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冬天來臨，我們都會想起那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想起66年前在我們身陷絕境時帶我們化險為夷的那個神奇人物。
交通員護送我們從南通到海門
1942年12月，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日寇計劃要糾集30萬兵力對蘇中進行全面“清鄉”。為了應對敵人的清剿，蘇中區黨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實行精兵簡政。但是精簡誰呢？形勢那么嚴酷，誰也不愿意離開部隊和單位，動員工作難度相當大。作為蘇中行政公署的主任管文蔚首先動員張耘(即朱竹雯)。張耘正懷著老三，說我不能走，我的家鄉丹陽已被日軍占領，那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我參加了新四軍，而且是管司令的妻子，我即便回去，也無法安身，根本談不上什么打埋伏。管文蔚說：你不走，我就沒法做別人的動員工作，只好請你帶個頭。話說到這個份上，張耘只好答應。后來朱毅（時任蘇中軍區財政部長）說陶濤（朱毅妻子）身體不好，也動員她回去。還有金人（《靜靜的頓河》的譯者）的愛人張琦。組織上就安排我們三個女同志回上海，還對張耘說：你放心去，她倆都是上海人，萬一和組織上斷了關系，她們兩個還可以養活你一個。臨走前我們每人做了一身旗袍，領了三個月的伙食費。
脫下軍裝，換上旗袍，一人拎個籃子，我們仨就跟著交通員從南通縣的騎岸鎮上路了。沒有“良民證”，如何通過敵人的一道又一道哨卡？我們心里直打鼓。
兩位交通員一前一后地護衛著我們，傍晚時分到了海門，按交通員的囑咐，我們三人分開來，一個一個進去。可能是天快黑了，哨兵松懈了，我們沒有遇到任何盤查就進了城。進去后住在交通站一個同志的家里，住了兩天，等辦“良民證”。得到的消息卻是：“良民證”停發了，要改發居民證了，居民證的領取條件比“良民證”苛刻得多。看來鬼子在做“清鄉”的準備了。怎么辦呢？交通員盛世民建議先到崇明，說他在那里有親戚有同學，情況可能會比這里好一些。
第二天我們從海門的一個小碼頭上了一條小民船，當天晚上就到了崇明。盛世民的父親已經過世，母親住他叔叔家，我們到后也在他叔叔家住下。盛世民四處打聽，得到的消息仍然是“良民證”停發，根本開不出來。住了三天，他叔叔害怕受到牽連，讓我們離開。
第四天，來了個“神秘人物”
第四天，盛世民帶來一個人，只見他身穿黑綢長袍，頭戴禮帽，高大英俊。他對著張耘自我介紹說：我認識你。他又說：我今天有事經過這里，聽說你們在這里，過來看看。明天我來帶你們走。
他走后我們三個人又高興又疑惑，忙問交通員：這個人是哪里來的？交通員說：他是我們上級單位的，我們向他匯報了你們的情況，他就來看你們了。陶濤和張琦又問張耘：你到底認不認識他？張耘說找管文蔚匯報工作的人太多了，自己沒印象。
第二天一早，“神秘人物”和兩位交通員帶著我們三個女同志直接到了長江邊，一條小船劃到我們面前。一看船上坐著范醒之和陸慕云，他們是我們根據地財經工作負責人，是我們的直接領導。看到他們，我們高興得不得了，心里也踏實了。“神秘人物”邊巡視江面邊指揮小船行進，9點多鐘我們就擺渡過了江。上岸后又走了好多路，天黑前才到了羅店。這里屬寶山縣，是進上海的第一站，有偽軍的一個大隊駐扎。范醒之和陸慕云后來去浙東，參加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
“神秘人物”把我們帶到了偽軍大隊長家，進去前他交代我們：什么話都別說。晚飯后，“神秘人物”在和大隊長講話，我們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下起了雪。早飯后，“神秘人物”帶我們乘上偽軍大隊長的汽車，是大隊長的駕駛員開車。車到虹橋機場時，兩個日本哨兵舉起刺刀，把我們的車攔了下來。我們的心全提到了嗓子眼了，我們都沒有“良民證”，如果檢查，我們就完了。
“神秘人物”應對自如帶我們脫離虎口
“神秘人物”從容不迫地下了車，摘下禮帽，彬彬有禮地鞠了一躬，右胸別著的一個汪偽政府的證章半遮半露，手上拿著一個紅色的信封（據陶濤后來回憶，信封上赫然寫著汪偽“清鄉委員會主任”、大漢奸周佛海的大名），他用日語嘰里咕嚕地對兩個鬼子兵說了一通，又指著車后面的禮品，拿出一些好吃的給他們，兩個日本兵就讓我們的車開了過去。張耘好奇地問“神秘人物”跟鬼子說什么了？他用手指了指前面的駕駛員，對張耘使了個眼色，張耘就沒再吭聲了。
過了一會兒，“神秘人物”悄悄地說：日本兵問我：這個車是干什么的？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告訴他們我在警察局做事，回家為局長辦年貨，從羅店來，到上海去。要過年了，局長家忙不過來，要我給他找兩個娘姨（即保姆）去幫幫忙，我就帶了三個讓他挑一挑。他們看車上有貼了大紅紙條的大包小包和酒缸，就放我們走了。
汽車把我們送到了霞飛路東面的浦石路上張琦家，我們對她父母說香港淪陷了，我們是從香港逃回來的。吃完午飯，陶濤就回她自己家了。
馮少白同志，我們永遠懷念你
在以后的漫長歲月里，我們常常想起這段難以忘懷的經歷，十分感激那位幫助我們脫離虎口的同志，他到底是誰呢？60多年來，經多方打聽，也沒有找到他。直到前不久才知道，他叫馮少白，早年曾在廣州中山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學習。1928年赴日本留學，就讀于日本明治大學，并在日本士官學校以步兵科第一名成績畢業。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赴延安參加革命，次年7月由林伯渠、羅瑞卿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期間，受到毛澤東主席兩次接見。他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員，新四軍參謀、教育科長、情報處長等職。他奉組織之命曾四次進入敵占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周旋于汪偽上層人士之間，搜集情報，進行策反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山東軍區第一縱隊二旅參謀長，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師參謀長，渡江先遣縱隊一支隊參謀長，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馮少白任杭州市第一任民政局局長。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幾次蒙冤入獄，并被開除黨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馮少白得以平反并恢復了黨籍，任上海藝術研究所顧問。1980年11月2日病逝。馮少白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鄧曉文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