一錘定音，決定了呂振羽的去向。呂振羽當即表示接受組織安排。之后，周恩來又與呂振羽一起研究了一些轉移的細節，并告訴他路費已準備好，到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處直接領取即可。當夜，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呂振羽留宿曾家巖。
呂振羽即將遠行。當時的情景，其摯友侯外廬后來有詳細回憶：
“他告訴我，他要去新四軍，我極表贊成，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欽羨。‘皖變’之后而愿往新四軍者，誰能不敬佩他的大勇。告別時，振羽神情莊嚴，囑托我照顧他的年青的弟弟持平。他把那次辭行當作最后作別，表示他此去前線，抱著不趕走敵寇誓不回頭的決心。呂振羽去新四軍踏上征程前的行狀，給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就在那一次告別之后，對振羽的一種新的認識從我腦際掠過。我覺得，振羽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氣質，超科學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種英雄氣概。”
呂振羽正是帶著這種英雄氣概踏上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之路的。與他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時真。
為鹽城撲面而來的抗戰文化氣息所感染
4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蘇北大地染綠點翠，生機盎然，到處彌漫著暖融融的春的氣息。呂振羽夫婦月底輾轉抵達鹽城時，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久違了的春意。
早在重慶時，呂振羽對這海隅城市已有所聞。作為歷史學家，他知道鹽城是一個因鹽而興的城市，是誕生過民族英雄陸秀夫的一方熱土，尤其是劉少奇、陳毅在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高擎抗戰大旗，鹽城亦由此成為整個華中敵后抗戰的指揮中心。然而真正了解鹽城，還是在呂振羽身臨其境之后。
踏上鹽城的土地，呂振羽不僅為這里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小橋流水的獨特地域特征所吸引，更為撲面而來的抗戰文化氣息所感染。
在呂振羽之前，鹽城已云集了大批文化人，可謂集一時之甚。他們分別來自重慶、香港、上海等地。熱心詩歌文學者有丘東平、陳島、戈茅、許幸之、林山、辛勞等；美術工作者有莫樸、劉汝醴、鐵瓔、魯莽、賴少奇等；從事音樂者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戲劇創作者有劉保羅、許晴、吳薔、黃其明等；新聞出版者有王闌西、黃源、劉述周、李恩求等，另外還有著名文人學者彭康、錢俊瑞、李一氓、孫冶方、艾寒松、薛暮橋、蔣天佐、駱耕漠、夏征農……這是一串熠熠閃光的名字。正是他們匯組成一支龐大的文化大軍，擂起抗日的戰鼓，形成敵后抗戰的“第二戰線”。鹽城緣此又被譽為“敵后文化城”。
此前，呂振羽沒有料到在這偏僻的蘇北地區，竟有這樣厚重的文化氛圍，他來不及抖落一路的風塵，便迫不及待地融入其間。一首題為《進入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七絕由心而出：
行到栟茶心便寬，
鹽城夜半斗星光。
雞聲催曉號聲響，
曙色徇徇滿早窗。
這首詩很能體現他當時的心境。一種根據地的全新環境所給予他的喜悅之情躍然紙上。栟（栟，讀bēn）茶是鹽城之南的一處地名，與鹽城相鄰。從敵占區和國統區那種沉悶、壓抑的氣氛中解脫出來，呂振羽頓時感到氣舒意暢，心曠神怡。
