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1日是父親黃火星百年誕辰。在我們的記憶中，父親不僅是一位慈父，還是一位嚴師和摯友。在他離開我們的38年中，我們對父親的懷念與日俱增。
工農兒子慣征戰
父親原姓陳，7歲那年隨爺爺奶奶從河南逃荒到江西。因奶奶突然亡故無錢安葬，爺爺只好忍痛將他賣給江西景德鎮一名黃姓的瓷商當養子，取名黃火生。將奶奶安葬后，爺爺遠走他鄉，從此再無音訊。悲慘的骨肉分離，苦難的人生經歷，使他在飽嘗苦辣酸辛的同時，也不斷積蓄著反抗黑暗勢力的能量。
1930年10月，父親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改名黃火星。1931年1月，父親進入了贛東北特區葛源軍政學校學習。誠如方志敏同志所說，這是“一座培養紅軍干部的熔爐”。在這所學校里，父親認識了方志敏、邵式平、薛子正等領導，特別是方志敏所具有的那種共產黨人崇高的道德風范，更是給父親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并對他后來的革命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1931年4月，經該校教育長薛子正等介紹，父親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于當月從軍校畢業。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父親曾擔任過江西弋陽第四游擊大隊政委，紅十一軍三十三師九十五團政委，福建第三軍分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清流縣委書記，第一軍分區政委兼代英縣獨立營政委等。中央紅軍長征之后，曾擔任過永定縣委書記及獨立營政委，第二縱隊政委兼五支隊政委，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在蘇區反“圍剿”斗爭中，他出生入死、身先士卒，被同志們稱為“猛子政委”。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他用方志敏、賀龍同志的革命故事鼓舞大家，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浴血堅持在閩西的山林中……
抗日戰爭時期，父親歷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三團團長，新二支隊政委兼三團政委，第七師十九旅五十五團政委，第七師政治部副主任，和含支隊政委，十九旅政委。一次，日寇3000余人在飛機的掩護下，向三團的何家灣駐地發起猛烈攻擊。臨近的國民黨部隊聞風而逃，但父親卻臨危不懼，帶領三團的同志們激戰9小時，斃、傷敵人300多人，粉碎了敵人的瘋狂進攻。 皖南事變發生時，父親是新二支隊的政委兼老三團政委，戰斗中大腿負傷，但他沉著、堅定，帶領部隊血戰7晝夜，直到糧絕彈盡，才被迫分頭突圍。他不顧自己的傷腿，及時召開干部會黨員會統一思想，組成突圍隊伍，與敵人斗智斗勇，先后突破敵人14道封鎖線，歷盡艱辛勝利到達江北。
解放戰爭時期，父親任二十五軍政委。在渡江戰役發起之前，三野決定二十五軍在和縣西涼山渡江。而這一帶是父親多年戰斗的地方，他對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向上級建議：“該處渡江江面寬，對面又是湖泊地，渡江后部隊展開困難，應改為從無為油坊嘴渡江。”上級采納了這一建議。由于登陸地點選擇得當，致使我二十五軍在渡江戰役發起時能迅速突破敵人江防，順利擴大戰果，追擊、圍殲了蔣介石江南殘敵的一張“王牌”——二十軍，創造了我一個軍殲敵一個軍的輝煌戰績。
新中國成立初期，父親先后擔任廈門軍管會副主任、主任。面對戰后敵特猖獗、社會秩序紊亂、工廠倒閉、商業蕭條等復雜的局面，軍管會首先建立了廈門各級人民政權，成立了治安委員會，有效地打擊、鎮壓敵特分子，同時打擊奸商哄抬物價、擾亂金融、操縱市場的不法行為，取消金銀外幣，保護僑胞利益等政策，取得了接管工作的決定性勝利，使廈門成為東南沿海前線對敵斗爭的堅強堡壘。
堅持原則重感情
1955年父親被授予中將軍銜，同年5月奉調進京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第一任檢察長，11月10日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軍事檢察院檢察長。
