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和夫人董慧
南京城頤和路與西康路的交匯處，有一座三層樓的花園洋房。熟悉南京歷史的人會告訴你：這里原是抗戰時期著名的汪公館——大漢奸汪精衛1940年至1944年在南京的住所。
1943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共華中局聯絡（情報）部部長潘漢年誤入“白虎堂”，進入這座公館并與汪精衛短暫交談。由于這次未及“奏請”的“會晤”，后來使這位中共最杰出的情報戰士不幸身陷囹圄。
中國共產黨情報戰線上的傳奇人物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后，潘漢年被周恩來等調到中央保衛部門從事情報工作。從此，這位文化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就成為中共情報戰線上的一位重要領導人。
潘漢年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情報科科長，他出色地掩護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參與營救被捕的共產國際代表牛蘭夫婦掩護了許多共產黨人的活動。1933年，他轉移到贛南中央蘇區工作，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曾奉命代表中共與十九路軍蔡廷鍇、廣東軍閥陳濟棠談判。1935年1月，隨軍長征到達遵義時，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他，奉命只身經香港赴莫斯科，輾轉數萬里，重新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系。
1936年初，潘漢年將《八一宣言》與共產國際的密碼帶到陜北，交給剛結束長征到達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接著，他又奉中央指示，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整頓被破壞的中共地下組織，并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當局秘密談判，為促進第二次合作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發揮了很大作用。
抗日戰爭開始后，潘漢年奉中央指示，擔任日軍占領區的情報工作負責人，經常往來于上海、香港、南京之間，建立了嚴密精干的情報組織與地下電臺，搜集到許多日偽的重要情報，及時報告延安中共中央。
日偽占領上海與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后，但上海的租界仍為英、法控制，成為日偽統治區中的一個“孤島”。潘漢年在這復雜激烈的無形戰線上，堅定沉著，大智大勇，在龍潭虎穴的上海建立了豐功偉績。
例如，他通過擔任偽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的中共情報人員袁殊的關系，派遣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劉人壽到日本特務機關巖井公館任機要秘書，秘密設置電臺；
他派遣進步記者翁從云、葉文津到偽《新中國日報》工作；
他通過與汪偽特工頭目李士群等人談判，利用這些人企圖腳踏兩只船、尋找后路的心理，與他們建立秘密關系，獲得日偽方面的情報；
他派遣中共地下工作者、有女詩人身份的關露（原名胡壽楣）打入汪偽76號特工總部。
抗戰最初幾年，潘漢年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情報就有：關于德軍進攻蘇聯的準確情報，關于日軍是北進還是南進的情報，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日偽軍策劃“掃蕩”蘇北、淮南根據地的情報等等。這些極有價值的情報為中共中央的決策與新四軍的反“掃蕩”斗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重大作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潘漢年的情報工作給予了很高評價。
潘漢年的妻子董慧也是中國共產黨一位堅強的情報人員。董慧1918年出生于香港道亨銀行行長的家庭中。抗戰爆發后，她毅然離開生活條件優越的家庭，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春與潘漢年結婚，同年4月，這一對新婚夫婦奉命到上海日偽占領區工作。董慧以她銀行家父親的家庭背景與眾多的社會上層的關系，有力地掩護與支持了潘漢年的工作。
潘漢年中計 被挾持到南京見汪精衛
再好的獵手也有疏忽與失手的時候！
李士群、胡均鶴等人都曾參加中國共產黨，后叛變加入國民黨和中統組織。抗戰爆發后，又投靠日寇，成為汪偽政府下的特工頭目，李士群還成為“76號”特工總部的最高負責人。從1939年起，他們指揮手下的特務組織，與中統、軍統潛伏在上海、南京的地下組織人員進行了血腥的撕殺。李士群、胡均鶴等人知道跟著日偽沒有前途，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又仇殺很深，再加上汪偽內部派系之爭，便主動派人與中共地下組織聯系，要求與中共建立秘密關系，為自己多留條后路。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與李士群建立并保持了數年的秘密聯系，進行搜集情報與分化瓦解敵人的工作。
1943年初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后，任華中局聯絡部部長。這期間，新四軍軍部獲悉日偽即將對淮南根據地發動大“掃蕩”，形勢嚴峻。而這時潘漢年與李士群的關系卻中斷了。為了了解日偽軍進犯淮南的詳細準確情報，經華中局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批準，潘漢年與何犖等人化裝再次潛入上海，準備找李士群了解詳情。
