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節剛過，八路軍一一五師第五縱隊政治部奉命在宣傳隊中抽調22名隊員送到華中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深造,晨鐘和王生同時被選入抽調之列。
得知被抽調的當晚，晨鐘和王生高興得幾乎整夜未合跟，想了很多：我們上這樣高等的藝術學府，過去做夢也沒想到。我們年紀小，文化水平低，做文藝宣傳工作時間又短，要不是首長非常重視文藝工作，敵后哪里會有這樣高等藝術學府，我們這些人哪能有這樣的好機會？首長要我們通過一段時間學習，能夠帶一臺像樣子的節目回來給大家看，同時要每人學會戲劇、音樂、美術其中一樣本領。要完成任務，非拼命干不可。你一言，我一語，不知不覺起床號吹響了。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們宣傳隊一行22人在白果帶領下，由阜寧縣三里半村經大東莊登上汽艇向鹽城進發。彭彬、章立人、胡峨亭和劉振玉，則從以孟波為團長的抗敵劇團被分派到魯藝。學院領導對來自軍隊、宣傳隊、抗敵劇團、上海市和蘇北各縣的三五十名少年文藝戰土和愛好者，經過測試，決定在學院里成立“少年先鋒隊”，單列教學計劃進行培訓。隊長由郎琳擔任，政治指導員由劉桂英擔任。下設兩個男生隊，一個女生隊。建隊那天，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我笑笑，我看你點點頭。隊伍中有的穿灰粗布軍裝，有的穿黑粗布軍裝，有的穿中山裝、學生裝、對襟中裝，還有的外加紅的、藍的、黃的毛線衣，鞋子有力士球鞋、布鞋、布草鞋，真是五花八門。講起話來有講北京話、山東話、上海話、安徽話、蘇北話，可以說南腔北調皆有。不久，隊部決定召開全隊聯歡會，在會上各人都要作自我介紹，并表演小節目。
聯歡會上，晨鐘發現有一位女同學在自我介紹時含糊其辭，就和王生商定，主動找她談心，查個水落石出。在晨鐘和王生真誠而又懇切的詢問下，并答應一定為她保密后，這個女生才講了她的真實情況：“我父母都是擔任領導工作的，在我離開他們前，反復叮囑我，不要對別人講我是領導人的孩子，因為人家知道了，組織上和同志們就會對你給予特殊照顧，容易養成嬌、驕二氣，不利于我在艱苦環境中鍛煉成長。”聽了她這一番話，晨鐘和王生都情不自禁地稱贊道：“你爸爸媽媽真了不起，你也了不起！”
當時學院里的生活非常艱苦，除大教授受特殊照顧有點大米吃外，全體師生都吃紅高粱、玉米糊子、紅糙米飯，炒鹽豆。每星期能吃一頓爛糊面條就算改善生活，幾個月吃上點肉，那就算大大改善生活了。每隊發一只黑鐵皮做的菜盆，一只打飯用的小木桶，一個打洗臉水用的半截子煤油桶。同學們自備的碗筷五花八門，而且是一碗三用(刷牙、洗臉、吃飯)。有些同學(特別是從南方來的同學)因長期吃高粱糊子食道疼痛，吃炒鹽豆肚子脹得像小鼓，但大家以苦為榮。天一晴，我們就集體曬鋪草和被子，頭上有虱子就用醋洗頭。晚上我們年紀小容易蹬被子，隊長、指導員就輪流值夜班查鋪，給我們蓋被子。劉桂英指導員還幫我們洗頭滅虱子、洗疥瘡搽藥、做病號飯，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偉大的母愛。同學們之間也互幫互助，團結友愛。
少年隊的課程設置，政治課程有：革命人生觀、社會發展史、新四軍發展史等。通過講課討論，使我們懂得了，人類社會由原始共產社會，經過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們要樹立為人類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的革命人生觀。通過新四軍軍史的教育，使我們懂得，中國革命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才能成功。中國人民一定要有自己的軍隊，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文學課程有：文學創作的基本知識、魯迅先生光榮偉大的戰斗一生。文學系林玨教授特別為我們闡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深刻內涵和“建立民族的大眾的新文化”的革命性和科學性。通過講課和討論，使我們對文藝為誰服務，中國要建立什么樣新文化等問題，有了初步理解。
