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我父親韓述之（又名張鋼）誕辰100周年，辭世10周年。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
我父親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縣新倉鎮一個破落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個讀書人，清末考秀才不中，經商又失敗，家境逐漸衰落。幸賴祖母勤儉持家，勤于紡織，終于供養我父親讀完了大學，他1933年畢業于上海法學院。當時沈鈞儒是上海法學院教務長；史良、沙千里等人是我父親的校友。父親畢業后，在上海給人家當了一年的家庭教師。第二年，經老師周新民（中共地下黨員、后來民盟的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秘書長）推薦，以優異成績被錄入上海高等法院，開始從事司法工作。
從上海走向抗日根據地
那時抗日救亡運動日盛，而國民黨消極抗日，壓制救亡運動，加緊“圍剿”陜北紅軍。在上海，社會矛盾極其尖銳。“昨夜一場大雪，今朝八百童尸”。父親作為地檢處工作人員，經常到驗尸所視察，目睹許多大案要案的死者和凍死、餓死的受難群眾，激起他的正義感和革命意識。他一邊在地檢處工作，一邊參加中共領導的救亡運動，并主辦《學習》半月刊，寫文章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和罪惡。1940年他經顧準介紹，參加了共產黨。
在舊上海，有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租界）和法租界，但租界內的司法名義上是中國人管。所以1937年抗戰爆發，上海淪陷，日本人卻進不了租界。我父親仍可以在上海法院供職。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原國民黨的法院內遷。我父親經黨安排，于1942年8月進入新四軍蘇北根據地鹽城。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是籌辦江淮大學，任命他為籌備處秘書長。后來組織上要調一批干部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我父親的要求被批準了。他就和從上海來的梅益、潘文靜、王偉業、劉啟林等人于1943年初隨新四軍二師的干部隊，從二師師部駐地大柳郢出發，向延安進發了。他們經過魯南到冀魯豫根據地，過敵占區抵太行山，到達延安已經是1944年春天了。
后來我問父親：“你到延安，路上走了一年多，感觸最深的是什么？”他說：“有幾件事終身難忘。一個是經過魯南。魯南是一個貧瘠的山區，可耕地很少，加上日寇的掠奪和自然災害，農民生活艱苦，榆樹葉子拌著粗糧吃。我們吃的都是發了霉的紅薯粉做的窩窩頭，這還是區公署照顧我們的。第二件是鐵道游擊隊的護送。鐵道游擊隊活躍在津浦路兩側：炸火車，截軍火，奪棉衣，屢建奇功，打得日寇心驚肉跳。他們還負擔起護送干部過路的任務。一個黑呼呼的晚上，他們領著我們過鐵路，靠近津浦線時，敵人裝甲車上探照燈向鐵路兩側來回照射，我們緊貼地皮隱蔽。待裝甲車開過，我們就靠近鐵路東側敵人挖的兩人深、三米寬的深溝，用繩子把人放下溝底，在另一側再把人拉上來。一部分人隨后掩護，一部分人率領我們飛跑。此情此景，記憶猶新。”
從晉南走向延安
父親在晉南一住三個月，住在農民家里。適逢農歷春節，我父親小組五人分到一只羊。父親在上海開過小餐館，會燒菜，就由他動手殺羊、剝皮、燒煮。由于長期不知肉味，他們五人把一只羊吃得精光，把肚子撐得幾乎病倒。三個月后，他們接到通知：向西北移動，準備過同蒲線，有部隊護送。有一天傍晚出發，走不多久下起了鵝毛大雪。在攀登一座高山時，氣溫急劇下降，雪花粘在眼睫毛上，好像長著白眉毛。當爬到兩山之間風口時，氣都喘不過來。后來才知道，這是太岳主峰之一的綿山，海拔1500米。天色越發昏暗，隊伍必須在天黑之前找到村莊，否則可能凍死在山上。大家順著陡峭的山壁，攀著灌木像猴子般地滑下去。下行幾百米，終于找到山路，遠遠望到一個山村升起炊煙。他們在這只有七戶人家的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同附近部隊聯系上了。這些事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向我講的。
他們到達延安已是1944年4月，我父親和王偉業、潘文錚、劉啟林四人到中央組織部報到。父親被分配在中央黨校二部，參加了整風學習。當時正值黨中央準備召開“七大”，全國各地代表云集延安。根據地的第一把手，經常到黨校給他們講課。“七大”召開后，黨校就學習“七大”文件。特別是1945年8月13日，父親還聆聽了毛主席作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報告。父親還參加了延安大生產運動。
重新潛回上海
抗戰勝利后，黨中央根據戰略需要，從延安派遣大批干部到東北三省去。父親也準備去東北。剛巧時任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的劉曉同志正在延安參加“七大”，劉曉向黨中央建議：這些來自上海的干部還是回到上海對革命工作有利,得到中央批準。于是在劉曉率領下，他和一批上海同志潛返上海。黨指示我父親：法院是國民黨統治的要害部門，你們要利用原有的工作條件和社會關系，再打進司法機關，隱蔽革命力量，和敵人斗爭。父親服從組織決定，放棄原想改行的打算。1946年1月，恰逢農歷大年夜，回到上海，與留在上海的離別三年之久的我母親見面，悲喜交加，可想而知。
根據黨的指示，父親必須找到公開職業。父親找到上海高等法院院長、過去他的老上司郭云觀求職，稱自己從上海淪陷后，就返回安徽大別山的老家，教了數年小學，現在愿再投奔他的門下。郭云觀是知名的學者，為人正直，學有專長，抗戰前即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長。上海淪陷后，拒不附逆，遠遁鄉下。抗戰勝利后，復任原職。對我父親的求職非常高興，當即任命他為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后來還兼任書記官長（相當于辦公室主任）。父親利用這一合法身份，對舊上海的司法機關進行廣泛的了解，掌握了不少機密。并根據黨的積蓄力量、隱蔽斗爭的指示，努力為黨工作。1948年，同濟大學遭到反動當局鎮壓，釀成血案。學生被捕多人，有些經偽法院判刑。父親通過關系，千方百計保護學生，使這些學生無罪釋放。1949年春，上海地下黨成立市政接管委員會，父親為召集人之一，負責整理偽市府所屬機關的材料，為接管上海做好充分準備。
在人民司法崗位上的歲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兩個月后我父親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黨組成員。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并兼任上海市軍管會軍法處長。1955年7月被任命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黨組成員。他在擔任上海市人民法院領導工作期間，堅持貫徹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忠于事實，積極組織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運動、司法改革運動。他關心審判質量的提高和便民訴訟的程序，追求依法治國的目標；力主審判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反對抹煞歷史和大呼隆的辦案作風。1957年卻受到批判。1958年整風反右補課時，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處理。直到1978年右派錯劃得到改正，重返司法崗位。組織上任命他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直至五年后離休。離休后在身患癌癥，視力下降的情況下，仍堅持寫作，并主編出版了《司法日用手冊》，還整理他自己辦過的重大典型案例若干篇，1997年結集成為《審判實踐與執法思維》一書，出版后成為法官學習參考材料。
父親1999年6月11日在上海逝世。經上海市委批準，他的骨灰盒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陵園（龍華公園）第五廳。
親愛的父親，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