在檢察工作中，父親始終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秉公執法。在他看來這“不僅是個水平高低的問題，而且是個黨性問題”。他對每一例案件的處理都十分慎重，重調查、重證據、重事實，不枉不縱。1957年全國開展反“右”斗爭，在這場來勢兇猛的政治浪潮中，父親依然像以往一樣嚴格貫徹執行黨歷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剛直不阿，不顧個人遭受指責，勇于承擔風險，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他的領導下，整個軍事檢查系統沒有一人被打成右派，有力地抵制了擴大化錯誤。
由于童年苦難的經歷，使父親從7歲時起就永遠失去了與自己有血脈關系的親人的聯系。參加紅軍后，他在長期的革命歲月中與同志們建立起深厚的戰斗友誼。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對身邊的同志無論職務高低，他都滿腔熱情，以誠相待。有位新四軍老同志向我講述了有關父親的一段往事：抗戰期間，一次他負傷準備去住院，他向父親提出，希望組織上能多給點照顧（其實就是想多要點錢）。他本以為同是紅軍時期的老戰友，父親會網開一面答應他的要求。可父親當即拒絕了他：“不行，誰都要按規定發。”但緊接著，父親卻將自己的全部財產——10元錢和一只手表塞給了他。這位老同志實在過意不去，只好留下了8元錢。父親就是這樣，在工作中既講原則也重感情，因而贏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和愛戴。
堅信正義勝邪惡
我們家是個大家庭，兄弟姐妹六個。記得小時侯 ，父親對我們要求很嚴。幾乎每到周末他都要依次檢查我們從學校帶回的作業，了解我們在學校的表現。那時，大姐力燕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父親經常表揚她，要我們向她學習。雖然那時他工作很忙，但每當我們拿著作業本來到他的面前時，父親都會和善地接過作業本，一頁一頁認真地翻看著；有時，他會對其中的錯字、錯題提出詢問，只有得到滿意的回答時，才會在我們的作業本上用毛筆簽上他的名字。
在平日里，父親總是全家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總不忘聽廣播、看書、看報紙。他還根據我們年齡不同的特點，為我們訂了畫報、雜志，叮囑我們不但要努力學習，字也要寫得端正，人要保持整潔，言談舉止要有禮貌。父親就像一個辛勤的園丁，我們在他的精心呵護下茁壯成長。
1966年的夏天之后，我們發現一向和藹可親的父親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當時家中只有力燕參加了“大串聯”。當她回來后，父親向她詢問所見所聞，總是憂心忡忡地和她討論著……很快，父親也受到了沖擊，隨著“運動”的深入，高檢和高法機構被宣布停止工作，父親的心情也變得越來越沉悶。
對于那段舉國動蕩的日子，一直住在家中的小妹力帆是這樣回憶的：
“那段時間里，父親常帶我去一些叔叔阿姨家走訪，交談，他們很少談及在這場運動中的個人得失，更多的是相互之間的安慰和鼓勵，他們回憶著槍林彈雨的戰斗歲月，一同為國家的前景、命運而深深憂慮著……
“當時，來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父親以高度的責任感積極工作著。一次，一個大哥哥來到我們家，哭著講述了他的父母一夜之間被‘造反派’奪去了生命。對此，父親非常震驚。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淚流滿面。父親為他不能有效地保護戰友及其家人，為不能嚴懲殺人的歹徒而難過。就是面對這樣尖銳復雜的情況，我也從沒有在父親和那些叔叔阿姨的談論中聽到悲觀失望的話，感受更多的卻是父輩們堅信正義總有一天會戰勝邪惡，堅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會撥亂反正，國家會重新走向正軌。
“1970年夏末，父親因患癌癥住進了北京醫院。雖然身患重病，父親卻沒有絲毫的悲觀，相反還關心著一同住院的病友。華羅庚叔叔住在父親隔壁的病房里。看到他整日悶悶不樂，父親一有時間就開導他，鼓勵他。一次，家里做了發菜燉雞，我給父親送去，正好華叔叔也在父親的病房里。父親說發菜不容易弄到了，還說要是有酒就更好了，笑著請華叔叔一起吃。其間，父親特意讓我背誦李白的《將進酒》。我知道，父親表面上是想以詩當酒來助興，實際上是想借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來勸導華叔叔。他還講了三年游擊戰時期的艱苦生活。父親說，那時由于敵人封鎖非常嚴密，吃鹽都是不易的，出了汗，衣服濕透了也要舔一下。還說捉到虱子也要吃掉，因為那也是‘肉’呀！我和華叔叔都被父親樂觀風趣的講述逗笑了。父親還深情地說，現在的生活真是好多了，眼下是黨和人民對我們新的考驗，治好病，我們還能再為國家做貢獻！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華叔叔的愁容。