戲劇課程：中國戲劇史、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一個演員要具備的基本條件和素質。配合教學，我們到群眾中去觀察分析各種人和事，回來作小品表演。上戲劇課的老師中，有劉保羅、邵惟、許幸之、許晴等戲劇家，他們把表演，念臺詞，塑造人物等課目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教授，生動活潑的方式示范，經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次郎琳隊長請揚帆為我們上表演課，大家都格外驚訝：因為都知道他是軍部的保衛部長。沒想到他講課時，又是朗誦臺詞，又是作各種喜怒哀樂的表情，甚至示范“求愛”、“拒絕”等動作，把《農村曲》《放下你的鞭于》和《日出》等劇，講解得活龍活現，至今還記憶猶新。
此外，還有美術課程和音樂課程。美術課程教授視學、速寫和素描、美術字、連環畫等基礎知識。音樂課程在教授識簡譜和發聲方法的同時，還排練獨唱、合唱節目。
少年隊除了緊張的學習外，郎隊長、劉指導員還經常組織我們到城郊農村作宣傳工作，組織兒童團站崗放哨，給村里的老鄉孩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他們唱歌跳舞。
有時在放假的日子里，魯藝少年隊會扛著小木梯，拎著裝有石灰、紅土、鍋灰的小桶，拿著刷子，在鹽城內外的墻上書寫宣傳抗日、動員參軍的大標語。
一天清晨，彭彬和幾個隊員在城外路邊的大墻前，站在梯子上正寫著標語，忽聽遠處傳來馬蹄聲，回頭一瞧，是陳毅軍長和胡服(劉少奇)政委騎著高頭大馬從城里出來，正路過這里。我們趕緊跳下梯子，站成一行，向他們敬禮。
胡政委收住韁繩一邊還禮一邊笑著說：“標語寫得蠻好嘛，小鬼，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
我們齊聲答道：“魯藝少年隊！”
陳軍長對兼魯藝院長的胡服政委說：“這些小鬼都是你的部下嘛！”
胡服政委高興地向我們揮手說：“嘿，小藝術家，辛苦啦!”
“不辛苦！”我們嘴上這么說，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當時，少年隊到鹽城的街上、村莊宣傳演出時，不少大媽，大爺看到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小把戲”就離家出來當兵，便悄悄地問我們：“你們小小年紀，是不是家里窮，沒得吃、沒得穿才出來當兵的啊?”當他們得知我們魯藝少年隊好多男女都是從上海來的中學生，是自愿離開家出來參加新四軍，為了抗戰打日本鬼子的真情后，不由得撫摸我們膀臂上“N4A”新四軍臂章動情地說：“乖乖，了不得啦！”
當時我們的學習的條件和環境非常艱苦，白天廣場是課堂膝蓋當課桌，用的是當地土造的灰報紙，用鉛筆記錄，不細看就看不清楚；風吹日曬，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敵人飛機一來，大家分散防空襲，敵機一走，就迅速返回原地繼續上課。晚上大家圍著一盞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燈，熱烈討論。盡管如此困難，但大家勤學苦練的勁頭越來越大。
經過數月的緊張而艱苦的學習，我們順利地完成了學習任務。1941年夏，晨鐘和王生等18名隊員奉命返回新四軍三師政治部。
當我們背起背包和隊長、指導員，少年隊戰友們握手告別時，一個個都難分難舍。但戰友們的心是永遠在一起的，領導和老師們對我們的教誨，我們會銘刻在心，終生難忘！在魯藝這個革命大家庭度過的激情歲月，將永遠溫暖著我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