在呂振羽抵達鹽城的數天前，鹽城剛剛召開了一次被陳毅稱之為“破天荒”的文化盛會，即“蘇北文協”成立大會。正是由于蘇北文化人云集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蘇北文協”被期許“為蘇北未來的新文化事業創造一個嶄新光大的時代”。作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的劉少奇專程到會，并作《蘇北文協任務》的報告。這是劉少奇一生中專門針對文化工作所作的為數不多的報告之一。華中局機關報《江淮日報》全文刊載，影響廣布。可以說，蘇北文協的成立，不獨對蘇北文化，對整個華中根據地抗戰文化的開展無疑也是一個福音。
《江淮日報》發表陳毅在蘇北文代會上的講話
標志著蘇北文化大軍空前大匯合的蘇北文化大會剛剛閉幕，呂振羽即趕來了。他仿佛還能感受到會議的余熱，并通過彌漫四周的文化氣息，領悟到這個城市的魅力所在。
在鹽城西南，有一座規模較大的泰山廟，內有飛檐重甍、雕梁畫棟的三進大堂以及若干間東西廂房。整個寺廟氣勢恢宏，莊嚴肅穆。當時，成立不久的新四軍新軍部就駐在泰山廟。
正是在泰山廟，呂振羽見到了時任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以及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劉少奇、陳毅是呂振羽心儀已久的領導人，這次相見，劉少奇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沉穩氣質和風度以及陳毅作為一個儒將的爽朗豪放，都給呂振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劉少奇、陳毅對呂振羽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詢問了他沿途的一些情況，同時向他介紹了鹽城的軍事、政治以及文化環境。面對劉少奇、陳毅的熱情相待，呂振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次日晚，在劉少奇、陳毅的邀請下，呂振羽夫婦出席了軍部和當地群眾聯合召開的“五一”慶祝晚會。晚會氣氛熱烈，軍民團結、同仇敵愾的氣氛始終洋溢其間。呂振羽夫婦深受感染。
然而，在戰爭環境中，形勢瞬息萬變。不久，華中日偽軍糾集重兵，準備對鹽城抗日根據地實施戰略大掃蕩。
6月，正是麥收的季節。當年的麥子，長勢喜人，放眼望去，麥浪滾滾，金色燦燦。面對日偽軍即將實施的大掃蕩，武裝保衛夏收成了當時的緊迫任務。部隊官兵全部投入，幫助農民搶收。
呂振羽夫婦也投身于這一勞動之中，分享了根據地軍民的歡樂。
呂振羽夫人王時真，與呂振羽同為湖南人，是民國大學的高材生。民國大學1937年遷長沙后，她與時在長沙的呂振羽相識。之后，她成為了呂振羽在“塘田戰時講學院”工作的得力助手。從此他們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王時真隨呂振羽抵蘇北鹽城后，化名江明。
呂振羽夫婦
作為湖南人，江明對蘇北的感受也是全新的。當她投身到根據地武裝保衛夏收的戰斗后，便情不自禁地寫下了《六月·蘇北的原野》這首充滿感情的長詩，詩云：
六月，
蘇北的原野，
風吹過麥草的清香，
太陽照著打麥場。
連枷勤勞地歌唱；
農民，
赤裸著黑黝黝的肩背，
愛撫地吆喝著他的牛兒，
帶著碾磙，
旋轉在耀眼的麥草上……
一切都在這無邊的金浪中
匆忙地流漩，
“幫助老百姓夏收”！
“武裝保衛夏收”！
戰士們像執行戰斗的任務，
踴躍地響應著號召，
投身在無邊的金浪里，
雪白的鐮刀揮舞，
無邊的金浪退卻了。
在農人的打麥場上
涌起了金黃色的小山丘……
江明興奮地將她的即興之作拿給呂振羽看，兩人一起陶醉在充滿詩情畫意的生活中。
7月，蘇北平原的美好畫面被日偽軍掃蕩的槍炮聲破壞了，根據地軍民隨即展開了艱苦的反掃蕩戰斗。這場戰斗史稱鹽阜區反掃蕩，在整個華中抗戰史上留有濃筆重墨。戰斗異常地殘酷，在“保衛鹽城，保衛軍部”的口號下，阻擊部隊、后勤單位甚至如魯藝華中分院等一些文化單位都有著傷亡犧牲和重大損失。新四軍軍部被迫放棄鹽城而轉移至阜寧境內。
呂振羽與江明一道經歷了這場血與火的洗禮。從當時呂振羽夫婦寫下的詩作中，我們不難感受到這場反掃蕩戰斗的烽火硝煙：
襟海帶江萬道河，
魚鹽棉稻雞豚多。
舊明倭寇竄劫地，
