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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東縱隊電訓班
作者:竺明程 責任編輯:姚云炤 來源:《鐵軍》 日期:2014-10-22 瀏覽次數:8016
我的家鄉在浙江四明山區。村中有一條清溪環繞我家住的小山村。1944年金秋的一天,新四軍三五支隊的一支小分隊勇敢出擊,解決了騷擾四鄉的頑軍王良桂部的一個哨所。
我的家鄉在浙江四明山區。村中有一條清溪環繞我家住的小山村。1944年金秋的一天,新四軍三五支隊的一支小分隊勇敢出擊,解決了騷擾四鄉的頑軍王良桂部的一個哨所。
戰斗結束后,小分隊進駐我們山村,住我家的是一位姓楊的參謀。等他空下來時,我就向他打聽我上農校時的劉澤老師。一年前,也就是1943年的深秋,當時我還只有15歲,在觀頂寺鄞西農校讀書。浙東第二次反頑自衛戰時,三五支隊與國民黨頑固派在東西兩岙打了一仗后,有好多傷員被安排住在我們校內。劉老師帶著我們成天忙著給傷員端水、喂飯。
學期結束前,劉澤老師要調到三五支隊去工作了。他離校前,我把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暗暗地告訴他,請他幫助尋找我父親竺清旦的下落。我父親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老黨員,曾在鄞東、鄞西、三北地區領導過浙東農民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他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黨就派他到蘇聯去學習。初期還寄信來家,之后就斷絕了音訊。臨行前劉老師滿口答應,可是一晃一年過去了,不知劉老師幫我打聽的情況如何?楊參謀對我說:“太巧了,劉澤同志這次也來了。”他很快派人把劉澤同志請來。分別一年的師生重又相見,倍感親切。劉老師告訴我說,父親當年是去蘇聯學習的,回國后很可能留在延安工作,或者去東北搞地下工作了,像他這樣大革命時期老黨員的下落,或許只有黨中央知道。他看到我失望的神情,又趕緊安慰我說,今后如果有機會拍一個電報到延安,問問黨中央組織部,可能會得到你父親的確切消息。我當時總往好的方面想,心想也許是父親把名字改了,他的字、號和化名一大堆,誰能弄得清呢?我住在偏僻的山村,消息閉塞,只有自己參加革命,或許才有希望找到父親。
新四軍在奉(化)西地區打開局面,建立了抗日民主區政府,區長周天祥少年時曾受到我父親的教導和影響,在他的關懷下,我曾翻山越嶺去參加過優屬會。這次他和區委書記周思義又介紹我到四明山根據地中心去學習報務技術,我興奮得幾個晚上都沒有睡好覺。
從小到大,我與娘相依為命,從未離開過山村這個小天地,現在要遠走高飛了,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臨走那天,我娘歡歡喜喜送我到村頭,并一再囑咐我要用功學習,有空時寫封家信回來。我眼含淚花不斷地點頭。
從奉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到浙東縱隊駐地梁弄有一百幾十里路程。在家時我上山拔筍、打柴是個好勞力,羊腸小道是走慣的,我緊跟著通信員,兩腳輕快地走著,越過一道道山岡,第二天下午一到梁弄,我就去找縱隊司令部。接待我的同志看了介紹信,讓我到橫坎頭電訓班去找中隊長錢剛。半路上碰到錢剛,他為難地說:“電訓班開學快一個月了,你現在來怎么能跟得上?”聽他這一說,真像一盆冷水從頭潑到腳,難過得快要掉眼淚了。他看著滿面愁容的我,考慮好久才說,既然來了那就到電訓班去試試看吧,如果實在跟不上學習進度,那我也沒有辦法。
到了電訓班,指導員劉崧接待了我,填表時我把原來的名字“竺前程”改為竺明程,表達自己開始走上了前程光明的人生之路,并暗下決心千難萬難也要跟上學習課程,掌握好為革命服務的真本領。