潘漢年在上海找到李士群的代表胡均鶴，提出要立即見李士群。胡均鶴回答說李回蘇州家中去了（李當時兼任偽江蘇省省長）。潘漢年對是否往蘇州很猶豫，斟酌再三，第二天一早還是由胡均鶴陪同去了蘇州。但到了蘇州李家，卻又撲了個空，李家人回答說李士群有急事去了南京，讓潘漢年到南京找他。潘漢年覺察到李的行動有些不正常，責問胡均鶴：“李士群知道我要來，為何還要去南京呢？”胡均鶴擺出一副一問三不知的姿態。潘漢年進退維谷，為了能迅速獲得日偽軍“掃蕩”的情報，最后還是決定由胡均鶴陪同到了南京。就中共情報工作的常規而言，潘漢年此行應先請示報告。
潘漢年到南京的第二天，終于與李士群會面。但李士群竟提出要引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李的目的是借此向汪精衛表明自己有辦法與中共聯系，以提高身價。而此時的汪精衛風聞偽政府的另一個大頭目周佛海已秘密與重慶國民政府聯系，因而也想私下與中共方面談判，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
潘漢年對此突發事態毫無思想準備，又無法向上級請示。他想回絕，但又想到這樣做的嚴重后果，李士群會因預謀失敗而惱羞成怒，自己的安危事小，但會從此中斷與李士群的聯系，再無法獲得日偽情報，特別是當前新四軍急需的日偽軍即將“掃蕩”淮南的情報。潘漢年想到情報工作的特殊性與汪精衛的處境，覺得只要自己堅持原則，不妨冒險與汪精衛一談。他最終決定與李士群同往汪公館。
當天下午，潘漢年由胡均鶴而不是李士群陪同，乘車前往南京城西頤和路，潘漢年被引入汪公館的客廳。汪精衛與潘漢年握手后，便坐下談話。汪說：“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后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么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潘漢年回答說：“共產黨是不會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達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參加你們的議會的。”
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救中國。……你回去聯絡一下，以后的聯系仍找李士群。”潘漢年最后對汪說：“新四軍的發展是肯定的。如果將來你感到與日本人的合作有困難，要另找出路時，新四軍不會對你過不去的，會給你一個轉身的余地。”
潘漢年與汪精衛的會見與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潘漢年的南京之行顯然違反了中共情報工作的常規，但也只是在非正常情況下的特殊舉措。潘是在特殊情況下被李士群挾持去見汪精衛的，他無法請示上級，而且他與汪精衛的會見談話沒有實質性的東西，以后也并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后，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這種工作失誤，在艱難萬分、瞬息萬變的情報工作中，又有誰能完全避免呢？
可是，潘漢年的這次南京之行，卻成為他十年以后陷入冤案的發端。
幾次失去向上級匯報南京之行的機會
潘漢年從南京回到淮南根據地后，先將日偽軍“掃蕩”的情報向新四軍軍部作了報告。他本打算將去南京會見汪精衛的情報報告軍部。但這時饒漱石正策動圍攻打擊陳毅的活動，軍部氣氛很緊張。與陳毅私交很好的潘漢年擔心饒漱石借機整他，因而將去南京見汪精衛的情況有意隱去了，他準備以后將南京之行情況直接報告延安。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軍特務機關毒死。潘漢年與李士群的情報工作關系隨之結束。
1945年1月29日，潘漢年到達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在此期間，他幾次想向中央報告南京之行見汪精衛的情況，卻都未成功。因為在這之前，重慶國民政府當局已獲知了汪精衛在南京秘密會見中共某代表的情報，并借此大造輿論攻擊中共。而延安中共中央對潘漢年南京之行毫不知情，遂說國民黨是在造謠，并幾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報界鄭重辟謠。這種情況使潘漢年十分被動，更感到自己南京之行后果的嚴重性。有一次他跑到毛澤東住處想傾吐心曲，如實匯報南京之行的詳情。毛對潘說：“對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對你是信任的。外面的那些謠傳，我們不會相信，你也不用害怕。”面對毛澤東的這番話語與這種態度，潘漢年未能擺脫掉的知識分子的虛榮心、愛面子思想與僥幸心理，將要說的話又咽了回去。
194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由毛澤東簽發，由劉少奇、康生署名，專門給華中局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發了一封電報，再次申明對潘漢年工作的高度信任：“……潘由滬撤至華中時，華中局決定派遣他到南京與李（士群）第二次會面，此事你們都曉得。至于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并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懷疑之處……”這樣，潘漢年就更感到難以啟齒了。
潘漢年在延安住了幾個月，在參加完中共“七大”后才離開延安。在這期間，他終于沒有向中共中央匯報南京之行的情況。
冤案形成 英雄蒙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潘漢年繼續在上海、香港等地領導情報工作，并繼續為中共作出許多重要的貢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漢年隨解放軍進入上海，先后擔負上海市的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常務副市長，成為陳毅市長最重要的助手，在工作中作出許多成績，贏得各界人士的贊譽。