匝地烽煙起戰歌。
這是呂振羽題為《蘇北平原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首詩。
與呂振羽對反掃蕩戰斗有著同樣體會的江明，亦用詩作記下了這種感受：
敵寇，
它垂涎著麥子的清香，
它害怕新生的力量，
要趁我們還沒有壯大的時候，
來一次殘酷的“掃蕩”。
然而，
不中用的詭計，
瞞不過警覺的巨眼。
反“掃蕩”的號角震響了！
放下鐮刀拿上槍，
戰士們英勇地奔赴戰場……
鐵拳粉碎了敵寇的進攻，
蘇北的原野，
這為歡樂所興奮的原野啊！
新的秧苗在新的希望中生長，
貧瘠的土地穿上了綠色的新裝……
經歷了這次反掃蕩戰斗，呂振羽夫婦對堅持敵后斗爭的艱巨性、殘酷性有了更直接、更清醒的認識。同時，他們亦為根據地軍民保家衛國的戰斗精神所感染，并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在他們心目中，“綠色的新裝”所覆蓋的面積將越來越延伸，越來越寬廣……
張愛萍詩稱：“夫子坦蕩氣軒昂”
阜寧汪朱集是縣城西南的一個村莊，面積不大，幾十戶民舍也較為散落。因以汪、朱兩大姓為主，故有其名。鹽城反掃蕩后，呂振羽即隨華中黨校轉移到汪朱集。
華中黨校是在呂振羽抵達鹽城前剛剛在鹽城成立的。校址最初設在鹽城登瀛橋西的一個大倉庫里，那里距當時軍部所在地泰山廟很近。成立華中黨校是劉少奇倡議的,目的是培訓軍隊和地方的黨員干部。劉少奇直接指定彭康、溫仰春等負責籌辦黨校。華中黨校成立后，學員大部分為部隊師、旅、團級干部以及地方縣以上干部。劉少奇兼任校長，并多次親臨黨校上課。教員中有薛暮橋、孫冶方、陳一誠等著名專家學者。
呂振羽抵鹽城后，劉少奇很快就考慮了他的工作，即黨校教員。因呂振羽在史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是著名的史學家，到黨校工作可以發揮其特長。新的崗位也讓呂振羽十分欣然，尤其有薛暮橋、孫冶方這樣在經濟研究領域中很有造詣的一批同事，也讓呂振羽頗感快慰。呂振羽想到在重慶文化工作委員會時，有一批知識和文化界的精英，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凝聚成一種群體的力量，形成一種文化氛圍。無論工作生活，都顯得舒暢愜意。而隨著時空的轉換，鹽城好像有重慶氛圍的一種延續和再現，也有著一批知識和文化界的精英相聚敵后，在劉少奇和陳毅的領導下，開展抗戰的新文化運動。對呂振羽來說，鹽城雖然是新的環境，但那種濃烈的文化氛圍卻一點都不陌生。
然而，讓呂振羽稍感遺憾的是，他對鹽城這座歷史城市尚未來得及仔細觸摸和感悟，即不得不與它告別了。作為一個史學家，他原本是想身臨其境地考察和了解鹽城的城市起源和歷史，以及它厚重的文化積淀，甚至尋找孫堅、陳琳、宋曹、陸秀夫等一些歷史名人的蹤跡履痕。但敵后斗爭的殘酷現實，讓一位學者不得不放棄那種純粹的學術計劃。呂振羽沒有想到與鹽城的告別是那樣的匆忙，面對日軍的大掃蕩，為了避敵鋒芒，呂振羽隨華中黨校一起撤離了鹽城。
隨著反掃蕩斗爭的勝利，敵后形勢相對緩和。因華中黨校的遷駐，遠離烽火硝煙的阜寧汪朱集一改往日的平靜而頗顯熱鬧。這一時期，劉少奇多次到汪朱集黨校作報告。劉少奇的報告如高屋建瓴，學員聽后往往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并深為劉少奇的理論修養所折服。作為黨校教員，呂振羽亦多次親耳聆聽了劉少奇的報告，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為此，他寫下了《聽劉少奇同志為華中局黨校講課》詩一首。在詩前序中稱：“1941年夏，華中反掃蕩戰大勝后，少奇同志親蒞華中局黨校講課，講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共產黨員組織和紀律的修養》《人為什么犯錯誤》等重大問題。干部們異口同聲地說：‘真開腦子’，‘解決問題。’”其詩云：
三千俊彥集汪朱，
勝敗廿年識真詮。
徹貫行知師馬列，
運籌韜略邁前賢。
發揚大政明質實，
心懷人民轉乾坤。
千戶同欣“開腦子”，
春風蕩漾大江天。