填完履歷表,我天真地向大家說出了我內心的秘密:我一旦學會了無線電報務,就要打一個電報到延安找父親。誰知這句話竟引來教員和同學們的哈哈大笑。
由于耽誤課程較多,我決心拼命趕上去。當晚就學背電碼,簡單的26個英文字碼,要熟練地記住它的電碼符號,英語通報縮語,不是一學就會的,非下苦功夫不可。從清晨到深夜,白天出聲念,睡下默默背,有時夢里還在“用功”。記熟電碼之后開始練抄收字碼。班主任楊晉等老師擠時間給我開“小灶”,不厭其煩地“單個教練”,使我很快跟上了學習進度,到這時我心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電訓班原定半年結業,因部隊急需報務人員,領導上要我們縮短學習時間,早日走上戰斗崗位。之后每天上課的時間增加到10個小時以上。每當雄壯的軍號聲迎來一天黎明時,電訓班的學員們像百米沖刺,奔向附近溪水邊去漱洗,兩小時早課后再開早飯。上午和下午各4小時課,晚飯后略微休息、或集體游戲之后,又有兩小時自習課。課程內容基本參照正規電訓教材。其中,抄收電碼列為重點課,要求學員兩個月內就要從分速抄收10多個電碼提高到120多個以上,這是其他電訓班所罕見的。
我為了跟上教學進度,要比其他同學付出更大的氣力。我參軍前曾得過一場傷寒,瘦得皮包骨頭,體質一度很衰弱。參軍后,在敵后的艱苦環境,疥瘡又反復發作,又疼又癢,屁股無法接觸板凳,一碰瘡面就鉆心地痛。但抄報課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坐姿端正,動作協調。我開始急得團團轉,后來在房東家偶然看見一只剩一圈邊框的破圓凳,我就用它來坐著抄報。可是臀部久陷在破凳邊框內,時間稍久,著力的部位就被壓出一圈深紅色的血痕來。
電訓班唯一的報務教員叫朱良,收發報都由他一人教學,他像辛勤的園丁,非常認真負責。他在我們女生組桌上發報,讓我們當場抄收電碼,抄一段要校對一段,全部抄對了,他才滿意地說聲OK。后期發報課,同樣要求極嚴,他經常檢查我們發報姿勢,要求我們點劃干脆、勻稱、清楚,“調子”要好聽,拍發的電碼信號具有音樂歌曲的魅力,最后達到像行云流水一樣的“流水調”,聽起來明麗流暢,富有韻味。經過刻苦練習,最后我終于掌握了“流水調”的要領。
電訓班政治教育也是豐富多彩的。政治課主要內容有政治常識和形勢教育,以及政策紀律等。指導員劉崧上的政治課,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使我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政治覺悟,增強了我對做一個紅色報務員的光榮感和責任感。
處在敵后環境,不僅學習任務十分緊張,物質生活也是艱苦的。每天早飯喝薄粥,不到中午大家已饑腸轆轆。像我這樣一個瘦小的姑娘,早餐可以喝上五六碗粥。1945年春天,我們響應延安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開展生產,種了許多蔬菜,還養豬養鵝,伙食才有了明顯改善。上山打柴也是一項生產內容,這是我的拿手好戲,女生組數我最有經驗,砍柴、捆柴、裝擔都像模像樣,當我挑著幾十斤重一擔柴,回到電訓班時同學們嘻嘻哈哈地竟叫我“砍柴佬”。
經過艱苦緊張的訓練,在日寇投降前一個多月,我們電訓班23名男女學員,勝利地完成了學習任務。我被分配到司令部電臺見習。作為一名報務工作的新兵,在毛主席發出《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號召下,為收復浙東廣大城鎮的戰斗而興奮地忙碌著,日以繼夜地在報務房值班。
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北撤途中,我調入戰斗報社新聞臺,不久作為正式報務員,可以單獨值班了。從此作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和紅色電波的戰斗員,轉戰南北,歷經了整個解放戰爭和兩年多的抗美援朝戰爭,譜寫了一首又一首動人的“流水調”。