但潘漢年始終背著“南京之行”的那塊心病，而且隨著中共黨內斗爭的日益加劇與政治氣氛的日趨緊張，潘漢年越來越感到“南京之行”問題的嚴重性。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潘漢年作為上海市代表團副團長出席了會議。上海市代表團的團長是陳毅。就在這次會議上，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許多與高崗、饒漱石有牽聯的高級干部，都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并檢查交代自己的問題。會議最后，毛澤東發表了講話，說：“高級干部本人歷史上如有什么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后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書面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里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緊張、激烈的斗爭氣氛與毛澤東嚴厲的講話，給潘漢年很大的震動。他終于下定決心向黨中央交心，全部講清他在1943年3月被挾持去南京見汪精衛的情況。
1955年4月1日，即在全國黨代表會議閉幕后的第一天，潘漢年找到陳毅，當面向他詳細報告了他在1943年春奉命去上海執行任務時，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了南京見汪精衛的經過情形，并說明了他后來長期未向組織報告此事的原因與自己的責任。他將自己寫的匯報與檢查材料托陳毅轉呈黨中央與毛澤東。
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陳毅親自來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了潘漢年講過的情況，并將潘漢年寫的材料轉呈毛。毛澤東先批示：“此人不可重用。”但幾小時后，毛澤東作出決定：立即逮捕潘漢年。
從此，潘漢年就開始了漫長的牢獄生活。1955年5月19日，潘漢年的妻子與戰友、擔任上海市委統戰部秘書科科長的董慧在上海被捕。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作出終審判決，正式認定潘漢年的“三大罪行”:一是潘在1936年國共談判中“秘密投降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的特務”，然后“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內奸活動”；二是潘“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充當了日本特務，并與大漢奸汪精衛進行勾結”；三是潘“在上海解放后，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給盤踞在臺灣的敵人情報”，“致使敵機在1950年春天對上海進行了連續轟炸”。根據以上罪行，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很明顯，最高人民法院認定潘漢年的“三大罪行”，都是站不住腳的、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不實之詞。但是，在極“左”路線迅速發展走向高潮之時，潘漢年作為由最高領袖“欽定”的“反革命、內奸”，豈不是鐵案如山！潘漢年自是不能作一點辯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風驟起，作為重“罪”在身又太多地了解中共內部許多機密歷史的潘漢年，更是在劫難逃。在1967年到1968年約一年時間中，竟對潘漢年連續審訊達數百次，卻始終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1972年，潘漢年被有關當局宣布改判無期徒刑。1975年5月，潘與妻子董慧被遣送去湖南監獄所管轄的茶陵縣米江茶場勞動改造，于1977年4月24日病故，享年71歲。1979年2月24日，董慧也在茶場醫院中去世，終年61歲。
潘漢年與董慧沒有子女。他們死時身邊沒有一位親人。
春雷震響 冤案昭雪
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的指導下，平反了一批歷史冤案。潘漢年的弟弟潘錫年、侄兒潘可西也先后上書中紀委，要求復查潘漢年案。擔任中紀委書記的陳云曾是潘漢年的老書記和老戰友，他對潘漢年案更是十分重視。他親自查閱了潘案材料，指示對此案全面復查。
中共中央在經過認真、細致的復查后，于1982年8月23日正式發出《關于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并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
中央通知對潘漢年的一生作了很高評價，認為：“潘漢年同志是我黨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重要領導職務，對黨和人民事業有過許多重要貢獻……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為人民的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這同時，潘漢年的妻子與戰友董慧，以及因“潘案”受牽連的許多戰友與部屬，如惲逸群、劉人壽、汪錦元、陸久之等人也都獲平反昭雪。
這時，距潘漢年蒙冤已28年，距他去世已經5年了。
潘漢年冤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悲劇，也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應當為后人深深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