呂振羽在黨校主講“中國革命史”、“中國社會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此前，呂振羽在中國史研究中已有很高的造詣和影響。1934年，人文出版社即出版了他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他是“西周封建論”的最早提倡者，他的觀點同時也得到史學界范文瀾、翦伯贊、吳玉章、鄧拓等人的支持，呂振羽是從雜蕪叢生的荒原里把中國歷史推到了遠古。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睿智，一種大勇。他將先前渾沌的史前史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因而《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出版后，立刻產生轟動效應，以致供不應求。翦伯贊當時評價說：不管其正確性達到何種程度，呂振羽的這一大膽嘗試，突破了“階級社會”的界限，把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從殷代再提前到無階級的原始時代，因而徹底毀滅“歷史懷疑主義者”對中國歷史所設定的封鎖線。在這一點上，呂振羽對于先階級社會史的研究盡了一個開辟者的任務。
如果說《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論著的問世使呂振羽在史學界名聲大振的話，那么1937年，由上海黎明書店出版的40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則奠定了其在史學界無可撼動的地位。學者劉茂林、葉桂生在《呂振羽評傳》中對之曾有如此評述：
呂振羽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觀察與剖析，是十分大膽和獨具一家的，他比起封建的和資產階級學者的思想史著作，無疑更接近真理。這是因為，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緣故。他的全書重點雖在揭示政治思想的脈絡，然而它卻為中國整個思想史、哲學史理出了一個井然有序的系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開創時期第一部系統的著作，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可以說，這是呂振羽著述生涯中又一個豐碑。
正因為呂振羽在史學研究中有著如此的建樹，因而，當他走上華中黨校的講壇時，學員們對他都非常尊敬。
曾在華中黨校學習的新四軍四師秘書長岳夏回憶道：“由于他（呂振羽）對馬克思主義有精湛的研究，學識淵博，并且有豐富的斗爭經驗，所以在授課時能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講授時，盡管帶有濃厚的湖南口音，但深受同學們的歡迎。”“他治學嚴謹，邏輯性強，循循善誘，十分耐心，從不強加于人。對學員采取共同探討的態度，啟發學員獨立思考，態度和藹，平易近人。他的作風樸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從不夸夸其談，從不以學術權威自居，我們學員都很喜歡接近他。”“雖然他的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但我們一直十分尊敬他，認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師長。”
呂振羽的學問和人品得到了劉少奇、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和黨校學員的一致好評，當時他們都親切地稱呂振羽為“老夫子”。
與呂振羽同時在鹽阜區工作、時任新四軍三師副師長的張愛萍亦曾有詩贊呂振羽，其中有“華中抗日同疆場”、“夫子坦蕩氣軒昂”、“爭鳴百家富新章”、“立學高風世馨香”之句。
當時三師師長黃克誠聽說呂振羽的講課效果非常好，遂多次邀請其為三師與鹽阜區黨政軍干部作學術報告。