“關于如何做一個好人，父親也有他自己的詮釋。父親對我說，做人不但要按毛主席說的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甚至要為這一切獻出生命！當時由于年齡尚小，還不能真正的理解，但我仍然把這些話銘記在心中。
“時隔不久，父親的病情加重，有時剛吃下的東西就吐了出來，可父親仍然堅持再吃。父親不但自己頑強地與病魔抗爭，還叮囑我要照顧好媽媽。那時，媽媽工作很忙，單位很遠，下班后再去醫院，常常很晚才能回家，父親十分心疼她。父親還囑咐我和哥哥不要讓小弟海平一個人獨自來看他，他年紀小，過馬路時要特別注意安全。因為當時住在家里的只有我一個女孩兒，父親還囑咐我家務事要多做一些，不要讓來家里幫忙的老表姐累著了。就這樣，父親用他全部的愛心關懷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直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應當說，小妹力帆對父親的回憶，彌補了我對父親最后一段人生經歷不了解的空白。
只做山谷不做尖
“文革”期間的1968年，我剛上初中，當時正是“三忠于四無限”最風靡的時期。一天，一位同學上課遲到了，他“誠惶誠恐”地在班上檢討說，這是對“偉大領袖最大的不忠”。其實，這在當時是一句最時髦的語言，但我總感到他說的太過了。回到家里，我向父親說出了自己的感受。父親聽了之后，首先肯定了我的看法。他說：有關“忠”字的提法，原本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不應當把它只演化成一種表面的形式。如果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動不動都提升到“忠”字的高度來衡量，那實際上貶低了“忠”字的含意。父親的話，給了我啟發，年輕人容易沖動，凡事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學會獨立分析思考。
那時學校里的“紅衛兵”極富政治色彩，我們班40多名同學中只有6名是“紅衛兵”，我是其中之一，負責宣傳工作，免不了與同學發生一些矛盾。有一次我向父親談到學校里的這些事情，父親聽完后并沒有發表看法，而是對我說了這樣一番話：“做人不要總想著去做山尖。山尖固然很高，老遠就能讓人望到，但它很陡峭，使人很不容易接近，而且它上面的地方很小，擺放不下多少東西，也站不了多少人。而山谷就不一樣了，它很深很大，可以容納很多的東西。”父親的這番話，直到今日仍令人回味。他用“山尖”與“山谷”形象的比喻，向我揭示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今天，當再次回顧父親的人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自己恰恰就是一個虛懷若谷、寬宏大度的人，他的確是一個一輩子只做“山谷”而不做“山尖”的人。
父親生前也像關心自己的兒女一樣，非常關心青少年的成長。上個世紀50年代，為了讓年輕的一代更好地學習方志敏，更好地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父親曾親自寫稿，在北京、天津等地向青少年們進行專題演講。值得高興的是，這次為準備紀念父親的百年誕辰活動，我有幸找出這份父親當年的講稿全文。
在這篇講稿中，父親著重提出了“向方志敏同志學習什么”的問題，并結合他自己個人的體會將其歸納為五個方面：
1．學習方志敏同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對黨一片忠誠的氣概。
2．學習方志敏同志強烈的群眾觀念。
3．學習方志敏同志的團結精神。
4．學習方志敏同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5．學習方志敏同志頑強的學習精神。
父親當年為學習方志敏歸納的五個方面，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我們為有這樣一位父親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