呂振羽在華中黨校上課的內容，當時曾被整理成講義，分發給學員。分別為《中國社會史十講》和《中國哲學史十講》，可惜由于戰爭環境，這些講義均未能保存下來，成為憾事。
以劉少奇政治秘書的身份前往延安
1942年初，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阜寧單港小學召開。劉少奇主持會議并作重要報告，全面總結了華中根據地的發展，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務。根據中央決定，會議之后，劉少奇即離開華中回延安工作。呂振羽亦參加了這為期一個多月的會議。卻不料這次會議也成為他在新四軍根據地工作的一個轉折。
會議期間，劉少奇同時也在擬定與他一起返回延安的干部名單。在會議休會期間的一天，劉少奇專門找呂振羽談話。談話很直接，劉少奇告訴呂振羽，根據華中局決定，準備抽調100多名干部隨他赴延安。這些同志都是經過綜合考慮決定的。而接下來的一句話則讓呂振羽十分意外和興奮。劉少奇說：“組織決定，你作為我的政治秘書，隨我一同赴延安。現在就可以做些準備，會后很快就會出發。”
以后，呂振羽回憶這段歷史時是這樣說的：
“跟隨劉少奇同志回延安，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這不僅因為能和少奇同志在一起，還由于能回到延安，見到毛主席。當時從華中通往延安的路上，要通過日偽和國民黨頑軍的103道嚴密的封鎖線，要越過冰雪掩蓋的晉西北山區，要在爬山涉水的艱苦的夜行軍中度過一年的春夏秋冬。出發前，華中局指示我們：這是一個極端嚴酷而艱險的長途行軍，每個同志都要把跟隨少奇同志安全到延安，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初春之夜，繁星滿天，輕風拂面，田野間飄溢著花草的清香，令人心曠神怡。3月18日傍晚，在一片銀色的月光下，呂振羽夫婦跟隨劉少奇從阜寧單家港出發，離開了工作生活達10個月之久的鹽阜區。當時他們全部化裝成老百姓，開始了夜行曉宿的長途跋涉生活。這一路可謂艱難險阻，荊棘叢生。由于要經過重重封鎖線，人多目標太大。隊伍到達山東境內時開始了調整，大部分人員由東海轉回蘇北，只留少數人員與警衛班隨行。而作為劉少奇政治秘書的呂振羽依然在這少數人員的名單之列。
當時，劉少奇要求大家每人隨身帶一盒火柴，萬一遇到敵人襲擊或中了埋伏，首先趕緊將文件燒掉，無論如何不容許遺落到敵人手中。不要讓敵人活捉，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能使革命再受到其他損失。此行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從蘇北前往延安，呂振羽隨同劉少奇一路經歷了許多險情，也充分感受到了劉少奇處變不驚的大家風范。呂振羽以后在《跟隨少奇同志返回延安》的回憶錄中，以大量的篇幅記述了這難得的經歷和對劉少奇的深刻印象。
從初春到寒冬，經過艱難跋涉，呂振羽抵達延安已是年底了。望著那巍峨矗立的寶塔山以及汩汩流淌的延河水，呂振羽有一種難抑的興奮之情。從蘇北到陜北，從鹽城到延安，呂振羽又開始了人生新的重要經歷……
作者小傳：
劉小清，中共鹽城市委黨史工辦副調研員兼宣傳處長，江蘇作家協會會員，鹽城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長期從事新四軍與華中抗日根據地史、香港史、左聯史研究及傳記文學創作，學者型作家。已發表作品凡300萬字，已出版專著《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散記》《文化名人在香港》《香港野史》《中國百年報業掌故》《紅色狂飆—左聯實錄》《民國時期政要與香港》等。策劃、主編并參與創作的其他著作《東方鹽文化》《躍馬揮戈—抗戰時期的黃克誠》《劍指江淮—抗戰時期的張愛萍》《飛鴻雪泥—文化名人與鹽城》《新四軍統戰紀實》《劉少奇在鹽城》等10多部。大量作品被國內媒體轉載和獲獎。1997年為《名人傳記》專欄作家，2010年為鳳凰網歷史專欄作家。本刊特邀其為《人物寫真》欄目、《新四軍中的文化人》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